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曦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北京100081)
在中国古代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或新一代君主握有权柄之时,往往会敦促当时的思想家设计一套体现其治国理念的思想法规,其中分别产生于周朝开国之初的《洪范》与汉武帝统治初期的“天人三策”,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前者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1],后者则体现了一代儒宗董仲舒的思想精华,“为此后刘汉王朝阳儒阴法、王霸杂治的统治方向与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231,董仲舒更被称为“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建筑师[3]397。司马迁与董仲舒同为汉武帝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代表,他在其史学巨著《史记》的《宋世家》中,全文转录了《洪范》一文,显示了他对这部治国大法的高度重视;但对“天人三策”,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没有转录,而且在《史记·儒林列传》简略记述董仲舒的生平事迹时,竟然一笔未曾提及。笔者以为,这或许是司马迁的有意“疏忽”,与对《洪范》的态度两相对比,或许可以从中透视其与董仲舒等汉儒迥然有异的开明思想。
一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汉武帝即位初期,思考国事,夙夜不宁,“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隽,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这位青年天子一连策问三次,把他最关心的诸多问题接连抛出,其中极其关键的一个就是如何理解“天命与人为的关系”[4]12。众所周知,经过汉初7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经济已从萧条走向繁荣,国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