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袁世凯研究述评

郭常英 王 燕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促动下，本已成为学界关注热点的袁世凯研究得以进一步升温，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涉及领域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2008—2012年这五年间，仅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袁世凯研究学术论文就近200篇，出版论著20多部，另有不少学位论文。相比之下，海外相关研究成果较少，目前仅见3部论著。当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大幕缓缓落下之际，笔者在盘点和梳理近五年袁世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袁世凯研究的基本情况做些简单介绍和评说，并对其未来走向做些简要展望，以期推动袁世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一、近五年袁世凯研究的新突破

(一)对思想政治方面相关问题有新的认识

关于袁世凯起家。杨天石认为袁世凯借用清廷推行新政，使北洋集团迅速崛起①。马诗书、邵文翠认为袁世凯在朝鲜的活动及其所展现的政治才能，为其起家奠定了基础②。关于袁世凯告密。关威提出改良派决策不当是袁告密的重要原因之一③。戴逸认为，袁世凯之所以告密是因为害怕在慈禧太后训政后受康有为等人的连累而采取的被动行为④。关于袁世凯罢官。侯宜杰论证了徐世昌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的非真实性⑤，认为袁不是因聘用了得罪李鸿藻的徐世昌而被李参劾⑥。苏全有对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的“被迫说”和“有名无实说”进行了辩驳⑦。马勇提出袁世凯罢官的真正原因是外交失败而引咎辞职⑧。关于袁世凯出山。苏全有分析袁世凯的复出在其思想上有一个流变过程，认为他在罢官之初并无东山再起之意。⑨骆宝善、刘路生认为袁世凯复出之后，无论是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还是促使南北和局的形成，既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也是其明智的抉择。⑩丁健认为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并非如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不愿出山，相反，其出山态度十分坚决，并做了相应的谋划。（11）关于袁世凯主政后的重要政治作为。苏全有、彭贺超等对义和团运动之后袁世凯在东北和天津地区的善后接收工作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袁世凯收回部分利权、维护国家主权、稳定地区局势、恢复经济发展、提高个人威望，进而影响了清末民初政局。（12）

(二)对袁世凯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有新的评价

李喜霞认为，袁世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原因在于满足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是民国初年社会民众心理期望的具体表达（13）。李玉勤对20世纪初盛宣怀与袁世凯之间的轮电之争及其对汉阳铁厂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这场争论虽然并没有直接涉及汉阳铁厂，但对铁厂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深刻的负面影响。（14）张华腾认为，从甲午战争之后至洪宪帝制之前，袁世凯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革新活动，促进了清末民初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15）。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黄煌在其学位论文《民国初期袁世凯财政政策研究》中考察了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财政政策，认为其积极引进近代财政制度，推进财政转型的做法等，应当给予肯定。窦祥铭认为，袁世凯统治时期对审计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为后来的审计制度建设提供了近代范式（16）。

(三)对文教与社会发展影响方面有新的观点

郭传芹认为，袁世凯对近代官报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正面促进作用。同时，袁世凯对新闻界也保持着较强的戒备心和敏感性。他一方面自办官报，另一方面又打压或力图控制新闻媒体（17）。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乐妮的学位论文《袁世凯执政时期教育政策研究》介绍了袁世凯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认为这些政策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教育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乔沁钰认为，袁世凯虽然屡屡践踏法律并将其当做其实现和巩固权力的工具，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注意运用法律对社会进行统治和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8）霍晓玲关注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督直期间、民国初年的禁毒措施，认为袁世凯在社会改革方面有所贡献。（19）南友锋认为，袁世凯执政时期对航空事业的贡献推动了中国军事早期现代化的进程（20）。任同芹认为袁世凯在编练新军时对军人优抚等作出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21）。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段蕊在其学位论文《袁世凯“新建陆军”军乐队研究》中提出，袁世凯效仿西式军队建立的军乐队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对外交方面一些争议性问题有新的思考

