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染对伍尔夫女性观的本土化和个体化扬弃

2013-08-15 00:42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6
名作欣赏 2013年2期
关键词:伍尔夫男权女性主义

⊙卢 玉[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作 者:卢玉,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化与古代文学。

早在20世纪20年代,伍尔夫就以《一间自己的房间》为旗帜,举起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旗。随着西学东渐,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了国内一大批女性作家,陈染就是其中一个。正如她自己坦言:“伍尔夫是她非常欣赏的女性……特别是她们相似的经历和心理,使她们的很多想法格外贴近,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为她提供了经验和理论来源。”①但考察陈染的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陈染的作品给伍尔夫的女性观做了不少注脚,但是也站在本土的、主体性的立场上对伍尔夫的女性观给出了她自己的扬弃。

一、陈染对伍尔夫女性观的阐释

1.“杀死房间里的天使”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在伍尔夫的观念里,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非常重要,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夫指出经济独立是妇女争取独立的前提条件。而经济独立以后,首先就要“杀死房间里的天使”,在这里,天使应该加上引号,她是男权文化所造就的女性形象,“杀死房间里的天使”即根除传统文化所赋予女性的价值观念。陈染对伍尔夫的观点心有戚戚,她毫不吝惜自己的赞赏:“拥有一间如伍尔夫所说的屋子用来读书,写作和完成每日必须的大脑与心的交谈……以及拥有一些不被人注意和妨碍的自由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②此外,如果我们历数陈染作品里的女性角色,会发现伍尔夫所说的那种“房间里的天使”随处可见。比如《凡墙都是门》中“我”的母亲、比如黛二系列中的母亲,她们都是“房间里的天使”,她们身上有着女性的善良、慈爱、悲悯,但她们对身处男性藩篱又是麻木的,她们对下一代的期望和教育使得她们潜移默化地成为男权文化的帮凶。至于作品里新一代女性,她们几乎都是独居女郎,没结婚、离异、寡妇,即便有家,也谈不上贤妻良母,作者对这群不断在逃离的女性群体形象的塑造,是提倡女性树立价值观念的一种话语策略,虽然没有“杀死房间里的天使”这样直接,然而有着异曲同工的寓意。

2.“镜子的视角”

在女人获得经济独立之后,伍尔夫认为女人应该去建立女性话语权。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夫提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集体失语使得女性处于卑微的地位,“多少世纪以来,妇女都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两倍于自己正常大小的男人形象……如果妇女开始讲真话,镜子里的形象就缩小……镜子的视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担负着维持生命的责任。”③鉴于此,伍尔夫强调女性要书写自我,而且在书写的时候要突破男性话语规范,构建属于女性自己的女性话语。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陈染就以自己的行动阐释着伍尔夫的主张。在近30年的创作生涯里,她笔耕不辍,不仅继承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以女性为第一人称叙事的话语方式,而且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和极富女性特质的诗学意象创造了一个有异于男性话语圈的女性王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笔下的女性也多是不和男权社会妥协的“书写者”,如《无处告别》中的黛二、《与往事干杯》中的肖、《时光与牢笼》中的水水、《潜性逸事》中的雨子,她们或是从事与写作有关的工作,或是对文学有着自己的见地,写作对她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职业或爱好,而是使命感所赋予生命的价值所在,正如陈染自己所言:“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我还活着;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因为我要写作。”④

3.女性神秘的“野地”

女性在书写的过程中如何突进女性神秘的“野地”,是女性建构话语权的关键所在。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述和描绘是女性书写自我时最难以启口的禁地。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大胆地控诉了男权文化对女性躯体的压制,她认为身体禁忌是男权文化强加给女性的枷锁,男性通过贞操观念使女性囚禁在被取乐赏玩的牢笼。正是出于对女性这种屈辱地位的抗议,伍尔夫倡导女性作家应该大胆冲破传统、书写自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男权的真正抗拒。

陈染的“私人化”写作无疑是对伍尔夫冲破传统、书写自我的大胆尝试。在陈染的作品中,女性之躯成为一种生命的力量,成为反抗男性话语霸权的有力武器。在《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嘴唇里的阳光》等作品里,陈染用女性的敏锐触角和女性特有的诗意语言描写了女性的身体感受和身体欲望。如《与往事干杯》中“胸前那朵美丽的花朵”、如“小鸟在内心中鸣唱”那种对女性性爱欢畅体验的描述,都是陈染对伍尔夫“书写自己”的呼应,她以一种先锋的姿态突破了男权世界里女性话语的禁忌,又无疑以带有独具女性气质的浪漫想象和诗意境界的性爱描绘令男权话语下的肉体写作相形见绌。

