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云
(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学前教育分院 ,江苏 南京 210004)
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和郁达夫两位作家有许多可比之处,比如他们都有相同的求学经历,同是创造社成员,且都写过自传等等。本文就郭、郁二人如何在自传中进行有意识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作一探讨。
郭沫若的自传有几十万言,是个人经历的详细回忆录,内容完整;而郁达夫的自传只有九个短篇,即使加上一个《所谓自传也者》的序言,才十篇,时间跨度上也不完整,仅记述了郁达夫从出生到日本留学期间的生活经历。为了保证研究的可比性,本文的论述范围主要集中在二人同时记叙的早年生活,即郁达夫自传的全部,郭沫若自传中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和《初出夔门》。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的儒教传统对人的要求表现为压抑自我、抛弃自我、美化自我,正所谓“公而忘私”、“非礼勿言”,礼教规约下的文人,很难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书写私人生活的文字。
然而在郁达夫看来,新文学对传记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认为:“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写。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它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生一死,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