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正月》中韩玄子人物文化负面值解读

⊙何永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北京 100048］

韩玄子是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一个带有封建遗老形象的人物，是民国年代国立县中毕业生，读过《四书》《五经》，满腹经纶，熟知本州的“前朝后代之典故”和“正史野史”之趣闻。一生教了三十余年书，退休在家，仍旧“踌躇满志”，寓居在故里，自称“商字山第五皓”。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以一定的方式为自己的虚荣争得“面子”，并以此维持着精神上的生存；在他身上还可以明晰地看到父系氏族社会使得男性家长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家庭地位，并形成刚愎自用的性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应摒弃的负面价值观念。而韩玄子这种做人的价值观至今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现代人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死要面子活受罪”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对国人的影响，就是沿袭至今的所谓“体面”，尤其生活在乡村的居民更要“面子”。中国有句俗话“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其中之“脸”就是做些自认为让自己脸上添了光彩的事情。林语堂说，面子本来就不是逻辑推导出来的结果，而是虚荣心走向极端的立场，它貌似庄严的外表底下隐藏着荒谬的种子，形似自尊的假象掩饰着个性的扭曲。韩玄子的身上淋漓尽致地显现着这种无形的精神文化。

韩玄子本是镇上有威望的人物，自然更少不得要讲究“面子”。在这镇上，人们很讲究照壁，那是房子的衣服，是主人的“面子”。韩玄子家不仅有照壁，而在照壁前还种有一丛慈竹，是他亲手植的，在整个镇子上也是“唯有”的一片竹子。以韩玄子的话讲，“这照壁若在一个县，是百货商场的橱窗；若在一个省，是吞吐运载的车站；若在我们国家，就是天安门城楼了。”洋洋自得的韩玄子对于自家照壁的与众不同，溢于言表。照壁是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一部分。旧时，人们的传统信仰中认为自己宅中不断会有鬼来访，修上一堵墙，以断鬼的来路。因为据说小鬼只走直线，不会转弯。另一说法为照壁是中国受风水观念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称“影壁”或“屏风墙”。照壁具有挡风，遮蔽视线的作用，墙面若有装饰则造成对景效果。夏天的早晨，韩玄子在照壁前喝茶，残月未退，那竹影就映上照壁，斑斑驳驳，蛐蛐之争鸣也似乎一起反映在照壁上，他就老记得一副对联：生活顿顿宁无肉，居家时时必有竹。大有苏老“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之势。此照壁之脱俗使得文化人韩玄子心理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同时也为韩玄子争足了面子，也正因如此，颇使韩玄子大有鹤立鸡群之势。至今，韩玄子家的照壁经历了多年风雨而脱了墙皮，还垮掉了一个角，因此他给儿子二贝说过多次，让他找时间修补起来，否则面子便矮了半截。二贝在韩玄子眼里竟越来越不听从，总是今天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已经腊月里了，还是没有修补，“我太丢人了！”韩玄子曾当着二贝两口子的面，自己打自己耳光。破损的照壁让他在别人面前没了面子，这可比自己打自己耳光更无颜面，更为恼火的是二贝越来越不听话，这让韩玄子在二贝媳妇面前同样没了面子。

越是自认为在社会中有影响的人，就越看重面子。所谓“面子”，俗称“体面”，即表面的虚荣，实际上是一个人拥有所谓的成就、荣誉、社会地位甚至包括拥有财富的一种复合虚荣心理。韩玄子也是爱面子的人，在这镇里也算是个有名望的人，在乡亲们的眼里很有社会地位，并且大家都认为他也有钱。所以，韩玄子无论何时，只要有争面子的机会是不会错过的。大年正月初三，依照当地风俗，社火从这一天开始。每年春节的夜晚，有几十人的狮子队，要到一些人家去热闹，这种热闹名叫喝彩。凡是被喝彩的人家，不是有社会地位就是富有的人家。如果，狮子队对个人家，主人要放鞭炮，要送给狮子队两瓶好酒，两条好烟，还要在狮子头上系上一条三尺长的红绸。这种喝彩赠物，在当时并不是一般人家所能受得的。但这的确是给主人长脸的大好时机。韩玄子自然不会放过长脸面的机会。到了晚上，果然狮子队出动了，先在西街、中街各家喝了彩，末了才到东街来，又端端直奔了韩玄子家。狮子队一进院门，韩玄子就在门口装上了三百度的电灯泡，拿烟拿茶出来。只见狮子队每人耳朵上都别了支烟，摆开阵势，鼓儿咚咚，锣儿锵锵，好不热闹了一阵子。喝彩刚一完毕，韩玄子按照当地习俗请客入内，送上两瓶好酒，两条好烟，二贝娘也将三尺红绸子系在狮子头上，接着有人点响了鞭炮，又是热闹了一番。村里来的人也多，韩玄子热情地招呼这个，招呼那个，烟散了一遍又一遍；凡是抽烟喝茶的，没有不说这家体面的。“呀，喝一次彩，光这烟茶咱就掏不起呀！”就这么一句话，韩玄子心理很是受用。“体面”背后的内心纠结只有体面的主人最清楚。而此时的韩家也确实掏不起烟了，为了面子，为了他人口中的赞誉，韩玄子不得已把二贝给自己女儿叶子“送路”（结婚）的烟也拿了出来。“打肿脸充胖子”，韩玄子的老伴也只能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其实，韩家早已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但为了“注意影响，顾及场面”，韩玄子在外人面前从不流露出自己已没钱的意思，“要在外面把咱的脸面撑起来”。面子就是韩玄子在别人面前的尊严。