二、陈染对伍尔夫女性观的扬弃

1.深度挖掘与范围拓宽

伍尔夫举起了鲜明的女性旗帜,并最终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但由于时代和个人体验等原因,她的女性主义批评虽然涉及到了妇女与文学的诸多方面,并对后世女性的觉醒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依然有不尽之处。比如她没能深度地探讨女性在历史及现实中处境卑微的根源。比如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她更多书写的是这一阶层的妇女,她的经济独立、书写自我、冲破禁忌、确证自我的女性路线,对精英女性或许可行,但对于其他阶层、其他行业,乃至其他民族的女性,难免有乌托邦的色彩。她的女性主张虽然诱人,但在实践上还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陈染对伍尔夫的未尽之处显然做了深度挖掘和范围拓宽的努力。在她的作品中,虽然女主人公也多是知识女性、精英女性,虽然她也没有回答那些才质轻浅的女性如何获得自我的完成,但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陈染的作品对女性内心困境的关照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内心普遍的困境。这种普遍性,使陈染的女性斗争超越了伍尔夫的阶层局限,并在女性问题的思索中走向了人类问题的纵深处。尤其是她在表述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时,不仅看到了男权文化的影响,而且也从历史性、社会性、生理性、心理性等层面揭示了造成女性卑微处境根源的复杂性。由此可见,陈染深受伍尔夫的影响,但是并不是“述而不作”,而是在伍尔夫女性观的基础上深度审视,她的女性导航系统更深刻、更细腻,也因为深邃琐细而显得步履沉重。

2.两性理想状况落实的途径

在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批评中,颇具智慧色彩和哲学意味的是“双性同体”理念的提出。“双性同体”最早出现在《会饮篇》,是希腊人对爱情起源的一种浪漫解释。伍尔夫从“双性同体”的神话中看到了女性何以消除两性对立的途径,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提出:“每个人都受到两种力量的支配,一种是男性的力量,另一种是女性的力量……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种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会变得非常肥沃而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⑤伍尔夫认为双性同体才是完美的人性特质,而在写作中运用两性思维才会进入最佳写作状态。“双性同体”理论上非常美好,而且不失为最高的创作境界,但是在实践上因为缺乏把握的分寸而显得过于理想化。

在伍尔夫“双性同体”的启发下,陈染提出了她的“超性别”观点。她认为既然如伍尔夫所言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男性的力量,也都有女性的力量,那么对人的评判就应该先把她(他)看成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男性或一个女性。她用作品中的“同性之恋”来表达“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性别在爱情中得到消解,进而瓦解了传统的性别对立。同时,对伍尔夫“双性同体”的理想化色彩,陈染给出了进一步落实的途径,她认为写作不但要用两性思维,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样的写作,使得两性之间不再处于不断斗争或者彼此扼杀的状态,而是在沟通和交流中达到和谐与共。可见,陈染的“超性别”理念和两性交流的创作态度,一方面是对伍尔夫“双性同体”的有益继承,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男权现状的认识和受中国“阴阳相谐谓之道”的文化影响,而对伍尔夫女性观所做出的本土化扬弃。

3.观照视角从外转内

深受伍尔夫影响的陈染,用她的作品给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批评做了不少生动的阐释,但是不同于伍尔夫那种着力向外部环境展开斗争,陈染注重转向女性内心世界的挣扎。具体来说,伍尔夫在阐述女性问题的时候主要侧重于质问外部环境,比如传统的婚姻观念使得女性只能做“房间里的天使”,比如社会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女性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比如父权和夫权的偏见使得女性丧失受教育的权利,等等,概而言之,伍尔夫的女性视角是向外部突围。而陈染则侧重于从内在的角度去探索女性问题的复杂性,在她的作品里,女性即使获得了外在的独立,也依然找不到归宿,内在的焦虑、无助的孤独、情欲的困惑、恋父的情结等内在因素使她们依然找不到幸福,她们总是在心灵空间里喃喃自语,在内心的拷问中向女性自我确认的道路上踯躅前进。这种论述女性问题由外转内的视角,使得陈染的女性主义批评带有鲜明的本土化特点,因为作品中那些女性特立独行背后的内心冲突和精神世界里的徘徊求索体现的正是中国本土男权意识的阴霾浓重。

