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红楼梦》述论

⊙孙亚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安 710062］

作 者：孙亚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在红学史上，胡适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者，他以独特的研究方法，批判旧红学，建立新红学，开创了红学中的考证一派。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他将这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切以充分证据为根基的考证方法运用到《红楼梦》研究中，为红学开辟了新道路，赋予了红学全新的生命气息。

一、建立新红学的研究规范

1.批判旧红学

在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中，胡适有力地抨击了以王梦阮、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因为他们“都走错了道路”、“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举例说明这种索隐做法是无益的。对此，蔡元培在1922年有所回应，从而拉开了索隐与考据两种不同学术观点进行交锋的序幕。胡适认为蔡元培的索隐方法可适用于《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却不适用于《红楼梦》，因为《红楼梦》研究不能忽略“作者之生平”的大问题。这次论战后，索隐派日渐衰微，而以胡适为代表者、以考证为主要着力点的新红学由此兴盛起来，考证派开始成为众多《红楼梦》研究者中的最大学派。

2.提倡新方法：考证

考证的方法古已有之，是以文献史料为依据，寻求事物的历史本相。胡适晚年在与胡颂平谈话时曾回忆总结了自己的研究经验：“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旧的研究方法，经过他的一番科学改造和实践，焕发出新的价值和效果，从而在《红楼梦》《水浒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等十二部古典小说的研究上，皆卓然有成。

建立在文献史料基础上的对“著者”和“本子”的考证，以实实在在的考证之法取代索隐之法，是胡适的红学研究所提倡的新规范和目标。他在《〈红楼梦〉考证》中说：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这是一种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科学方法，即考证学的新方法。此后，他还多次对这种研究方法做过阐述，说考证学的方法，就是运用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又曾指出，所谓“证据”，就是那些可以用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的证据。也就是说，这种考证方法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要求是一切以证据为向导。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较为具体地谈到自己对《红楼梦》的考证，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将西方的科学精神运用到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中，这在当时是一种创举。他说：

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胡适自20世纪20年代初便陆续发表考证《红楼梦》的论著，并在此后的四十余年中，时刻关注着红学的进展，终其一生，都与《红楼梦》研究为伴。尽管有时也根据新材料以调整自己的观点，但坚持以证据说话的研究方法，则始终未曾改变过。

二、丰富的成就

1.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

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胡适特别重视对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有曹寅《楝亭诗钞》等、敦诚《四松堂集》、袁枚《随园诗话》、俞樾《小浮梅闲话》、杨钟羲《雪桥诗话》、吴修《昭代明人尺牍小传》、李斗《扬州画舫录》、韩《有怀堂集》、章学诚《丙辰札记》及《上元江宁县志》《江南通志》《八旗人诗钞》等。尤其是在1927年，发现了残存十六回的重要版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版。这些珍贵的资料，为红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红楼梦》作者研究

为达到知人论世的研究效果，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用很大篇幅考证作者的生平。先是考证曹寅的家世，然后根据《雪桥诗话》里的记载指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又依据一系列文献推断曹雪芹的事迹和境遇，最终得出六条结论：

（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四）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在《跋〈红楼梦考证〉》中，胡适根据从《四松堂集》等书中搜索到的新材料，进一步得出四点结论：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曹雪芹死时还不到四十五岁；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因此他没有后人；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他在《红楼梦》的研究过程中，就是这样在继续搜集新资料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自己的研究，同时也随时修正旧观点。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胡适就根据甲戌本上的脂砚斋批语，推翻之前所推测的曹雪芹卒年，而重新确定曹雪芹是死于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公历1763年2月12日）。

胡适一直坚持《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作者自叙传，认为曹雪芹空有天才而未能得到提高创作修养和发展思想的机会，所以，《红楼梦》的见解和文学造诣都不甚高明，在思想上比不过《儒林外史》，在艺术上比不上《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也许正因如此，胡适从来没有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做过研究，而将精力都放在了文本考证上。

3.《红楼梦》版本研究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粗略介绍了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简称“戚本”）、乾隆五十六年第一次活字排印的一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程甲本，和第二年在程甲本基础上校改修正的程乙本。他还考证了程本后四十回的作者，从文献记载和小说内容的外证和内证两个方面进行说明，确认是高鹗所写。并对高鹗的续书给予充分肯定：“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见《〈红楼梦〉考证》）

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中，胡适全面介绍和深入考察所收藏的十六回残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为其中有脂砚斋批语和抄写时间，故而简称为“脂本”或“甲戌本”。胡适认为这是《红楼梦》现存的最早版本，是最接近于曹雪芹原稿的本子，价值在其他各本之上。又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中，认为庚辰本是乾隆二十五年秋写定本的过录本，时间应在戚序本之前、甲戌本之后。1961年，最后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胡适统计当时所知的《红楼梦》版本，并按时间顺序排列，构成《红楼梦》的版本简史：

（一）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砚斋钞阅再评本，存十六回。

（二）乾隆二十四年乙卯（1759）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存三十八回。

（三）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月定本“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存七十八回。

（四）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存八十回。此本虽无明确年代，胡适还是依据戚蓼生考中进士的时间而暂定为乙丑年（1769）。

（五）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梦觉主人序本，存八十回。

（六）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北京萃文书屋木活字排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一百二十回。

（七）乾隆五十七年（1792）北京萃文书屋木活字排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是程伟元、高鹗校阅改订过的版本，即“程乙本”，一百二十回。

这在当时的《红楼梦》版本的搜集和研究上是相当全面的，并开《红楼梦》版本学之先河。

除以上已涉及的著述外，胡适还在《跋〈红楼梦考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等文及多封与朋友来往的书信中论及《红楼梦》的版本问题。

余英时说：“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简明而全面地概括出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贡献。对那些在学术史上开新除旧的学人来说，其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做出了多少实际成果，而在于所开创的新的学术道路和研究方法。胡适的“考证方法”及其研究实践，对以后的红学乃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都一直产生着深远影响。

[1]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张燕瑾,吕薇芬等.清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3]黄霖,许建平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4]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