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凯特·肖邦“三位一体”的女性诗学

□仪爱松 姜德成 [江苏大学 镇江 212013]

引言

凯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是美国早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她的作品论及了为社会所遮蔽的文学主题——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特别是性意识的觉醒，这在19世纪的美国南方可谓是突破禁忌的壮举。为此，珀·西厄尔斯蒂德称肖邦“为美国文学开辟了新的重要的领域，是第一个敢于反判传统，藐视权威，在严肃文学中描写性爱和妇女独立人格的女性作家”[1]。肖邦的小说大都有着双重文本策略，表面上看是关于女性的出轨或婚外恋情，从深层意义上讲则是女主人公自我意识觉醒的故事。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的狂欢化诗学倡导一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文学观念和解读策略，对肖邦作品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狂欢化思维贯穿于肖邦小说的主题意蕴和艺术技巧之中，成为沟通小说表层与深层策略的内在关联，体现着作者构建“狂欢-颠覆-觉醒”三位一体女性生存与书写策略的尝试。

一、走向狂欢——肖邦的觉醒书写

巴赫金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诗学脱迹于西方古老的民间狂欢节文化。在狂欢节上，人们打破平常的等级界限，将一切社会禁忌抛之脑后，在广场上随心所欲地尽情狂欢。狂欢节的突出特点如颠覆性、狂欢性以及狂欢世界中凝聚的“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2]178构成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主体内容。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文化“对文学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的影响”[2]179，他的诗学理论关注处于文化边缘的社会现象和文学本质的潜在意义，让处于边缘的文学现象成为文学批评舞台的中央，揭示出隐藏在文学背后的人类狂欢热情。

肖邦是位创作意识很强的作家，短短十余年间她创作了一百余篇短篇小说，以及《咎》和《觉醒》两部长篇作品，成为名列圣路易名仕廊的女性作家。肖邦的独到之处在于，她没有像福楼拜、劳伦斯一样谴责女性，亦非福克纳那样去塑造“南方淑女”，相反她的作品突破社会禁忌，以女性为主角，论及了被遮蔽已久的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肖邦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智胜神明》即为她的觉醒书写定了基调，女主人公波拉·冯斯托尔兹为了音乐事业而抛弃了丈夫。小说的主题突出了女性对事业的献身和对传统婚姻的反叛，表现了作者对女性自主意识的关注。此后，在《一个正派女人》、《一个小时的故事》、《暴风雨》以及《一双丝袜》等作品中女性觉醒的主题不断出现并得以强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说还突出了女性“性意识”的觉醒，高调描写婚外情，歌颂女性的肉体或是精神出轨。比如在《暴风雨》中，女主人公卡利科斯塔与旧情人的通奸被描写成“天赋的权力”，小说毫不掩饰地描绘性爱带来的喜悦，“暴风雨过去了，大家都很快活”[3]261。这一有悖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在作者的笔下充满了诗意，而《觉醒》这部“充分反映了作家的女权主义思想，无疑是肖邦的代表作”[4]的长篇小说更是由于对性和婚姻的描述不符合传统和保守社会的期望而饱受指摘。

