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作家的张秀亚：“故纸札记”之六

/ 江苏_陈学勇

名满台岛的女作家张秀亚，作品甚丰，且文字兼具功力和灵气。那里文坛尊她为女性散文家里一面旗帜。痖弦就说，她在台湾“是现代文学中‘美文’的传承者与发扬者”。张秀亚自己也很钟情这一体裁，散文集多达二十余种，专谈散文的文章也至少有五六篇。大陆远眺台湾作家，介绍她们的散文创作，特别是研究女性散文，每每道及张秀亚。由此，今日我们读者心目中的张秀亚，仅知其隶属台湾，仅知其擅写散文，无论其余。

追溯起来，台湾作家张秀亚乃大陆所“进口”。她1948年赴台，并非如苏雪林追随当局。不意大陆政府很快易帜，她回不来了，无奈定居年深。而此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大陆文坛上已经有个十分活跃的张秀亚，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顾颉刚编辑的《大众知识》，还有《论语》《中流》《国闻周报》《大公报》《益世报》，这些名报名刊无不是她频频亮相的园地。体裁遍及诗歌、小说、散文、散文诗、书评、翻译，有全面开花之势。

许多作家由生活而写作，张秀亚则俨然由写作而生活，生活异常文学化，“作家般”地生活。当她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暑期她满怀创作梦想，带着两块银元，独自由天津来到她心仪的庐隐、苏雪林母校女师大校园，醉心寻访前辈踪迹。敬仰闺秀派的凌叔华，凌氏邀约她登门叙谈，并允留宿一晚。凌叔华的信异常温馨：“这两天春当真来了，丁香开了，杏花也在打苞儿，我的院后有很多的花木，清香满庭，你来了一定会喜欢……我有的是诚挚的性情和坦率的谈吐，也许不会令来看我的朋友失望的。”果然，见面后凌叔华给张秀亚留下极好印象：“她很会谈话，亲切，从容，使一个生客听了感到舒舒帖帖。在言语中，她并不自炫所学，掉弄书袋。但她的机智与才华，闪动于词句中，如同松间明月，流照出一片清辉。”

台湾学人据张秀亚自述，称刊于1935年的短诗《夜归》是张秀亚处女作（舒兰：《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而发表在1934年1月23日《益世报》“文学周刊”的散文《寂寞》，比《夜归》早了整一年。而处女诗作大概还是比《寂寞》更早一点的这首《夏天的晚上》：

青色的灯带来了青色的夜，

青色的夜，绽开了星的花，

让我轻轻的来数夜的足音吧，

在远处大伽蓝的声音里。

牧女空吹着她神秘的笛音，

而白色的云朵却不曾渡过天河，

池边的草色渐渐褪浅了，

池水中是谁丢进了那枚圆圆的银币？

如果这时候你守望在窗前，

请悄然的为我祝福吧，

为了我将开始梦的追寻，

不问明日的阴晴风雨。

当你的园中第一颗露临，

灿然的如银星飞坠。

当你的窗前第一片叶落，

轻轻的像一片暮云。

那是初秋的叹息，初秋的泪。

此时张秀亚是初中学生，才十五岁，足以见出她早慧，而且创作起点惊人的高，尽管还多少夹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刻意。另外一首《雨后》（《人生与文学》1935年1卷5期），轻灵、晶莹，犹如童话：

星子在树梢，

闪动着闭了许久的明眸。

在去得远了的轻雷叹息声里，

一天灰云，

拂了拂衣袖，

随着凉风飞去。

荷叶片上的小雨点，

在风中一滚变成大珍珠。

又被未栖稳的蜻蜓点破。

像天边一颗流星，

悄然坠落。

落上小草的叶尖，

小草兴起感激的一声嗟叹：

“我已饱饮了雨水，

谁又慈悲的为我洒了，

一点清凉的泪。”

1940年张秀亚创作了五百行长诗《水上琴声》，据说轰动了沦陷时北平大学校园。名家陈之藩读了长诗，“恍如置身于19世纪的那个海岛国家，在听雪莱的《西风歌》，是那样的凄美；又好像在听华兹华斯的《两个四月的清晨》，是那样的苍茫”（转自《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后来张秀亚以此为书名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她曾经是位诗人。名噪一时的诗人，可惜身处抗战时期沦陷区，不逢时，不宜地，时过境迁，被历史遗忘了。

张秀亚纵然早慧，毕竟人生体验有限，她说到那时的写作背景：“我来到世界这大屋子的时间还太短。最初，一些光色与错综的形象对我都那么陌生、新鲜。对它们，我像扒着篱笆缝窥看人家园林的孩子，带着点惊讶的神气，用好奇的目光去看”，她看到的世界，“是一首富于光色和谐雅丽的诗歌”。《雨后》正是此时情绪的留痕。一旦接触社会本色，年少脆弱的作者惶恐起来，不敢正视了。她说：“在沉默里，我深思着，想象着，插了幻想的翅子，去寻觅一些园林，溪谷。到想象的深海，去打捞一些美丽的藻荇。在心理上，我完全成了一个遁世者。到梦的国度安排自己，泛溢在我们的生命边缘，是无边无际的‘白日梦’。”（《在大龙河畔》自序）

