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研究

宋维佳

(东北财经大学投资工程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 言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广泛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Kang和Lee［1］分析了韩国企业在我国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冯涛等［2］运用空间统计学理论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特征及影响因素。Chen［3］分析了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朱平芳等［4］从地方分权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田素华和杨烨超［5］基于198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区位变动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时期和分地区的考察。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大都把工资水平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重要因素进行考察，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异。

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发展历程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特征。在加入WTO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时期，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在行业和区域分布上都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伴随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6］，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廉价劳动力优势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消逝。然而，相关数据表明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且行业和区域分布也日趋合理。

显然，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着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对于不同行业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进行投资布局的决定因素也必然有所不同。正确理解这种演变规律，对于各地区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关于新时期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影响的研究，对应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转变的挑战，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本文基于2002—2011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我国加入WTO以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特征。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为各地区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二、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

目前关于地区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部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影响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大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劳动力供求和技术及工资溢出效应有效促进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关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传统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东道国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优势。通常认为为了节约成本，外商直接投资会偏向于选择工资成本更低的地区。但实证研究却得出了并不一致的结论，如Wang和Swain［7］以及Cheng和Kwan［8］的研究得出工资成本与各国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而Chan和Mason［9］的研究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也有学者研究表明，工资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动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关于中国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区位变动资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Na和Lightfoot［10］、Kang和Lee以及田素华和杨烨超［5］的研究发现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负相关。黄肖琦和柴敏［11］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陈平和欧燕［12］研究发现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随时间、地区和行业特征的差异会有所不同。赵祥［13］运用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朱平芳等以及冯伟等［14］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现有研究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产生这样显著不同的结论也并不足为奇。一方面，通常工资与劳动力素质和效率成正比，外商直接投资向高工资地区流动是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合理反应。随着知识在生产过程中重要性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选择拥有更多高素质人才、能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或地区。Lucas［15］认为人力资本 (劳动力素质)差异是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从发达国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Deichmann等［16］通过对转型经济体的研究也认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反映了人力资本的上升，这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高工资水平往往代表着较高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意味着对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的增加。根据投资动机、技术与生产结构，可以将外商直接投资分为出口型和市场型两类。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通常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的廉价的生产要素，而市场型外商直接投资则主要是为了便于开拓东道国市场。高工资水平地区往往是市场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考虑的重点。

对于不同类型和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工资成本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工资水平较高地区一般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一地区的选择看重的更多的可能是其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而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会选择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更为充裕的地区。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数量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试点阶段 (1979—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行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投资总额达250.57亿美元。第二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 (1992—2001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总投资额达3 701.69亿美元，较第一阶段增长了13.77倍。在区域分布方面，除了在东部地区快速集聚外，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开始有所增长。在行业分布方面，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如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制造等。第三阶段为全面推进阶段 (2002年至今)。自加入WTO以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进入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出现了明显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变，高端产业引进外资明显增加。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关的高端服务业投资也快速增加。此外，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加快，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具有突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工资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作用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特征，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

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通常首先选择投资国家，然后再进行具体投资区域选择。在进行具体投资区域选择时的影响因素必然与进行投资国家选择时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基于此，并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概括为集聚、市场、制度和成本等四个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集聚效应是经济活动或相关设施在某一区域的集中所产生的正外部性。除知识溢出和市场联系外，由于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而也会选择更为熟悉的地区进行投资。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确存在重要影响。如冯涛等［2］通过对1987—2005年我国各省区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的考察研究发现，我国省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是导致外商直接投资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原因。曾贤刚［17］运用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区数据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田素华［18］运用1979—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阶段、分地区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特别是在2002—2008年这段期间。

市场因素通常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和市场接近性。市场因素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市场型外商直接投资，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其能否实现盈利的关键。接近消费者或要素市场以便于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减少运输成本是其首要考虑因素。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偏向于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大的地区大多数实证研究也都支持这一结论，如杨海生等［19］基于1994—2006年我国空间面板数据的研究，田素华［18］对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研究等。也有学者研究得出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如朱平芳等运用2003—2008年我国277个地级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

制度因素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不仅包括东道国的语言文化、商业惯例和政治体制等，还包括东道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发展规划及政府战略等。Dunning［20］认为合理的制度会增加一个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关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部分学者还从东道国环境保护政策［17］、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政策等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相对来说，政府行为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它不仅可以反映政府的干预能力和程度，也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对于转轨经济体来说，由于市场机制仍在逐步健全，政府行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尤为重要。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较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仍然非常突出。经济环境的市场化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通常更偏向于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完善、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

降低成本通常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因而必然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除劳动力成本外，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还包括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可以增强地区的集聚效应。Cheng和Kwan［8］以及Kumar［2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进入基础设施更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赵祥［13］的研究发现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曾贤刚［17］的研究也表明基础设施状况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田素华和杨烨超［5］对外商直接投资分时期和分地区的考察并没有得出有关基础设施影响的显著一致的结论。