纵观肖邦的作品，她的觉醒书写具有明显的颠覆传统、狂欢叙事的风格。女主人公的觉醒都是突然之间打破日常烦闷的约束与社会禁忌而实现的。她们在顿悟中走向觉醒，在此过程中将绝对变为相对，让边缘成为中心，这与狂欢节打破等级，追求更替的精神极为相似。她的小说文本中，狂欢感受的主体为南方女性群体，她们的觉醒都经历了酷似“加冕脱冕”仪式的洗礼，其觉醒模式与狂欢节有类似的戏仿体结构形式。《一个小时的故事》被称之为“最令人震惊的女性自我宣言”，小说中马拉德夫人得知丈夫在事故中丧生的消息后，突然意识到丈夫原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其动机是善良的还是残酷的，……这种做法绝不亚于犯罪”[5]。她由此感悟到独立生活的自由与欢乐。仅仅一个小时后，马拉德先生平安归来，突如其来的变故击碎了她对自由的憧憬，心脏病突发身亡。借助文学的狂欢化，小说呈现出一道亮丽的狂欢化觉醒图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19世纪南方女性跌宕起伏的命运。觉醒狂欢同样在《一个正派女人》中上演，巴罗达夫人与丈夫旧友古文内尔先生的一次夜间长谈不仅纠正了她对后者的偏见，而且还激发了她压抑已久的生理欲望，“她多么想紧紧偎依着他，贴着他的脸喁喁私语——说什么，都无关紧要”，这种冲动让巴夫人意识到“有些斗争是必需单枪匹马去进行的”[6]165。与前面两部短篇作品相比，《觉醒》在思想意识和创作形式上都是一部富有狂欢色彩的作品。狂欢精神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狂欢节上建立的“第二种生活”变异成了对庞特里耶夫人个人经历的狂欢描写。庞夫人在格兰德岛避暑期间开始反省6年来在家庭中的位置和人生的意义，她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的“可以任意或留着或丢弃的财产之一”[6]138，她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当遭到拒绝后，她投身大海以摆脱“灵魂的奴役”，演绎了一场悲壮的觉醒狂欢。

从狂欢化的视域来看，肖邦笔下的女性觉醒是一种酷似狂欢节日里的颠覆体验，其核心是表现女性生命本身不屈服于一切外在的限制，为她们自己创造自由展示其活力的社会空间。作者的觉醒书写中处处充满了巴赫金式的狂欢因子，期待与错位、生与死、个人幻觉与内心感受、自由与玩偶等命题处处并置，实现了悖论反讽的文学能指，强化了小说的狂欢氛围。这种氛围对于作者颠覆南方传统的阶级和性别关系起到重要作用，使那些原本“无法用适宜于出版的语言来表述”的主题，如婚外情与性等成为小说中的永恒主题，也使得作者的觉醒表达成为前瞻性的文学试验。

二、走向颠覆——女性的觉醒之路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颠覆性”，蕴含着将现存文化秩序一举“翻转过来的愿望”[7]165，其目的是在整个官方世界彼岸建立起“第二世界”。这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7]13，它以一种反叛的姿态与官方生活形成对峙，“国王”可以被打翻在地，“小丑”可以加冕成“王”，等级会失去意义，生活的清规戒律得以消解。狂欢节的颠覆性转化到文学作品中，无不渗透着强烈的颠覆等级的文化特征，可以用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急剧变化，使在一夜间、一瞬间回旋于高低之间、升降间，造成一种狂欢的气氛，从而表现事物相对性和两重性……”[8]93。肖邦笔下的女性觉醒恰好体现了狂欢节的这种颠覆性特征，它具体表现在对南方男权社会等级、秩序的颠覆和改变女性价值取向两个方面。

肖邦的主人公总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其中一个是以男性为主宰的官方世界，另一个是女性觉醒时体验的狂欢世界。在官方的世界里，她们都是循规蹈矩的南方淑女，言行举止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在《一个小时的故事》中，马夫人家中的客厅是大家聚集活动的场所，这里发生的是类似官方世界里的生活，马夫人在那里扮演着社会人的角色，听到丈夫的死讯，她做出了被认为是得体的行为，同赶来慰问的亲戚、朋友以及邻居一起表现得异常悲痛。位于楼上的卧室是马夫人的私密空间，在那里一切礼仪道德可以暂时地被搁置起来。一想到“不再有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她了，不必再按照他的意志做事了”[5]42，马夫人心情无比激动，连说了三遍“自由了!身心都自由了!”[5]42。小说中各种景物描写悉数展示了兴奋的迹象和希望的象征，与马夫人刚刚得以释放的心情相得益彰。卧室与客厅虽然只有几步之遥却让读者“时刻感觉到外在的现实和内在的生活之间的强烈冲突”。这种冲突在本质上体现着一个独立个体与强大社会传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具有狂欢世界所特有的颠覆逻辑。

