95岁姚力：难忘保卫周总理的经历

离休在家的姚力老先生今年已经95岁高龄了，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回忆起过去的经历依然真真切切，就像发生在昨天，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保卫甩总理的两次经历让他至今难忘。近日，在姚老先生的女儿姚晓坚女士的帮助下，记者采访了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老先生。

早在1938年，姚力就在江苏老家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又加入新四军做了团政治部主任，不但参加了抗战时期车桥战役、天目山三次战役等著名的战斗，而且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105师的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渡江战役，亲眼见证了解放南京的整个过程。

1949年杭州解放，姚力先后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杭州市副市长。1952年，他调任国务院（当时还叫政务院）警卫处处长，一年后调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任综合组组长。五年后再次调动工作去了上海，从此走上了教育战线，先后担任过上海政法大学党委书记、上海高等教育局局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全家去了黑龙江插队落户当了农民。1973年，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周总理亲自点将，调姚力到北京，任命为教育部负责人之一，重新回到教育工作岗位。后来又回到杭州市，担任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

姚老一生经历丰富，但至今回忆起来，最让他难忘的还是解放后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特别是跟随周总理两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在当时敌对势力猖獗，国际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保卫周恩来总理安全的经历。

被周总理看中派往瑞士打前站，只因他曾在大城市生活过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两次重大的外交活动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的，而这两次姚力都参与了，那就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即将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重大国际会议，亮相世界舞台。就在此时，姚力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作为总理办公室派出的先遣人员前往瑞士，为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做前期准备。

其时，姚力调到周总理办公室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周总理对姚力也不是十分了解。姚力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找他简单谈了一次。总理问他：是在E海读的书吗？姚力说是的，自己初中三年级是在上海读的，假期的时候，自己在店里当学徒，所以对于大城市的生活还是比较了解的。另外那时姚力有两个表哥在上海做地下党一个当司机，一个做邮差。周总理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当即表示姚力去打前站还是可以胜任的。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要的大型国际会议，姚力说，中国是以战后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时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外交部三位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作为先遣人员，姚力、外交部礼宾司韩叙处长和一位副官的爱人一共三个人，在1954年3月底就先期抵达了日内瓦，他们要赶在中国代表团抵达之前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姚力第一次出国，尽管行前对于瑞士做了初步了解，但是到了以后，发现这里和国内还是有很多差别，这些不同之处让他感到意外和新鲜。比如说这里做事情分工比较清晰、效率很高，但他也发现，当地对中国的了解很有限，新中国的国旗是什么样子的都不知道。姚力到了日内瓦以后，告诉对方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对方这才赶快去定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就是在国外花费也要格外节省。除了周总理和几位领导外，170多人的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工作人员和记者，全部安排住宾馆饭店。当时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瞧不起，认为中国穷、落后，中国人不讲卫生，所以日内瓦有很多宾馆饭店一直不愿意接待中国人。姚力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后，找到这些宾馆，告诉他们不要用旧的眼光看待新中国，我们新中国来的人可以讲究卫生，不会欠他们钱。终于做通了工作，消除了让中国代表团人员入住这些宾馆的阻力。

为了寻找一处合适的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驻地，姚力他们也费尽了心思，最终找到了一处满意的别墅。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些房子里面，对方已经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所有的电话机都是当地的人来安装的。姚力他们请苏联老大哥帮忙，用探测器一查，发现所有的电话机里面都有窃听器！这就是说，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将被监听监视。发现窃听器后，姚力他们很快准备了不少电话机，为了不惊动当地，在会议开始之前，姚力他们用的还是那些有窃听器的电话机，等到会议开始，真正要用电话的时候，姚力他们便一下子全部换成自己的电话机。尽管如此，为了防止窃听，周总理在找人进行一些重要谈话的时候，还是到房子外面的花园里进行。

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周总理的安全请日内瓦警卫部队派来了一个连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后，来到了日内瓦市郊莱蒙湖附近的花园别墅。这里环境优雅，适合代表团集中精力去工作。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姚力放心不下，那就是驻地的安全问题。

他说，由于别墅是在郊区，附近有一片小森林，比较难警卫，明显感觉警卫力量不够。在我们要求下，日内瓦的警卫部队派来一个连，驻扎在别墅周围，加强了警戒，我们又在别墅里空置的房间里增添了被褥，尽可能多安排一些中国代表团成员入住，一是工作方便，二是便于保卫，而其他工作^员和记者则住在市内的宾馆里。

