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诗学形态对林纾翻译名声的改写

严汉津

（天津城建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84）

一、引 言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旗手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包括翻译、撰史、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诸多形式在内的针对文学原作的“改写”概念，并指出改写服务于或受制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1］5-9笔者认为，改写不仅存在于对文学原作的操纵过程，也存在于对文学译作的操纵过程，即通过撰史、编选专集和翻译批评等形式对译作的名声进行操纵，并且这种改写行为也服务于或受制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概念不限于政治范畴，而是“规定我们行为的由常规、惯例和信条所构成的格架”。［1］16诗学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手法，二是文学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后者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受其操纵。［1］26-27在讨论对文学译作的改写时，我们可以直接借用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将诗学概念理解为翻译方法以及翻译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

林纾不懂外文，但却通过与口译者合作翻译了包括英、法、日、俄、西等多种语言在内的189 种作品。［2］85-95因此，林纾的翻译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不可回避的话题。然而，对于林纾翻译的评价，多年来却一直褒贬不一，屡有反复，许多时候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林纾的翻译既曾在变革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引起过“洛阳纸贵”的巨大轰动，也曾在白话文运动发生之后受到过“死译”、 “胡译”的激烈抨击;既曾在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督下受到过严格审查，也曾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而接受众多全新的理论视角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