二、韩家的家庭制度

韩玄子是一位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自小便诵读《四书》《五经》，传统文化中的家长意识更是根深蒂固。

如今中国的家庭制度，深刻地体现着儒家思想源远流长且深入人心。“这种制度给我们的孩子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制、谦恭、明确的义务感，对父母感恩图报和对师长谦逊尊敬。”（林语堂《中国人》）几千年的家庭制度，在中国枝繁叶茂，有增无减。家庭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根。

抚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分内的义务，中国的父母与西方父母抚养教育子女的观念不同，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子女都是父母的附属，都有完全掌控自己子女的权利。二贝是韩玄子的儿子，由于没能考上大学，韩玄子为了儿子的前程，不得不提前三年退休，让二贝“子承父业”做了一名教师。韩玄子自然更认为自己对二贝恩重如山，更加希望二贝事事顺从自己。韩玄子打他骂他，二贝只能委屈地待在他的小屋里抹眼泪不敢言语。这种受父母责骂而不敢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反抗的言行，在中国大多数人眼里是对父母的孝顺。中国自古有“种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民间俗语，这种带有功利性的认识是得到中国人的普遍认同的。所以，韩玄子总是把二贝紧紧地控制在手里，然而，最近以来“二贝竟越来越不听从”，如此不孝，就是大逆不道。韩玄子一气之下，便擅自决定把二贝两口分出去过日子，让他们单吃单喝，住在东屋里去了。我们通过韩玄子形象可以真切地看到家长在家庭中居于威严不可侵犯的地位，看到父母不与子女讲求任何权利和义务，也不认为子女在什么时候应该拥有何种权利。但这也意味着父母可以完全牺牲掉个人的利益，以劳苦、艰辛支持他们的子女。并且，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一直以“共存”的方式存在，绝对不允许“分离”的意识产生，否则便会产生“不孝感”。在亲子和合的状态下，使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成为合法的事实，父母可以用无限的权力来掌控、支配子女的事业，乃至于婚姻。

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至今仍有余绪残留在中国的家庭中。二贝当了公社中学教师后打算找一个城里的对象，可韩玄子养儿防老的思想在作祟，要儿子找一个农村媳妇来孝敬伺候父母，二贝虽不情愿，可最后还是屈从了。二贝是个孝子，自己的婚姻大事依了爹，只能和三十里外县城关的白银“速战速决”。自古以来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有形无形地牢牢钉在每个传统中国人的脑海中。韩玄子大女儿叶子二十出头，是典型温顺的良家女子，到了待嫁之年，提亲说媒的特别多，又大多是发了财的，富了家的专业户，而韩玄子却一概反对。叶子性子软，拿不定主意，自然就依了爹，嫁给韩玄子看上的三娃。在婚姻上，二贝和叶子都是“孝顺”的，为了不违背父母的旨意，全然听命于父母的安排，这也正是韩玄子希望的那种“乖巧”和“听话”。

父辈希望无止境地延续原有的权利和地位，不论子女是三岁还是三十岁。二贝是个有思想、有朝气的年轻人，平日是嬉皮笑脸，一旦和父亲坐在一起，商谈正事，便严肃得像一块石头或木头，没有一点生气。韩玄子是一家之主，常常要显示“一国之君的威风”，不仅控制着身边的二贝，而且时不时地遥控着远在城里的大贝。每年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几乎成了韩家的一种制度。韩玄子每次主持会议，要求大家都说，结果没有一次不是“一言堂”。二贝媳妇的牢骚话一语中的，“说是家庭会议，不如说是训斥会”。

韩玄子是“父为子纲”的忠实代表，同样他也恪守着“夫为妻纲”的“格言”。老伴是在任何时候都顺从韩玄子的。过年时村里的孩子结伙成队地给韩玄子磕头拜年，“他乐得哈哈大笑，便将身上所有的零钱全打发出去了”，几天以内，就散去了十多元钱。韩玄子自己手里没了钱，就向二贝娘要回在腊月里给她的三十元钱。二贝娘嘟囔着她一辈子命苦，自己挣不来钱，“便没当过一天掌柜”，因为当着儿女的面，韩玄子就笑了，掏出十元钱，说“好吧，明年给你自主，十元钱够了吧，你又不买这买那，要钱干什么？”这不禁使读者眼前浮现出小说开篇部分，在韩家“西院墙下，是竹子搭就的鸡棚，一个红冠耷拉的雄鸡统率着二十三只温顺的母鸡……”

韩玄子这位带有“封建遗老”形象的人物，在他身上仍旧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值的深远影响。守旧的思想意识“要面子”和家庭制度，最终使他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个典型人物形象趣味横生、发人深思，对当今下的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仍具有深刻的反思意义。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 贾平凹.腊月·正月[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4] 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