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1948-1950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

张晓静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随着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状况的恶化，杜鲁门政府也急于想和“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从中国内战脱身。于是美国政府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以应付新的形势。在新中国成立前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拒绝向国民党提供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公开欲与国民党政权拉开距离的政策立场，从而在客观上为改善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关系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杜鲁门政府也曾在短时期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摇摆和观望，采取只要国民党政权不垮台，美国就不改变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在对待台湾问题方面，1950年1月杜鲁门发表弃台政策声明，这可以说是“脱身”政策的最后一个步骤。到1950年初，似乎出现了中美关系的转机。然而此后不久，事态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公然派出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正式拉开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序幕，从此美国走向了一条孤立、敌视和遏制新中国的外交路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下面就来作简要的分析和论述。

一、国际因素

（一）美苏冷战。美苏冷战可以说一直贯穿于美国决策始终。二战后，一系列事态的演变如螺旋般上升：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打响了“冷战”的第一枪，紧接着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台，6月“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及6月底“莫洛托夫计划”的宣布，把“冷战”推向了高潮。1948年至1949年，东西方关系进一步紧张，其间发生了苏联封锁柏林通道、美国向西柏林空投物资和派B29 飞行队驻扎英国，以及德国正式分裂等事件。可以看到，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美苏之间的“冷战”一年紧似一年。因此，全球战略以同苏联争夺为核心，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反苏和反共联系起来，形成良好总制度之争，于是美国的“安全”防线划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疆界”上，从而反对一切国家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1]，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在这样一种全球政策的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可见，其转变也是源于其根本的战略角度考虑；反共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也为此时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兴盛提供了依据，对于此时外交政策的转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最终还是会完全服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全球政策的。

（二）中国对美政策。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犹豫不定，美蒋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形势，1948年3月24日，中共中央作了《对美国外交斗争策略的指示》，强调一方面要继续克服恐惧美国、不敢斗争的右倾观点，另一方面要继续防止反美斗争中的盲目主义危险。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华民族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取代国共矛盾逐渐突显出来，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中共中央在对待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交问题上，采取了“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的态度；毛泽东也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彻底否定了国民党政府的法统，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从而肃清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随后黄华与司徒雷登的会晤，特别是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未果，使中共更坚定了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判断：“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新中国必须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紧接着又于1950年2月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更加强了中苏关系。至此，中国已完全表明在美苏冷战中的态度，使美国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也随之发生了质的转变，但需要指明的是中共“一边倒”的策略，也是出于美国政府未能给中共留下选择的余地[2]，美国长期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使中共对美国极不信任，美国“等待尘埃落定”的现实政策，又使台湾问题成为一时难以解开的症结，这种政策的实行，使美国与新中国建交关系的前提条件化为乌有，也就使中共难以迈出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一）麦卡锡主义。所谓“麦卡锡主义”，是指“清查政府中的共产党分子”的意思。麦卡锡，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于1950年2月9日在弗吉尼亚州惠林发表的演说中全面攻击美国对华政策，指责国务院内“充斥着共产党人”，声称掌握了一份在国务院工作的205 名共产党名单，2月20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的正式讲话中，向参议院提出了81 名国务院过去和现在的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雇员的情报，紧接着又对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事务人员，如菲利普·杰赛普、欧文·拉铁摩尔等人进行指控和迫害，并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国务卿艾奇逊，3月30日，麦卡锡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断言：“并不是毛领导下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征服了中国，像艾奇逊、拉铁摩尔、杰赛普和汉森所竭力主张的那样，是苏俄征服了中国，而征服者的一支重要同盟就是国务院内的这一小撮左翼分子。”[3]麦卡锡主义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它不仅促使国会的对华政策转向僵硬，而且导致国务院内部的意见变化，并最终推动了军方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日益强硬。很显然，麦卡锡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无端指责，为“丢失中国”找到了替罪羊和理由。

（二）援蒋集团。“院外援华集团”与国会中的“中国帮”构成了援蒋集团，他们积极鼓吹援蒋反共，猛烈攻击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院外援华集团”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四五十年代用重金拉拢、收买的美国商界、政界、军界、舆论界和宗教界的人士结成的集团，代表人物有陈纳德、麦克阿瑟、魏德迈等，他们或是奔走于美国政界，或是游说于国会走廊，极大地影响了白宫和国会对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国会中的“中国帮”，或出于切身经济利益，或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或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汇成一股反动逆流，最“坚定”的代表是参议员诺兰和众议院周以德，有的美国学者指出：国民党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美国人的“恐惧（共产主义）、野心、传教士的热诚和寻求有利可图的市场的欲望”。“援蒋集团”的活动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对美国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在美国政府有意从中国内战中“脱身”时竭力加以阻挠，特别是鼓吹美国“保卫”台湾；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阻挠承认新中国；挑起所谓“谁丢失了中国”的职责，并与麦卡锡配合，发动对国务院工作人员及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专家的政治迫害。而上述这一系列活动的进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确实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美国决策人对华观。艾奇逊是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1949年，中共把美国停止援蒋、断绝与蒋政权、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作为双方建交的先决条件；美国停止援蒋无疑是从对华敌视政策轨道后退的重要步骤，宣布“不干预”台湾局势则是又一步骤。但历史告诉我们艾奇逊等人并未将对华现实政策贯彻到底，究其原因，要源于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中国的现实，那些“中国通”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都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纷纷遭到打击和迫害；决策者也不懂得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对话基础只能是平等，并且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仆从和工具”[4]，艾奇逊本人也是坚定的反苏反共分子；在美国长期支蒋反共和对苏奉行冷战政策的总背景下，艾奇逊对华政策观基本是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强权政治和投机取巧的大杂烩，他始终不懂得平等得对待中国人民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他对华政策主张缺乏坚定基础。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中共没有分裂或“铁托化”，中苏“天然矛盾”也没有激化，艾奇逊一年来的对华政策选择失去其根本依据，他的对华政策观跟着发生变化，几个月后，朝战爆发，艾奇逊立即建议杜鲁门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时隔一年，艾奇逊等人最终选择了全面与新中国为敌的立场。

由以上分析可得，国际因素是其不可忽视的大背景，并且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国内因素中，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制约着对华因素的制订与实施，从而为我们了解朝鲜战争之后美国采取遏制、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使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到美国在1948-1950年间对华政策混乱状态中的实质。

[1]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 1950)[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6 页.

[2]袁明,哈里·哈丁.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 页.

[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页.

[4]同[2]第2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