四、模型设定与估计

根据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受到工资水平变动的影响，还会受到集聚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和成本因素的影响。集聚效应的存在意味着前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会对当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结合面板数据的特征，本文计量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上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FDIit表示i省在第t年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t年度我国所有省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之和的比重。wageit-1为t-1年度i地区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γ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为除工资水平以外影响因素。εit为模型的误差项。

为了考察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主要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gdp)，作为市场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影响的代理变量，反映地区市场增长潜力;人均受教育年限(edu)，反映可观测的地区劳动力素质 (人力资本)，由各地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计算加权所得;政府支出规模 (gov)，作为制度因素的代理变量，为当年预算内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城市人均拥有的铺装道路面积 (road)和单位国土面积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com)，反映地区基础设施状况;产业结构 (str3)，为第三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反映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此外，模型中还加入了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三年作为时间控制变量，来考察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冲击。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我国加入WTO后，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之后的2002—2011年，样本数为300个。所用数据分别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由作者整理计算所得，并且对各组数据分别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对于模型的估计，GMM估计无疑是进行动态面板估计最合适的方法。本文采用了动态面板GMM估计中的一阶系统GMM估计方法 (one-SYSGMM)。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相对于差分GMM，系统GMM方法对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都进行了估计，并分别使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和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充分利用了全部的样本信息，因而估计更为有效。(2)相对于两阶段估计，一阶段估计不会因有限样本而出现标准差向下偏倚和估计量近似渐进分布的不可靠。在模型估计过程中，考虑到控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和弱外生变量问题，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gdp)和产业结构 (str3)确定为模型的内生变量，而将工资水平 (wage)、人均受教育年限 (edu)和政府支出规模 (gov)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为防止工具变量过多产生自由度损失问题，用collapse技术对GMM类工具变量数量进行控制。根据Arellano和Bover以及Blundell和Bond的建议，在模型估计时进行了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同时还对模型进行了是否序列相关的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1)和AR(2)，结果显示各模型在10%显著水平上均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表明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选择是合理的。在对全国数据进行估计时我们还给出了混合OLS估计和固定面板估计的结果作为对照。

表1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2 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估计

五、实证分析

表2列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 (1)—模型 (3)为运用全国数据进行的估计，模型 (4)—模型 (6)分别为对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行的估计。

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工资水平的上升在全国范围内和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相反，工资水平高的地区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与赵祥［13］、朱平芳等［4］以及冯伟等［14］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表明在我国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全面推进阶段之后，一方面，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与前两个阶段已有所不同，从原来以垂直型外商直接投资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水平型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相对于工资水平上升导致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更加看重由工资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工资水平已基本能够反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而外商投资企业通常比内资企业对员工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等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向高工资水平地区聚集的重要原因。

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这反映了在这三大区域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显著的非均衡性。外商直接投资在西部地区对于工资高的地区比中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偏好，在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工资水平较高的重庆、成都、西安和广西等。相对来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也很不均衡，但其差异相对较小。而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较为成熟，一方面，就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来说已不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较早，其聚集了较多的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工资水平上升时，为降低劳动成本进行区域转移成为其最佳选择。这正是在东部地区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的主要原因。

对全国数据以及分地区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上一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和的比重可显著提高本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这与如冯涛等［2］、曾贤刚［17］和田素华［18］的研究结论一致。现阶段集聚效应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在东部地区，集聚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的主要原因。

同样地，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主要因素，这与杨海生等［19］和田素华［18］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也佐证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类型正从成本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分地区来看，经济增长率是中部地区各省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对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结合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偏向于市场增长快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更偏向于劳动力素质高的地区。

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显著负相关，政府支出规模越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小，这与田素华［18］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张军等也认为地方政府会通过增加对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吸引并留住外商直接投资。但我们认为政府支出规模的大小反映了其提供公共服务规模的多少，另外也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而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也正是外商直接投资所不乐见的。

此外，我们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在中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显著负相关，而在其他地区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这与我们所采用的数据为各省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而非就业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有关，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这一指标不能有效反映地区劳动力素质。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东部地区单位国土面积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其他地区并不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本文利用2002—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考察了工资水平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关系。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偏向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这并不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成本高的偏好，而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从而倾向于流入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人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已经由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逐步转向占领我国国内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类型有从垂直型向水平型、成本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的趋势。三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主要因素包括集聚效应、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政府行为等，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不同特征，且存在较大差异。

2.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特征。自加入WTO以后，我国进入了外商直接投资全面推进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我国已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如何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面临着新的挑战。结合本文的具体分析，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大对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投入，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比重。二是重视内需培养，不断扩大内需，强化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三是根据具体地区和行业特征制定针对性的政策，从而打破外商直接投资现有的路径依赖。东部地区应着重于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根据当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聚集的行业与来源国别特征，充分利用聚集优势，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中、西部地区应形成政策合力，根据特定资源优势 (包括人力资源)重点引进一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突破关键门槛，逐步培养自身的聚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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