这次会议正逢冷战时期，与中苏对立的美国带领着自己的盟国也到了。日内瓦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要讨论如何解决朝鲜战争留下的问题和印度支那战争。然而朝鲜战争问题—提出，就遇到了来自美国的阻力。在这次会议上，对于中国的所有提议美国统统拒绝。最后冲国发表了一个外交上的礼节性的声明，说这次会谈没有结果，今后我们还是要接着谈的，我们还是希望南北朝鲜能够统一。姚力说，当时美国非常孤立，虽然这次会议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但周恩来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会议让中国看到，西方阵营也并非踟板一块，美国也不可能一手遮天。

日内瓦会议在当年的7月21日结束，虽没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由于周总理的出色表现，中国成为备受瞩目的亮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更加提高了。—些亚非国家因此受到鼓舞，缅甸、印度、印尼等国家觉得应当由亚非国家自己主召导开个会议，不受西方国家的制约，自行讨论解决国际问题。会议地点选在印尼的万隆。主办方也

万隆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召开，会期是7天。对于中国代表团以什么方式前往印尼，姚力说中央也是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决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因为这架飞机比较豪华，以前中国领导人出访也多次租用过。本来，按照预先的计划，周恩来总理是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印尼的，不过，到了4月3日，情况发生了—些变化。姚力回忆说，当时缅甸总理吴努希望能在亚非会议召开之前与周总理举行—次非正式会谈。因此，4月6日，周恩来总理登上了飞往昆明的专机，再换乘汽车前往缅甸。

登机之前，周恩来接到了一份紧急的敌情通报，台湾敌特准备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机场停靠的时候放定时炸弹。但什么时候放当时是不知道的。接到了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之后，中国方面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港英当局。姚力说，当时我们的工作做得是相当周到的，除了中国和港英当局掏通外，中国在香港派驻的外交机构（当时是新华社）连夜跑到机扬，找到负责人，请他们重视这件事情。

中国代表团的保密工作是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他曾特别叮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外发布中国代表团成员名单的消息，应该是在4月13日，绝对不能提前，以免让对手过早地证实，这次亚非会议中方的首席代周恩来。因此，当“克什米尔公主号”腾空飞飞往印尼的时候，绝大多数^并不知道，周恩果总理并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香港当局在接到中国方面有关可能有人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的消息后，还是敞了相应的准备。凡是在飞机上的行李都要进行检查，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不但如此，姚力说，港英当局还派了—个班的兵力警戒在飞机周围，防止特务靠近。再有，连那些来飞机上打扫的清洁工他们也都检查了，什么都投检查出来。

4月11日早上，“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到达北京，中国代表团8名工作人员和3名外国记者登上了这架飞机。12点15分，飞机抵达了香港启德机场，加满燃油之后，稍事休息，这架专机就按时起飞了。当天下午18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行中爆炸起火，11名参加会议的记者和工作人员全部罹难。姚力说，如果不是提前一个月前往印尼去打前站，他一定也在那架失事的飞机上。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后，保卫周恩来的任务更加艰巨

姚力回忆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周总理没有乘坐这架飞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震惊了世界，港英当局受到巨大的压力，开始着手调查并拘捕了多名涉案人员，最终，他们锁定了一个名叫周驹的人，他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是他利用为飞机打扫卫生的时机，把定时炸弹安放在了油箱的下面，不容易看到，所以一般是查不出来的。事发后，周驹已经乘飞机逃往台湾了。由于香港和台湾之间并没有引渡的条约，因此追捕嫌犯的过程也就变得遥遥无期了。

周恩来虽然躲过了这次阴谋，但即将到来的万隆会议也布满阴云。这对于先行到达印尼的姚力来说，压力陡然增大了。

姚力和外交部派出打前站的人成立了先遣组，提前—个月抵达印尼进行准备工作，重要的任务是安排中国代表团的衣食住行和确保代表团的安全。姚力说，先遣组在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时在使馆主持工作的是第一代将军大使黄镇。姚力等人一到印尼，就通过黄镇大使等与印尼高层取得了联系。姚力还到当地的宪兵队、警察局等部门一家一家地去拜访、赠送礼品。由于预先做了工作，当地各部门对于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的安全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此外，“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不但让中国代表团提高了警惕，也让印尼方面在会议安保方面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调来了总统卫队两个营的兵力，把万隆的几个门给守住了。姚力说，特别是开会的第二天，台湾派到印尼的、针对中国代表团的暗杀团—个成员自首了，这个自首的人写信给黄镇大使，说他们组织了—个由28人组成的暗杀团，这些人都到美国大使馆领了无声手枪，还针对暗杀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级别制定了相应的奖励规定。比如说打死—个团员给多少钱，如果打死了周恩来，奖励翻番。