《觉醒》对于狂欢节“颠覆性”的体现更具代表性。小说主要讲述了庞夫人在格兰德岛自由放松的社会氛围中实现觉醒的故事。格兰德岛与新奥尔良隔海相望，分别承载着她的梦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庞夫人出生于一个传统的长老会家族，母亲早逝，她很早担负起做母亲的职责。结婚以后，父亲对女婿的忠告是“权威和强制都是必要的，相信我的话，驭妻之道无他，惟有凡事要强制、要坚决”[6]89。6年来，她单调地做着每日份内该做的事情，只要是丈夫的要求，她总是“一定会照做，会因为习惯而顺从他的意愿”[6]38。

小说中，格兰德岛上形成了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第二种生活”。来岛上度假的人们心情都很轻松，彼此之间率性地进行交流，比如拉提诺夫人向法里瓦先生描述自己的生产经验时竟然钜细靡遗，尤其是一本令庞夫人“简直震惊极了”的禁书居然在餐桌上被公然讨论，这些行为起初让她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免不了脸红，然而不久她渐渐习惯了类似的惊讶，见怪不怪了。在这种轻松的生活氛围中，庞夫人可以放松身心想想自己。

房东赖勃伦夫人每周六举行的晚会成为众人狂欢的舞台，大家尽情享用丰富的物质提供，任意扩大谈话的圈子，余兴节目有音乐、跳舞、朗诵等等。聆听着美妙的音乐，庞夫人并没有以往所感觉到的任何孤独，相反“一股强烈的情感，摇撼着、鞭打着她的灵魂，如同那浪潮日日冲激着她曼妙的身躯一般。她全身颤抖地哽咽着，双眼因泪水而迷濛。”[6]31恰如经过“加冕”仪式的洗礼，她的灵魂放纵与中世纪的狂欢节体验如出一辙，“生活中的一切都挣脱了，人们显露出自由的心灵，生活中的一切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揭露出来。”[8]3

晚会结束后，庞夫人踉踉跄跄下了水，用双臂划动几下，身体就浮上水面。她整个夏天都在练习如何游泳，但直到此刻才真正学会。她高兴得叫起来，“好容易啊！”，“根本没什么！”，“我要游到别的女人从来不曾游过的地方。”[6]34独立能力的提高与庞夫人自由意识的渐强递增密切呼应，就在当晚，当庞先生要求她回房间睡觉时，她竟然下意识地回应，“我要待在外面，我不想进去，也不准备进去。”[6]39换做平时，这种回答对她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学会了游泳让庞夫人意识到自由和独立的重要，获得新生，“人回归到自身，并且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的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特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7]163度假归来，庞夫人搬出了象征着丈夫权威的别墅，靠卖画的钱租了一处小房子，她还把两个儿子送到外婆家抚养。这些举动显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只有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附，摆脱婚姻家庭的羁绊，独立才能变得可能。她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对男性特权的僭越和对传统道德的颠覆。

在肖邦的小说文本中，觉醒后的南方女性不再为别人而活着，她们拒绝继续在家庭中扮演“玩偶”角色，转而成为热爱生活、享受自由的独立个体。通过狂欢化的思维模式，肖邦让读者看到了女性在觉醒过程中体现的叛逆精神，看到了在日常状态下女性被掩盖了的本真存在。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所受到的束缚、压抑，在社会中所处的边缘失语状态，以及她们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对女性主体意识和自由的不懈追求，这种觉醒书写恰好集中表现了狂欢精神的颠覆性内核。