吕慎华在其2011年由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清季袁世凯外交策略之研究》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袁世凯在1894—1909年的外交策略，认为袁世凯后来的外交表现与清末的外交经验密切相关。贾熟村认为，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大量任用日本人改革新政，可是在“二十一条”这个问题上与日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导致日本成为国内反袁势力的重要推手。（22）朱昭华提出袁世凯政府签订《中俄蒙协约》并非丧权辱国或“被迫签订”，认为此条约确定了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外蒙只不过是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实行的高度自治，这是对强权政治下宗主权理论的一种突破。（23）崔志海认为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也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与袁世凯联美制日外交策略的失败直接有关。（24）严昌洪、肖建东提出从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中德两国的关系客观上是朝着互利并逐步趋向平等的方向上发展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德两国同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不利国际环境。（25）刘国辉介绍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抚鲁时期、督直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及帝制时期与德国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的构建及发展给予了袁世凯政治上的极大帮助，从中也可以看到袁世凯“仿德”、“防德”、“联德”及“排德”的政治、外交思想轨迹。（26）王雁认为，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时与德国一系列的抗争举措有效地缓解了彼此之间的冲突（27）。李慧洋论述了袁世凯曾经实行“联美制日”政策，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从而使中美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期”。（28）张北根认为，英国政府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中曾经实施过又推又拉的两面政策，使英国政府与袁世凯政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反复变化的发展过程（29）。

二、近五年袁世凯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涵有所深化

围绕袁世凯的政治实践和社会活动的研究进一步得到深化。李学智研究了南京临时参议院与袁世凯的关系，指出参议院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就职安排、临时政府设置地、接受由袁世凯拟定阁员等问题上给袁以支持与迁就，袁世凯对参议院也是笼络备至。（30）苏全有、邹宝刚认为白朗起义是袁世凯政府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机，由于政府大意轻敌、军队腐败无能、官军关系不睦，基层政权疏于防备等致使起义军转战五省、持续三年有余，给袁世凯的统治以沉重打击。（31）杨天宏指出民初“北洋正统”观念在时人心目中已经幻灭，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的“去北洋化”倾向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在后袁世凯时代，北洋各派别重塑北洋合法性，国民党追求政治“合道性”，导致双方竞雄局面的形成。（32）

袁世凯与政治、经济、文化人物交往的研究，近几年又有扩大和深化的趋势。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腾宇在其学位论文《袁世凯与徐世昌关系述评》中，介绍了袁世凯与徐世昌从结识到合作的过程及在政坛上的合作对清末民初政局的影响。左玉河分析了杨度将“君宪”理论寄托于袁世凯的缘由，以及袁世凯临终懊悔“杨度误我”的原因。（33）丁健认为，虽然奕劻为袁世凯的复出出力颇多，但袁世凯出山后与革命党人一起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则为奕劻意料之外的事。（34）丁春莉认为，倪嗣冲为袁世凯称帝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强调正是倪的积极支持态度更加坚定了袁世凯称帝决心（35）。辛红光将严复与袁世凯的30年交往分阶段研究，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处在或远或近之间（36）。贾熟村考察了严修与袁世凯家族的深厚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袁世凯对严修格外敬重的主要原因。（37）王标分析了章太炎对袁世凯由支持到反对的态度转变，认为二人的关系是因为袁世凯的称帝而走向反面（38）。贾熟村从整体上介绍了共和立宪派集团与君主立宪派集团的合作与冲突，同时对孙中山个人与袁世凯的关系及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关系等研究也有涉及。（39）近年对袁世凯与汪精卫的关系研究也有成果出现，主要围绕辛亥革命中两人之间的恩怨关系展开。邓宾善揭示了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期间对袁世凯的支持和维护以及袁世凯对汪的拉拢（40）。田剑威论述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在辛亥革命中支持袁世凯、协调南北议和及其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作用（41）。目前对上述人物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研究范畴，这些关注点扩大了对袁世凯的认识，使袁世凯研究更加全面深入。