其实，在姚力到达印尼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有这样一个针对中国代表团的暗杀组织的存在了，根据掌握的情报，暗杀团是台湾方面组织的，他们得到了印尼国内反对派的支持，但对于这个暗杀组织的具体情况却了解得不多。当看到暗杀团成员的自首信后，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姚力再次和印尼军方、警方取得联系，请他们再加强保护的力度。印尼当局加派了8名宪兵、8名警察和3名便衣，对周总理的驻地进行警卫，还派来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总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事实证明，这样做还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与此同时，姚力说，在代表团内部，也形成了人人保护总理的气氛。代表团副团长陈毅说，我也是警卫员，总理的安全保卫工作我也参加。代表团其他成员更是提高了警惕，保卫总理人人有责，这样一来对周总理的保卫工作就更加严密了。

当地的华侨自发组织起来保护中国代表团

姚力说，万隆会议期间在安全上没有出现什么纰漏，除了代表团自己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之外，当地华侨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

他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华侨青年和一个本国的大学生，三个青年人经常在周总理开会来回经过的路上巡逻。有一次他们发现有一个印尼人“鬼鬼祟祟”的，他们怀疑这个人是个坏人，于是这三个年轻人一合计，就把这个印尼人抓起来，送到了警察局。结果警察一看，被抓的人是个便衣警察。尽管这样，警察局还是表扬了这三个青年人。

除了华侨以外，中国代表团为了自身的安全、特别是周恩来的安全，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比如，华侨中一个姓杨的是旧中国著名帮会洪门的一员，也是当地洪帮的首领，他的妹妹是万隆警察局长的老婆，他本人帮助警察局破获过很多案子。这个时候，这位姓杨的华侨也组织了一个护卫小队，大约七八个人，领了几杆枪。所以，会议期间，除了印尼军警在周恩来的驻地周围保持巡逻外，还有这支洪帮队伍也轮流在这里巡逻，使得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保卫更加严密了。

姚力说，中国代表团人数众多，食宿都是由中国大使馆负责，其中食品安全是头等大事，不能有丝毫大意。特别是买菜这个环节，是由当地华侨组织的志愿队来完成的，这些志愿队成员有的是医生，有的是企业老板，以及他们的家人，大家分工合作，把菜单分散了，分头去买，然后再集中送到大使馆。姚力等人对于华侨们送来的蔬菜虽然也会进行检查，但总体来说还是很相信他们的。

保证食品安全不出问题非常重要，周恩来的出行安全也丝毫马虎不得。姚力说，印尼方面为了筹备这次会议，专门从美国买了一批汽车，但这些车品质一般。中国方面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特地从国内调了一辆安全性比较高的小轿车，钢板、玻璃都很厚，一般的手枪子弹是打不进去的。在中国代表团抵达时，这辆车已经运到万隆了。但是这件事当时周总理并不知道，在听了姚力关于乘坐国内运来的车的汇报之后，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换车，还批评了姚力等人。周总理说，你们想的只是—辆汽车的问题，你们没有想到我们和印尼人民的友好平等问题，我们同他们是平等关系，人家对我们这么客气，这么友好，给了一辆汽车，我们僦应该按照人家的规定做，从国内运来的那辆车请陈毅同志坐。于是决定，周总理乘坐当地提供的车打头，陈毅乘坐从国内运来的车紧随其后，如虐到紧急情况，第二辆车冲到前面进行保护。

现在姚力回忆说，其实很多国家的代表团出于安全考虑更换了车辆，由于周总理的坚持，开会的这一天，当周总理乘坐的当地政府提供的汽车出现的时候，在欢迎的人群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姚力说，印尼当地的老百姓看了很高兴，他们认为中国的总理尊重他们，华侨们也觉得脸上有光，为有这样总理感到自豪。

第—次亚非会议的主会场设在万隆独立大厦，4月18日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期间，代表团各方面的睁潞工作部由姚力亲自来负责，所以开会期间他大多数时间都是留在代表团的驻地，不过周恩来在大会上那次著名的演讲他并没有错过，目睹了甩总理精彩的发言。姚力说，那次万隆会议上，既有对中国十分友好的国家，也有个别对中国有敌意甚至攻击中国的国家代表的发言，他们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和中国，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扰乱世界和平的三股势力。周总理的演讲并没有猛烈回击这几个国家代表发言中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他走上台去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总理短短的18分钟演讲吸引了到会的各国代表，使亚非会议绕过了暗礁，又回到了“求同存异”的航道上，也为中国赢得了尊重。

