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与“诗言志”“诗缘情”

⊙龙体钦［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兰州 700300］

作 者：龙体钦，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今少数民族汉文学研究。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关于诗歌本质与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出现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诗言志’与‘诗缘情’两大学说相互交通，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两大支柱支撑着中国古代的诗歌艺术大厦。从此，‘抒情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东方。”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是文学自身发展客观规律之必然：一方面，人们的诗学观念不断发展成熟，对诗歌的艺术本质和审美特征认识不断深化，从而逻辑演绎出新的诗学观念；另一方面，诗歌创作实践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来总结和指导。从“诗言志”发展到“诗缘情”有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陶渊明的创作实践及其诗歌成就就是其中一个异常重要的阶段，可以说，陶渊明的诗很好地体现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再到“诗言志”的过程。

一、诗言志

“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那么究竟何谓“志”呢？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将“诗言志”称为“开山的纲领”。闻一多《歌与诗》从诗的发展过程来分析，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说文》云“：诗，志也。从言，寺声。”又云“：志者，心之所之也。”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志”，从止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即藏在心里的意思。所以，从总体方面来观察，先秦人对“诗言志”中“志”的理解，主要是其思想、志向、抱负之义，同时也包含有情感的基因。

到东晋陶渊明的时代，他也多次作诗言志，此志或为抱负或为理想或为田园或为人生，包罗万象。“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陶渊明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即使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每天也过得很高兴，因为怀抱着一个远大的志向，发奋地想张开翅膀向天外飞去。“骞翮”就是高举翅膀“，远翥”就是向远处飞腾。他在少年时代就是具有这样的豪情壮志，想要发奋为雄。于是他在《拟古》诗中讲“少时”有豪情壮志，要“抚剑独行游”丝毫不惧“张掖至幽州”路途的艰险。可见诗人年轻时也是一个热血男儿一心想要为国建功立业，拥有一副济世心肠。只是时不我待，才吟出“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诗人由秋夜的凄清、斗室的孤寂，写到自己的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起身弹琴，对影独酌。自然的气氛，诗人的活动、情感，无不笼罩着一层惆怅、悲凉和愤懑。全诗的构思、情绪颇似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二句挑明主旨，因而没有阮籍诗的隐晦。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即使诗人颇多失望，可是理想并没有因此被泯灭，冲淡平和中仍然藏有炽热的爱与恨。“进德修业，将以即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怀沙写志，感献辞。”（《读史述》其六）面对多疑的人间世道，哪怕明知自己忠而被谤如屈原也“怀沙写志”，彰显大家气魄。

陶渊明的诗并没有钻入一种狭隘的“言志”的犄角里，他不似古人言志多与政教有关，譬如阮籍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如其挚友颜廷之所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请测。“”志在刺讥”不失为一篇好的感讽之作，但“常恐罹谤遇祸“”故每有忧生之嗟”，虽题为“咏史”其实换为“言志”也未尝不可。“诗言志”在陶渊明这里只是云淡风轻地明言自述己志，早已无关家国大事、社稷抱负，只留下“浑身是静穆”，才能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他常常以写诗作文章当娱乐，抒发自己的志趣。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忘掉世俗的得失，诗人只愿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他志在田园，而又从田园中体验人生。

我们与其说这是诗人“言志”的书写，不如说这是诗人直指穷通之处——歌咏人生的“缘情”之作。

二、诗缘情

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陆机在这里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文选》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故有人说：“缘情”，尤言“抒情”。今人裴斐《诗缘情辨》解释说：“缘情即源于情”一从诗的抒情功能来解释，二从诗歌之来源来解释都不无道理。又有“赋体物而浏亮”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辞人之赋”的特征——也就是沈约所谓“形似之言”。朱自清先生因此强调说，从陆氏起，“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他有意用“体物”来帮助“缘情”的“绮靡”。如陶渊明《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的前四句，写诗人身居人世，并没有什么凡尘俗世烦恼，要问他这样做到如此的，便是诗人心境远迈，脱出凡事的纷纷扰扰。这样的心境可谓“大隐”。其下四句，写出两种境界：一是诗人采菊东篱，不经意间抬头看见了南山；二是诗人所见的日渐黄昏，云入山袖，飞鸟投林。诗人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似无深意。但诗人紧接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稍加点化，意境全出。在诗人笔下“菊”、“南山”、“山气”、“飞鸟”都已不是寻常之物，而是赋予他们“浏亮”的“体物”，他们承载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在这里“诗缘情”被打上了深深的感情色彩，按陆机本意来讲“诗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即旧来所谓“七情”。《文赋》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实以乐哀包举“七情”，可见这“情”也并非像是有些人所理解的，只限于消极哀伤一个方向；再仔细分梳起来，陆机的“情”似是泛指感情的“性能”或“状态”，即古人所谓“性”或“心”。陶渊明采菊时的悠然，即是南山的悠然；鸟的倦而知还，也是他的倦而知还；看似不动声色无欲无求实则包含了诗人观照万物时所悟到的真意。只是这真意在于个人的心领神会，且多说无益。所以诗人不愿再浪费一字一句去解释，只是醉心于这样闲适的归耕生活，他的心情是超脱的也是寂寞的。于是“诗缘情”发生了意义上的变异，“情”字不再是单指诗人的情感，还包括诗人的主观审美情趣，它与情感有关又不同于情感。扩展了“情”的蕴含。《饮酒》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在以往读到的有关陶渊明的诗赋里他总是知足，乐天安命，有物同他得语。这首诗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真实的陶渊明，他也有悲愤，他的感情世界里也充满了深深的落寞，尤其是晚年。农民拿着酒来劝他：穿得破破烂烂在茅草房下过着贫困的生活，算不得什么高尚的隐居。大家都去做官，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块混呢？