关于北洋新军军费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王逸峰提出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军费主要有五个来源:一是各省与海关摊派协拨的款项;二是压缩旧式军队军费供给新军;三是利用经营新式路矿企业的利润;四是增加的苛捐杂税;五是发行地方公债。（42）杨涛在此基础上对军费来源研究的不足进行了补充，同时从筹集军费过程考察袁世凯与清廷、外省督抚、绅商之间的利益协调。（43）朱家元则通过军费筹集途径的讨论，继而对清末财政改革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了深度分析。（44）军费是军队运行与发展的命脉，也关乎袁世凯的实权问题。上述研究从军队军费研究着眼，扩大了对袁世凯个人与集团崛起的新探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较多学者关注报刊对于袁世凯称帝报道的研究，反映出宽泛的学术目标与观察视角。王天根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例，介绍了在袁世凯称帝前后中国社会新闻媒体的转型与政治变革的关系（45）。与此同时，他还从近代报刊舆论对袁世凯由支持到批判的转变，揭示了袁世凯起落的整个过程。（46）华东师范大学胡红霞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时事新报〉视野下的袁世凯与帝制》通过分析上海《时事新报》对袁世凯称帝的报道，肯定了报纸舆论在民初政坛中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轶的学位论文《〈新闻报〉视野下的袁世凯与帝制》则通过分析《新闻报》对袁世凯称帝的一些相关报道，展现了《新闻报》视野下的袁世凯与帝制。韩殿栋、刘永文、陈立波从舆论媒体的角度考察了袁世凯的对藏政策（47）。杨博研究美国《纽约时报》对袁世凯称帝态度的变化，发现该报随袁世凯失势负面报道有所上升，但正面报道仍占多数，对袁世凯的辩护多于批评。（48）

(二)对袁世凯认识更加全面，评价更加理性

近年学界对袁世凯的研究不仅重视将其放到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还注意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认识袁世凯。汤伏祥在其2011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袁来如此——袁世凯与晚清三十年》一书中，将袁世凯的个人经历放在晚清30年历史空间中，详细解读袁世凯的作为，力图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王忠和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袁世凯全传》一书中，着重从当时历史环境出发，再现了袁世凯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宪政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交涉《二十一条》、洪宪帝制等诸多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以揭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陶菊隐在2011年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对袁世凯在朝鲜起家到帝制失败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包括袁世凯与相关人物的交往及在政治上的作为等。陶菊隐的另一本著作《袁世凯真相》，则以“亲历者口述秘史”的方式记录了袁世凯从小站练兵到洪宪帝制失败这20多年间的历史。马东玉在《从晚清重臣到立宪皇帝:真实的袁世凯》一书中提出，袁世凯维护了中朝关系，是中朝两国的历史功臣;他没有出卖维新运动，是主张变法的政府官员;任直隶总督期间，使直隶成为全国的模范省;逼迫清廷退位，结束清朝200多年的统治;在任直隶总督和大总统期间致力社会变革并做了许多善事。元坤在其2011年出版的《晚清枭雄袁世凯》一书中认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主要是为维护清朝统治阶层的利益，应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姚尧的《袁世凯发迹史》一书认为，袁世凯从起家到成为总统，一生历经大风大浪，而总能像变色龙一样适应环境与潮流，这种站队艺术和应变心机很值得研究。李晓光、赵伟提出袁世凯在朝鲜期间商务方面的政策促进了清政府在朝商务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49）李晓光认为袁世凯对朝经济的干预政策是一种积极作为，也忠实地履行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意愿。（50）

史学研究的正反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力戒简单化、极端化，要坚持科学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我们可喜地看到，研究者对袁世凯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全面，评价也越来越理性。朱昭华指出，虽然袁世凯是清政府在日俄战争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但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与屈辱在于中国的积弱以及清政府东北边疆政策的失误，不应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袁世凯。（51）苏全有探讨了袁世凯在收回开平矿务局事件中所做的努力与所起作用（52）。丁健提出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实力是关键因素，其中审时度势、处乱不惊是其成功的前提，善于利用各种资源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把握民意、顺从民意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53）马勇指出袁世凯在南北和谈中，他所理解的共和与革命派的认识不同，他只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54）王杰认为，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可谓功不可没，但袁世凯通过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会，实行洪宪帝制等，使辛亥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55）此外，有学者针对近年来的重新历史人物的热潮中存在过分夸大袁世凯历史功绩、任意拔高袁世凯历史地位等不良现象，专门撰文指出“重评袁世凯不能矫枉过正”（56）。

