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

董 坤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144)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作为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第二次修改，本次刑诉法较之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次修改，对侦查措施和手段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特别是针对当今犯罪日趋科技化、隐密性的特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侦查一章中专设了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①需要注意的是“技术侦查措施”的节名所包容的内容不仅是技术侦查这一大类侦查措施，还包括了隐匿身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但由于五个条文中的四个条文都是规定技术侦查问题，规范其余两类秘密侦查措施的条文主要是第151 条，因此立法机关将另外两类侦查措施挂靠到了“技术侦查措施”的节名中。其实仔细审视既往刑事诉讼法的侦查章节，类似的命名方法并不鲜见，如“勘验、检查”一节中还规定了侦查实验;“查封、扣押物证、书证”一节中还规定有查询、冻结。相关分析可参见程雷:《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0 期。本文中提及的技术侦查如无特别说明，均指前述三类侦查措施。以五个条文全面规范了技术侦查适用的案件范围、程序、主体、侦查结果的运用等问题。尽管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之初就有人担忧，技术侦查的入法将严重侵犯普众的基本人权和隐私权。②陈有西律师即是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