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认同与语码转换研究的重要性

钱小芳

（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5）

1 文化身份认同的定义

全球化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也是目前世界发展的一大特征，对世界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反正均产生巨大的影响。全球化、现代性的发展使社会文化的发展呈现多样性、流变性和断裂性改变（韩震，2005年）。人们曾经熟悉的概念、习惯、生活方式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在人们的心理上引起文化上的焦虑和自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入的思考: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选择和创造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化能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该如何认同我们的文化？

所谓认同，指种族认同、民族认同、社会(群体)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等多种类型,但最核心的内容是文化认同 （崔新建，2004年），因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的共同因素，也是决定各种不同认同取向的决定因素。所谓文化认同,就是人们对自身、人们之间、所属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文化符号包括语言和交际方式、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2 文化身份认同的特征

文化身份的内在特性包括它的建构性、多元性、继承发展性（罗虹，颜研，2009年）。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研究发现文化身份的形成不是个体一出生就给定的，它实际上个人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表意符号、行为方式、社交事件与他人、群体发生互动并建构的一系列特征的集合。具体因素主要包括该文化群体的语言,外表形式特征,心理结构等等。群体的交际语言、传统、生活习俗以及自身对于某些身份特征的认可、习得、选择和取舍都是在具体的事件中建构起来的。

同时，文化身份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即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文化身份具有多重性、多样化的特点。个体对于自身以及他人文化身份的认知随着社会化进程，受到其自身所属群体、参与的文化群体、周边文化群体文化观念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与个体活动发展空间扩张，他对多个不同的文化团体了产生了忠诚归属感,文化身份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但是在特定的情境和时间内，多重的文化身份具有不同的显著性，个性所展现的文化身份认同可能会有冲突。例如朝鲜籍的中国大学生，在观看中韩球赛时候就会想到底是支持韩国还是中国队，如果她是学习英语专业的学生，被邀请参加大学生新年晚会节目演出时候她还会考虑是选择演唱英文、中文还是朝鲜语歌曲。

此外，文化身份是可继承和不断发展变化的。一种文化身份包括传统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在群体成员之间得到继承，通过群体成员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前文提到的女学生就是从她的家庭、亲友、民族群体中学习了民族的语言、行为方式等，继承了她的民族文化身份。同时由于文化自身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交融而流动、发展，这些文化身份特点会随着社会经环境等改变而赋予新的特征，得到更新或者改变。例如这个大学生学习了汉语、英语或其他外语之后，她的民族文化身份也会呈现新的变化，展现的民族特点会与父母辈不同。

3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外语学习

全球化和现代性在促使社会转型的同时,还直接引发了空前的文化危机，使文化认同成为突出的时代课题（崔新建，2004年）。现代性对于传统是替代性的否定，现代文化对于传统的否定容易造成文化断裂。习俗、传统是往往是文化中最能代表一个群体特色、最具生命力的内容，是文化认同的载体，但恰好也是是现代性首先攻击的对象和牺牲品。其次,具有现代性的往往文化是强势的，是一种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容易破坏原有的文化秩序，造成文化生态失衡。当原有的传统阵地被现代性文化所强势占领，人们原来认同的文化特征被推翻，原有的文化身份没有着落。最后,现代性文化以物的依赖性而不是精神依赖性为中介，带来了社会与人自身的普遍物化,造成文化对人的否定和扭曲。现代性的文化本质是市场化的文化，是文化的物化与技术化。这种脱离人的本质的纯技术纯物质性的文化,容易导致人们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的市场性和技术性也反映在现今中国如火如荼的外语学习潮流之中，这种“过热”的英语价值观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带来了“侵略性”的影响，一如当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省的文字里生掺入日本文字。在数字化、媒体化这些显著现代性影响下，众多外语学习者，从牙牙学语便开始接触外语及相应的文化。但是外语学习是把“双刃剑”（张正东，2006年），学好了可以丰富母语文化，提高智力，满足国家民族开发发展的需要，但是学不好也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例如损伤母语文化、损伤民族自尊心等。另外有代表性的群体是外语教师，他们像是站在这个潮流的“风头浪尖”的“弄潮儿”，因为这个群体作为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化的教育者和传播者，既是成功的外语学习者,因为他们了解目的语,也了解目的语文化,对文化全球化有更深切的体会,他们又是本国文化的“局内人”,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经历着本土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外语教师文化身份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沈映梅，杨文伟，2008年）。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还影响着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外语学习者。例如，调查显示,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学生正面临着种种的文化困惑和文化挑战,他们的国家民族文化身份、校园集体文化身份、性别文化身份等认同现状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将文化身份认同概念引入高等教育理念,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谢伯端，2003年）。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认同状态影响到民族未来的文化的状态。对于大学生、教师文化身份认同过程、特征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还远远不够。