(三)研究方法更加多样，成果不断涌现

一是采取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有学者通过心理分析的方式考察了袁世凯在不同阶段的心路历程。丁健对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后由感性到理性的心理变化过程进行考察（57）。马勇还原了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心理变化（58）。还有学者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如李尚英对袁世凯和路易·波拿巴两个帝制复辟的现象进行比对（59）。张永宝、杨振对张之洞与袁世凯在练兵中形成的建军思想异同进行比较（60）。石之轩在其201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一书中，从多种角度、多个方面分析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原因，并把袁世凯与曹操、拿破仑和华盛顿等历史人物做一些比较研究。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新的传记。沙铁军著、201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世凯传》，通过对袁世凯的研究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张华腾在《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一书中，考察了北洋集团崛起的整个过程及其在清末改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对兴起时期的北洋集团给予了较为比较全面和比较客观的评价。张社生在《绝版袁世凯》一书中，运用大量关于袁世凯的图片史料和口述回忆，首次完整还原了业已消失的“项城袁寨”和“安阳洹上村”，并对袁世凯进行了细节逼真、入木三分的刻画描绘。这些史料或来自于100年前西人报刊，或由其亲人、身边人提供，其中不少为首次公开发表的材料，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陈杰在其新著《袁世凯传》一书中，以当时公私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作为第一手史料，以贴身紧逼的方式触摸历史，从丰富的史料中寻绎出悖论式的连番提问，描绘了一代权臣袁世凯复杂多变的人生轨迹。周岩在其新著《民国第一家庭:袁世凯家族》中，剖析了袁世凯一生的复杂经历，描述了袁世凯的前辈与后代在历史中留下的痕迹，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剖面。

三是挖掘整理了一些新的材料。李金旺在其最新整理出版的《袁世凯家书》一书中，通过专门搜辑袁世凯与家人、朋友、同朝为官的僚属等往来的书信，内容涉及生活、家教、婚姻、哲学等多个方面。其中，袁世凯的朋僚信函反映了清末变革时期的社会状况，特别是1909年初袁世凯回籍养疴三年间其与同僚的蛰伏状况。曾伟希对袁世凯朋僚信函的考察为研究清末历史、袁世凯及其朋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61）。郭其智通过《信阳郭氏族谱》和《重修信阳县志》挖掘史料，并辅以其他的资料介绍郭之全与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密切交往过程，揭示了他们的交往对近代社会的影响（62）。贾熟村通过解读《王锡彤日记》说明了王与袁家父子的亲密关系，对于研究袁世凯及其家族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3）秦燕春以严修日记为主，从严修对袁世凯各个阶段的政治态度来看严修与袁世凯的君子之交（64）。马忠文通过研读《许宝蘅日记》，理清了袁世凯从被罢官到再次被重用，以及在继任民国大总统前后的心路历程和政府机构的变迁轨迹等。（65）这些都反映出专家学者在袁世凯研究中都非常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

三、对拓展、深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展望

(一)研究内容需深化，研究视野待拓展

总起来看，目前对袁世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袁与辛亥革命及袁与洪宪帝制等问题上，这固然与社会政治问题更易引起人们关注有关，也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及人们更多关注与“革命”相关的问题有关。然而，要全面反映、认识和评价袁世凯，除此前人们关注的内容之外，还需要深化对辛亥革命前的袁世凯以及他在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尽管学界对此已有新的建树，其中不乏颇有见地的论说（66），但客观地讲，要使袁世凯研究取得更大进展，还需要从深度和广度上加大挖掘力度。目前的学术研究具有相当宽松环境，但只有对袁世凯有了充分的研究，才能够作出对袁世凯一生道路及功过是非作出定位准确、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评价。因而，拿出有思想、有依据、有新意，并能说明问题的深度研究，成为袁世凯研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突破口。如随着近几年学界出现的对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从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学界对在近代史上起重要作用的袁世凯在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作了积极的探讨，这是一种很好的趋势，但目前研究多为浅尝辄止，不够深入，让人不免惋惜。