钟嵘在《诗品》里强调“凡斯种种，感荡心灵”，就是指人类普遍的情感而言。感物而动，喜怒哀乐，人的情感无时不有、无事不有，但并非所有的情感诗人都用诗来进行了表达。而陶渊明感到要把马的辔头拉回来再走做官的路其实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那样违反自己的意愿，岂不又陷入迷途。他归耕田园不同于逃世，不是入山益深，而是迁居到靠近城市的南村，想跟素心人朝夕与共。只是他的朋友像颜廷之、羊长史都陆续离开了，就是原来隐居的周续之也出山讲学去了，这让他感到知己远去，不免陷入一种深深的悲哀和自伤当中。在这里“诗缘情”不过是一种情动于中而发于诗之义。

再看看他在《咏贫士》中写道：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朋友都像众鸟出林那样飞走了，只有自己迟迟出林，很早回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知己假如没有了，那就算了，还悲哀些什么呢？诗人以孤鸟自比，说他要量力守住“故辙”，就是坚守正确的生活原则，即使遭到饥寒而又无“知音”，也不感到悲伤。形象地表示自己志趣高尚，不肯同流合污，使全诗充满了一种悲怆之情。诗歌以感情为纽带，情感就是诗歌的生命，感情凝滞，则意味着诗思的枯竭。于是我们看到一位落魄的长者在落日里怅惘，对着“飞鸟”发呆，只是为了抒发自己胸中知音难觅、志趣远大之气（情），这种浓烈的感情是同诗人个体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与感慨结合起来的。而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诗缘情”，只讲表现感情不讲表现思想。

三、“言志”与“缘情”并举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既是“诗言志”说发展演进的历史之必然，又是人们的诗歌理念不断发展成熟的必然趋势，充分说明魏晋时代人们的诗学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新的变革，说明人们对诗歌艺术本质和审美特征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而在陶渊明的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在无形当中将“言志”与“缘情”并举，即其所谓“抒情言志”正如詹福瑞、侯贵满在《“诗缘情”辨义》中指出，“诗言志”是志中含情，所含之情主要是指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的情，是世情，且多为群体之情。它概括了诗学观念从最初的只有志的内涵，到发展为志中增加了情的内涵的历史。“言志”和抒情相比，“言志”是占主导地位的，而情，则不过是志的补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其情主要是指物感之情，没有明确的理性规范，多为诗人的一己之情。且“缘情”占主导地位，而志则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完全为情所代替，“志”的理性内容被削弱和淡化。而“诗言志”、“诗缘情”作为两大学说互通有无：“归鸟恋故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诗五首》）“怀良辰以孤往，或植仗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辞并序》）“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咏荆轲》）“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咏贫士》其一）“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在他的诗里“言志”不再简单的“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意讲的话”，“缘情”亦不是狭隘的男女私情；当然这样的诗句也有，如：“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

总之，陶渊明的诗很好地诠释了“诗言志”到“诗缘情”再到“言志”“缘情”并举，“言志”也罢“缘情”也好，其诗歌将其熔铸成一炉，志中饱含深情，情中亦有脱俗志向，但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抑或一种生活态度，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一股神仙气。

[1]龚霞.“诗言志”与“诗缘情”论[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

[2]应爱萍.“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0）.

[3]赵静，甘宏伟.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许昌学院学报，2008（4）.

[4]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版）[M].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周振甫.陶渊明和他的诗赋[J].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朱自清.诗言志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