4 文化身份认同与语码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许多东西,都储存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语言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因为社会群体的语言与该群体的文化身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管何种语言形式,都能表明说话者在某既定文化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通过对不同语言变体的选择和转换,说话者表明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表示自己与该语言集团的亲近或者疏远的心理距离。同时，文化身份对语言使用也具有影响。说话者认定或者建构的文化身份差异也会反映到语言层面上,表现为语言使用的差异（罗虹，颜研，2009年）。

所谓语码转换，是指说话人在同一话语中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变体，是在语言接触的环境中双语者会话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语言现象。在国际化程度日益发展的中国，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会话中加入外语的词汇或者短语，甚至长段的话。报纸、杂志、网络论坛甚至个人电子邮件甚至手机短信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夹杂”的外语，其中以英语为最。作为高层次的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育的承担者，外语教师在课堂里使用英语，并且有策略地使用汉语，把英语--汉语的转换作为一种话语策略，但是人们发现有些外语教师在课堂外的语言交际时也使用英语，有时是“夹杂”一些英语的词，有时是“夹杂”英语的短语和句子。他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人进行这种语码转换？他们在课堂外进行转换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这种转换对于他们的文化身份构建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文化分析的后殖民范式检视下,我国高等教育暴露出深刻的文化殖民倾向,一种从制度到人的彻头彻尾的文化殖民（张斌，常亚慧，2009年）。而作为文化传播、创造主体的大学教师的文化行为表现又最为明显。去殖民化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紧迫的文化使命，而高等学校的主体———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是我国高等教育去殖民化使命中最为基础而又特别关键的问题，外语教师作为使用外国语言和紧密接触外国文化的群体，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更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语言与文化认同、教师身份认同、语码转换与身份认同研究目前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上个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获得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发展,人们对语言与身份认同的理解经历了从认为“无”到认为 “有”,从单向影响到双向影响,从群体行为到个体行为,从本质决定到相互构建的、逐渐深入、全面的过程。早期变异语言学家认为二者具有相关和共变的关系，语用学研究强调社会身份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具体的行为展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个人语体风格的形成取决于心理上的身份认同与排斥，交际社会语言学认为个体的社会身份是在具体交际活动中建构出来的。批评话语分析进一步揭示语言与身份的辩证关系,认为人可以遵守或违反话语规范,有意识地选择语体来建构主体身份（谷小娟，李艺，2007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语言和认同成为社会语言学、二语习得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语言学习和学习者认同关系的研究也呈现出从结构观向建构观发展的态势（高一虹等2008）。

具体来说，语码转换的研究有几种不同研究路径，如普通语言学主要是句法学路径（如Myers-Scotton，1993年）、国内代表性的研究者有黄国文、王瑾等；社会语言学路径以祝婉瑾、陈立平（2008年）等人的研究为代表；语用学路径最有影响里的则是于国栋（2001年）的研究，尤其是于国栋的“顺应性模式”被不少研究所采用；话语分析路径则有Peter Auer,Li Wei，Afagaran等。 国际上语码转换与身份认同也是研究的趋势，但是那些语码转换主要是发生在移民群体，外语环境下的语码转换研究很少。但是总体上国内语码转换研究以理论介绍和综述、评述为主，实证研究只占很少一部分。对于教师语码转换研究主要限于课堂语码研究,如（姚明发2012年），文化身份认同视角下的语码转换研究也寥寥无几。

5 小结

总的来说，由于全球性和现代性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文化身份认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语言与身份认同研究是目前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热点。语言选择尤其是语码转换是文化身份研究的一个途径。所以，如何深入研究，探索和提高提高教师、学生群体对于目的语文化、本民族文化以及自己的语码选择的认识，促进师生素质发展和我国教育发展是不容缓的研究课题。

[1]韩震.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J].求是学刊,32(5),2005.

[2]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4(4),2004.

[3]罗虹，颜研.透视语言与“文化身份”[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9(2),2009.

[4]张斌,常亚慧.大学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逻辑:后殖民理论的视角[J].当代教师教育,2(1),2009.

[5]张正东.中国外语教育政策漫议:外语是把双刃剑[J].基础教育外语教育研究.59(1),2006.

[6]沈映梅,杨文伟.全球化语境中外语教师文化身份的定位[J].中国成人教育,(3),2008.

[7]谢伯端.论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J].湖南商学院学报,10(1),2003.

[8]谷小娟,李艺.语言与身份构建:相关文献回顾[J].外语学刊,129(6),2007.

[9]高一虹,修立梅,丁林棚.英语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变化：综合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跟踪调查[J].中国社会语言学,1(1),2007.

[10]Myers-Scotton,C.Social motivations for codeswitching:Evidence from Africa[M].Oxford:Claredon Press.1993.

[11]陈立平.语码转换的社会心理动机考察[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31(4).

[12]于国栋.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性模式[J].当代语言学,6(1),2001.

[13]姚明发.英语课堂语码转换研究[M].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