因此，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式，深化研究内容应成为下步袁世凯研究的重要方面。当前研究中，学者们对袁世凯从目标追求、心理取向、行为表现、价值评判等方面的多维度分析，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其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认识，给今后的研究以有益的引导和启示。

(二)交流平台需拓宽，海内外互动待加强

显而易见，近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带动了近一时期袁世凯研究的热度，事实上袁世凯研究近些年来确实在逐步升温，但我们也明显感觉到各地学术成果参差不齐、研究缺乏整体关注的状况。这自然显示出学界研究的不足。这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改进和推动研究的问题。若能够根据研究现状，借鉴经验，组织开展有益的学术交流，加强协作研究，应当是推进研究的有效方法，不仅有助于改变袁世凯研究交流活动较少的沉闷局面，也有助于营造活跃的学术气氛，有利于重点难点问题的突破，引领和推动袁世凯研究的深入发展。此外，与海外学者的沟通与交流也很重要，海外著述的研究以及加强对外文著作的翻译，有助于推进袁世凯研究，如2013年出版的牛秋实、于英红译，美国学者麦金农著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利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使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有了一定了解，但目前来看国外研究资料还非常缺少。

(三)研究方法需创新，史料挖掘利用待深化。新的史料发现与整理是深化袁世凯研究的一个关键。近年来学者们运用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对袁世凯作出具有新意的评述，带给读者不少欣喜。但同时我们也感觉到，目前还存在虽有新材料被发现，而学界对其充分研究和利用还远远不够的现象，不禁令人喜中有忧。近年一些口述史料、影印资料的不断发现，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还有一些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人物的日记、传记等，成为有较高价值的参考资料。由此可见，相关史料的丰富、补充、研究与运用，学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研究方法还有待于向多样化发展。近几年对袁世凯的研究虽然出现了运用社会心理学、比较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去分析和考量有关历史问题，并有所收益，但研究方法仍显种类不多，尤其是综合利用多种方法破解疑难问题较少，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与发展。

(四)研究队伍需发展，史学新人待培养

一个学术领域需要有一批学者潜心治学才能使研究深化与发展，目前袁世凯研究的学术队伍正在各地形成，并正在完善与提高。从这几年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河南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形成了河南省袁世凯地域集群研究现象。如安阳师范学院张华腾教授及其袁世凯研究团队的成果，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教授的成果，还有许昌学院、河南大学等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等，显示出在袁世凯研究方面河南学者具有的厚实研究能力和积极探索精神。河南与北京、天津等地均为袁世凯人生发展的重要地区，因此相对而言，这些地区的研究力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大。随着《袁世凯全集》在河南的出版，会带动更多更成熟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也必将促进袁世凯研究更好地向深度与广度扩展。另外，青年研究者不断涌现是近年出现的新气象，有不少学位论文对袁世凯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关注点，显示出良好的学术价值，尽管尚有所论不深的问题，但我们相信，随着青年学者的不断学习、成熟和进步，研究水平也一定会得到不断提高，如若再有前辈学者的带动和学术交流的促动，袁世凯的研究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创新成果与深厚、全面之作。