三、陈染女性观的本土化和个体化

在伍尔夫提出她的女性主义批评之前,虽然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女权主义运动就已经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但是这时的妇女运动只侧重实践上的推广和探索,并没有形成全面而深刻的理论体系进行支撑。因此,当伍尔夫向女权运动进行理论呼应的时候,没有可以深度引申和继续开拓的先贤经验可以借鉴,只能从她个人对历史的阅读、对社会的理解和个体的体验中去架设她的理论系统,因此她的女性主义批评带有“象牙塔”般的文学气质,有先锋性和独创性,但是难免高于现实,理想有余,根基不足。而陈染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当她用作品来诠释她的女性认识的时候,距离伍尔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这80年里,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西学东渐”中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不仅涌现出大量的女性作家,她们的女性书写方式,让世界听到了女性的声音和思想,而且女性文学也进入了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理论也渐成体系,作为一个极具洞察力和领悟力的知识女性,陈染站在前辈们的经验之颠,展开了她自己的女性视角,进而实现了对伍尔夫女性观的本土化扬弃。她从女性内心世界探究女性不幸命运根源的呼唤与探索,使得女性不得不停下突破男权的匆匆步履,从喧嚣中冷静下来,在心灵自省中获得前行的动力,内心观照是女性获取经济独立后,女性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外,在考察伍尔夫对陈染的影响时,我们发现,虽然陈染的女性思想大多是伍尔夫女性主义批评的引申,但是较之伍尔夫,她的女性思想更深刻、更细腻,也更沉重,甚至有一些悲观的色彩。推究原因,主要在于两人个体经历和人生体验的差异。伍尔夫虽然爱情婚姻坎坷多舛,但其成长的经济环境非常优越,中产阶级和书香门第的家境不仅给予她自由阅读的条件,而且让她不必为生存去受劳顿之苦,这使得她对各个阶层妇女的生存现状缺乏感同身受的了解,对现实的认识较为理想化。同时,由于父亲的男权意识她没有进入正规学堂,接触的人群相对有限,交际范围又相对狭窄,这一切影响了她女性主义批评的维度,因此,她的女性观虽然也有妥协和保守之处,但总体上激进并且乐观。

而中国男权意识根深蒂固,整个中国历史,女性都处于男性巨大的身影之下,虽然五四以后,中国的女权运动也是轰轰烈烈,理论的呼声汹涌澎湃,为女性言说的作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由于父权、夫权意识沉积浓重,再加上女性作家多是通过文本创作对西方女性批评理论加以认证和引申,思想缺乏推行的现实基础,这使得中国的女权运动步履维艰。在这个背景下思考女性出入的陈染,目光难免深邃而忧郁。再加上她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拮据的时代和艰辛的家庭环境,让她更多地了解社会底层妇女的生存状况,而父母离异后对母亲遭遇的理解和长大后对本土男权文化历史现状的深刻体悟,令她对女性前途的考虑更加冷静,她在伍尔夫“双性同体”的基础上,提出“超性别”,超越性别去找到解决的方法,就是她在固执的先锋之中,转退而进的无奈之举。因此,陈染的女性言说相比于伍尔夫那种激进和乐观,虽也有固执的先锋性特点,但又是凝重的,格调也更悲观。

总的来说,作为女性文学的先锋代表,陈染对伍尔夫女性观的吸收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陈染自己所说的那样,她们在“很多想法上格外贴近”,但是由于时代、国度以及个体的原因,陈染和伍尔夫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又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就是陈染对伍尔夫女性主义批评所做的本土化和个体化扬弃。作为女性群体里两个天资聪慧的觉醒者,陈染和伍尔夫在不同的时代遥相呼应,用她们先锋式的创作实践着她们的使命,她们即是王小妮诗歌中那个“固执的制作者”,她们使世界“摘下眼镜”,她们也都做到了“真正了不起”。

① 陈染:《私人生活》,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② 陈染:《潜性逸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③⑤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3页,第120页。

④ 陈染:《自语》,见《文艺争鸣》1989年版第3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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