离休后不忘娱乐一把，高兴了还能弹上一曲

姚力说，回首自己的过去，庆幸自己在战争年代跟随过粟裕大将，解放后又到周总理身边工作过，这对自己的—生至关重要，终生难忘。

离休以后的姚力和老伴李英有更多的时间外出走访亲朋好友和观光祖国的大好河山。遗憾的是，去年6月，相伴六十余载的革命战友、终身伴侣李英不幸过世。

如今，居住在杭州市西湖区的姚力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据他的女儿姚晓坚向记者介绍，老人家现在除了有些耳背，思维仍然敏捷。

姚晓坚向记者讲述了关于姚力晚年生活一个趣事。

有一天吃过早饭，姚力在屋里转了两圈，居然坐到了琴凳上，打开钢琴盖，开始敲打琴键，五、六分钟过去了，姚力还在敲打着琴，姚晓坚和她大哥都在说，这是典型的返老还童，不会弹，玩出动静也开心。

突然，姚力回头问姚晓坚：“琴的声音怎么不对了，为什么这么小的声音？”我走过去一检查，发现问题不是出在琴上，是他自己没戴助听器。于是姚力起身回房间里拿来助听器，装备完毕，又一本正经地在钢琴前坐好，这回不那么使劲敲打琴键了。

因为这天是星期六，不用上班，大家都在家，该干吗干吗，没有人再去注意老爷子，就让老小孩一个人玩吧。不—会，本来还是凌乱的音符，经姚力的手渐渐被有规律地组合到—起，再渐渐地能听出调调来了。几个儿女们不约而同地凑过去，不敢相信才过去几分钟，老爷子就能弹出曲子来！虽然只是用一只手，但也足以让大家刮目相看。只见姚力抬头略加思索，干脆—边弹一边唱起了八路军军歌。琴声伴着歌声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全都乐开了花，拿起相机一通地按快门。姚力根本不受儿女们的干扰，就像—位经常登台演出的老演员，完全沉浸在他自己创造的音乐世界里。姚晓坚忍不住打断了她老爸的即兴表演，问他什么时候偷偷学的钢琴。姚力停下手来一脸正经地说：“上中学的时候，跟老师学的，那时候没有钢琴，用的是风琴，第一支曲子弹的是《胡桃夹子》。”姚晓坚对记者说，在我们大加赞赏和极力推崇下，老爸终于又弹了一首《梅花三弄》。效果还真不错呢。

家中失窃。自制报警器显出“老保卫”英雄本色

姚晓坚还对记者讲了这样一段趣事。

那天清晨5点多钟，两个小偷翻墙而入，撬开阳光屋的窗户溜进室内，进入用窗帘布隔开的姚力的卧室里，悄悄把衣服裤子抱回到阳光屋，这时另一个小偷找到工具撬开另一房门，通过走廊进入了姚晓坚母亲的卧室，恰好被老母亲和同住一屋的侄女发现。“抓小偷！”惊叫声没有惊着耳背的姚力，但是吓跑了小偷，两个小偷原路返回，跳墙逃跑了。之后，警察来了，一通忙碌，笔录、照相、留手印。

姚力庆幸自己放在衣袋里的二十几元钱没有被小偷拿走，姚晓坚庆幸人没受到伤害。不久姚晓坚注意到他手里正摆弄着—个旧门铃，一问才知道他在自制报警器。又一天过去了，姚晓坚陪老母亲正在隔壁屋看电视剧，突然有人来报，“老爷爷站到椅子上去了！”原来警报器进入了安装程序，姚力非要亲自动手，谁帮忙也不行。不管怎么说，经姚力之手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报警器成功了！—头安装在他自己的床头，一头连着窗帘，只要一拉动窗帘，报警器就会发出悦耳的铃声。不管小偷还会不会来，这个报警器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凭姚力的这种执着，我们不难看出—位“老保卫”的专业索养和英雄本色。

姚晓坚告诉记者，现在姚力尽管已经95岁高龄了，但仍喜欢接受新鲜事物，不但学会了上网，还学会与不在身边的子女们视频聊天。姚晓坚说，父亲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这是让她和姐姐哥哥们感到最开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