注释

①杨天石:《袁世凯集团的崛起》，《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②马诗书、邵文翠:《论袁世凯在“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期间的作为》，《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2期。③关威:《袁世凯为什么告密——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思考》，《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④戴逸:《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告密真相》，《江淮文史》2010年第6期。⑤侯宜杰:《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⑥侯宜杰:《1896年袁世凯被参与徐世昌受聘无关》，《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⑦苏全有:《1906年袁世凯奏辞八项兼差问题考订》，《江汉论坛》2009年第12期。⑧马勇:《袁世凯罢官归隐说》，《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⑨苏全有:《袁世凯罢官之初并未图谋东山再起》，《求索》2009年第6期。⑩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11）丁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民众视野里的袁世凯》，《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12）苏全有、彭贺超:《袁世凯与义和团运动后的善后接收》，《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3）李喜霞:《袁世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原因探微》，《唐都学刊》2010年第2期。 （14）李玉勤:《“蝴蝶效应”:析盛宣怀袁世凯轮电之争及对汉阳铁厂的影响》，《理论界》2009年第8期。 （15）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中国的早期现代化》，《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6）窦祥铭:《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审计制度》，《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7）郭传芹:《论清末督抚与近代官报创设——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主要分析对象》，《中州学刊》2012年第2期。 （18）乔沁钰:《袁世凯的“法律”思想与法律政策》，《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9期。 （19）霍晓玲:《袁世凯禁赌活动略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20）南友锋:《袁世凯与中国航空事业》，《井冈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1）任同芹:《袁世凯的军人优抚保障思想及实践》，《兰台世界》2011年第7期。 （22）贾熟村:《袁世凯与日本人的恩怨》，《邵阳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23）朱昭华:《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24）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5）严昌洪、肖建东:《德国与袁世凯政府》，《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6）刘国辉:《袁世凯与德国》，《黑龙江史志》2009 年第3 期。 （27）王雁:《袁世凯抚鲁期间对德国殖民者的抗争与妥协》，《理论学刊》2011年第7期。 （28）李慧洋:《袁世凯时期的中美关系》，《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4期。 （29）张北根:《英国对待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 （30）李学智:《南京临时参议院与袁世凯》，《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 （31）苏全有、邹宝刚:《从白朗起义看袁世凯政府的危机应对》，《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2）杨天宏:《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33）左玉河:《杨度:袁世凯身边的白面书生》，《同舟共进》2012第7期。 （34）丁健:《奕劻与辛亥袁世凯再起》，《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5）丁春莉:《倪嗣冲与袁世凯称帝关系探究》，《传承》2010年第18期。 （36）辛红光:《严复与袁世凯关系探微》，《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37）贾熟村:《严修与袁世凯家族的友谊》，《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 （38）王标:《章太炎与袁世凯》，《文史春秋》2009年第9期。 （39）贾熟村:《孙中山集团与袁世凯的恩怨》，《云梦学刊》2009年第4期。 （40）邓宾善:《辛亥前后汪精卫和袁世凯的暧昧交往》，《档案春秋》2010年第3期。 （41）田剑威:《1911年，英国公使帮助袁世凯窃国》，《档案春秋》2011年第10期。 （42）王逸峰:《直隶总督袁世凯筹集北洋军费途径分析》，《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 （43）杨涛:《袁世凯筹集北洋六镇军费途径再分析》，《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44）朱家元:《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军费研究》，《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45）王天根:《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后的政治氛围与青年思想动员》，《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46）王天根:《近代报刊与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的兴衰》，《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47）韩殿栋、刘永文、陈立波:《民国初期传媒关于袁世凯对藏政策的报道》，《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48）杨博:《美国媒体中袁世凯形象的嬗变》，《中国图书评论》2012第6期。 （49）李晓光、赵伟:《略论袁世凯驻朝期间清朝在朝鲜商务的发展及影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 （50）李晓光:《袁世凯对朝经济干涉政策之透视(1885—1894)》，《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51）朱昭华:《论日俄战争时期的袁世凯》，《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6期。 （52）苏全有:《袁世凯与直隶矿业利权回收及发展》，《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53）丁健:《袁世凯获选临时大总统历史原因新论》，《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54）马勇:《南北和谈中的袁世凯》，《人物》2011 年第 12 期。 （55）王杰:《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失败》，《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56）唐金培:《重评袁世凯不可矫枉过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2日。 （57）丁健:《试论辛亥年袁世凯复出时的心路历程》，《济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58）马勇:《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安徽史学》2012年第3期。 （59）李尚英:《袁世凯与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之比评》，《清史参考》2011年第38期。 （60）张永宝、杨振:《张之洞与袁世凯编练新军思想比较研究》，《江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61）曾伟希:《袁世凯朋僚信函六通考释》，《中原文物》2012第2期。 （62）郭其智:《郭之全与袁世凯交往疏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63）贾熟村:《王锡彤与袁世凯父子》，《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 （64）秦燕春:《君子之交:南开鼻祖严修与袁世凯——〈严修日记〉及其他》，《书屋》2008年第 4期。 （65）马忠文:《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66）张德明:《袁世凯与近代来华基督教》，《史学月刊》2013年第8期;张华腾:《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变化——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邓亦武:《论洪宪帝制前袁世凯的治国方略》，《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