她评论巴金小说集《沉落》说：“作者并不像梦幻的诗人一样，闭起一只眼睛，自欺的用天上霞霓的颜色来涂饰这世界。”（《大众知识》1936年第3期）可能她联想到自身创作。1936年十七岁的张秀亚出版了小说集《在大龙河畔》（台湾资料多误为1937年），她的“自序”如此反思：“我觉察出自己以往的错误，我明白那隐士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我冲出锁闭的生活，企图硬朗的与现实生活正面接触。”或许张秀亚以小说创作纠正她的诗歌情绪，其中《偎依》《风》《霾》皆有体现。翌年发表的连载长篇小说《蜕》（《文风》杂志1937年1卷1期）愈加证明了她的努力。作品似未完篇，我只读到它开头数千字的几个小节。单凭这开头已经显示出她兑现了许过的承诺：“我睁开了眼，我看见我的邻人，我的朋友脸上，刻画着被损害的纹路，在我身边走过，枯干样削弱的躯体，拖着长长一条灰影。”平心而论，大陆时期的张秀亚尚缺拳头作品。如果得以完成《蜕》，大可期待它是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力作。抱憾的是，《蜕》仅存开头，后来的小说则未能“硬朗”得彻底。

刊在1940年《辅仁文苑》第3辑的《梦之花》竟还是原先做过的“白日梦”，大学同窗薇和珊相伴来到“茵梦湖”似的南方所在，正是在这里，两人“心灵却走着相反的道路”。薇邂逅了年轻英俊的画家，随即堕入情海，置社会于度外。而珊“怀抱了一付弦琴，弹奏着追慕光明的曲调，作了一个到处为家的流浪人”。她遇到老渔翁的小孙女，纯洁、娇憨的女孩荷姑。荷姑划了小船，不顾湖面杂草刺眼刺手，坚韧倔强地迎向岸边的珊。

……转瞬之间，那一只水上的小鸟儿（荷姑），随着一阵顺风，轻灵的，来到她（珊）的足边。

珊代她拿过了那支桨，用另一只手，握住了她带汗的小手，她（珊）这时，蓦然觉得，湖的碧色，延展成更广大的一片绿海，岸上的白屋，荫荫的葡萄藤……都渺小无迹了。全宇宙，只有这一片动荡的水，这一只绿色的小艇，这女孩子脸上的微笑，那像阳光一般，照映得湖水灿烂。

珊相信：“我的心灵，寻求不到的，会在这不盈七尺长的小船上，那小姑娘的歌声中找得到。”她鼓动荷姑瞒了祖父，在月夜，和她一起出走，寻求不知在何处的理想。途中，荷姑说，星光洒在水面，像水莲花。“珊说，那不是水莲花，是梦之花——值得我们追寻的，灿烂的花。”珊从河里捞起一卷纸，是那年轻画家画的薇的头像，薇头上插一朵红蔷薇，遗弃了，经河水浸渍，“如血如泪”。小说如其篇名，距现实生活很是遥远。读者似台下观众，透过纱幕观赏海市蜃楼，美丽而缥缈，作品的优美行文里掩不住思想的苍白。那时张秀亚才二十一岁，由于她自囿“作家般”生活，便不能像二十多岁的庐隐、丁玲、萧红那般敢于直面惨淡社会，无论它如何残酷。莫不是沦陷的时局不容她继续努力？抑或主人公珊就是柔弱的作者自己，又回到反思前的原点。由《蜕》而《梦之花》，一边写乡村种田人，一边写城市知识青年；一种是质朴的写实，一种是华美的诗情。题材、手法、文字，迥然不同，不得不佩服张秀亚驾驭文字的本事。发表《梦之花》的《辅仁文苑》是办在日寇占领的北平，不久张秀亚离开故都到了西南大后方，这篇小说又署笔名陈蓝在重庆的《创作月刊》刊登了一次，作者偏爱之情可以想见。

北方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不景气之际，张秀亚的《珂罗佐女神》，据称轰动一时。“当她的《珂罗佐女神》被读者发现时，立刻由每一个爱好文艺的人们中，一齐喊出了赞颂。她写的那么细腻，柔美，深刻，动人。立刻，她成了华北顶荣誉的作家。”（王蓝：《沦陷七年来的北方文化》，《文化先锋》1944年3卷25期）张秀亚曾经是位小说家，有人称誉：“她是我国后起之秀的十几位作家中，一颗光芒万丈的巨星。”“具有丁玲的前进精神，而兼着冰心的美丽的技巧。换句话说，就是有着冰心、丁玲二人之长，而无丁玲、冰心二人之短。”（林慰君：《漫谈张秀亚及其他》，《中国公论》1939年1卷5期）剔除此话的言过其实，张秀亚的引人瞩目当无可置疑。她从多位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凌叔华、萧乾处受益，那篇巴金小说的评论即颇具沈从文书评的笔致，说她是“京派后起之秀”当顺理成章。

张秀亚能诗，亦能小说，终究是更能散文，成一散文大家的形象。前几年台湾出版了十五卷的《张秀亚全集》，未得一睹为快。想台岛搜集大陆资料不易，可能有所遗漏，不知这几个作品是否都入编“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