三、走向觉醒——女性的主体确认

在初读《暴风雨》时，一位学者写下了这样的感言，“凯特·肖邦这位生活在19世纪美国南方农村被称为‘乡巴佬’的作家是处在一个父权的时代、思想保守的社会，无论思想多么开放、多么前卫，也无法逾越社会道德的底线。仅就阅读的最初感受而言，我无法不敬佩作者的大胆和才华，甚至想象作者一定是一位才华横溢，魅力四射，充满激情的女人。”[9]这段话对于美国南方的描述以及对肖邦的评介无疑是准确而又恰当的。狂欢化的文学作品通常产生于文化危机时期，由于长期受到清教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南方形成了相对封闭、落后的社会体制。鲁宾说过：“南方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旧遵循着复杂的群体生活模式，个体的活动发生在一套公众明确认可的预期和假定的规范之中。在这种既定的社会环境下，个体行为遵循预期的模式，以至于人类行为具有某些公认的限制和标准。”[10]在南方，女性在生活中是丧失了“自我”的女儿、妻子、母亲或情妇，其身份因男人而定。在文学史上，南方女性很少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作品之中，她们是“一个影子人物，总是在那里，总是必要，但很少以一个重要角色出现。”[11]女性的情感与个性遭到漠视与遮蔽，主体意识长期呈缺失状态。

肖邦的超越性在于，在她的笔下，女性不仅走到了前台，成为小说的主角，而且以狂欢的方式展现了她们被遮蔽已久的自主意识，成为命运的主宰。这些女性大都有着中产阶级婚姻家庭背景，过着从传统意义上讲让人艳羡的“美满生活”。比如，《觉醒》中的庞夫人置身于新奥尔良市的上流社会之中，生活的目的只有相夫教子、宴款宾客，她的丈夫庞先生还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然而，她们并没有满足在婚姻家庭中已经“物化”的地位，而是奋起反抗传统社会加之于身上的角色定位，她们自我意识的确立表现为她们拒绝“玩偶”或“从属”身份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小说中她们无不尝试突破男权社会的樊篱，或在婚姻的框架内，或直接打破婚姻枷锁，通过发展婚外情找到自我，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巴夫人在觉醒后主动向丈夫提出再次邀请古文内尔先生到家中做客表明她已经迈出了追求自由的第一步，而庞夫人的觉醒则更具彻底性，她认为，丈夫还有孩子“都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不应该认为可以连她的躯体和灵魂都占有”[6]147，她觉醒后的选择充分地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庞夫人最后选择赴格兰德岛跳海自杀。对于这一结局，巴赫金给出了答案，“在文学的狂欢世界中，走向死亡不单纯是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新生命的开始，意味着精神上的解脱，甚至是重生。”[12]米特苏尼塔也认为，在女人被认为是男人的财产和性器官这两种选择面前，庞夫人的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她的自杀标志着女性已经从一个性征化、物属化的客体转而成为自主掌控生命的主体，实现了对身体和意志的完全拥有和控制。

在肖邦的小说中，女性主体的寻找经历了从最初的觉醒、意欲挣脱牢笼、获取独立或者导致自我毁灭的挣扎。这种洋溢着狂欢节颠覆精神的命运抗争本身也是女性作家生命与角色双重确认焦虑的文本投射，反映了作者的内心诉求与作为创作主体的焦虑。南方社会对女性的禁锢挤占了她们探索自我的时间和空间，也迫使她们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对命运进行抗争。而以颠覆性为内核的狂欢化无疑会成为女性作家抒发女性群体意识与存在诉求的绝佳表达方式。

对肖邦而言，她的创作主要缘发于自己的个体经验。她早年丧父，哥哥死于疟疾，而结婚以后，她的丈夫过早地死于黄热病。家庭生活中男女关系的失衡成为她作品中的显性主题。她在小说中构建了以女性言说为主体的女性话语，以性为突破禁忌的主要能指，通过描写婚外情来表达女性肉体和情欲方面的生命体验，从而抒发女性压抑已久的自我意识。在小说的表现方式上，她选择了狂欢化来讲出全部的真相，“突破、修正、解构、重构那些从男性文学承袭下来的女性形象，特别是……那些天使与魔鬼合一的典型的女性形象。”[13]如果说突破禁忌的主题以及颠覆等级的狂欢化表现方式共同成就了肖邦的小说，使之成为美国女性文学的奇葩，那么狂欢精神对文学的浸淫和渗透则使肖邦的小说成为关于女性存在的诗性之思。

艺术形式总是渗透着作家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在颠覆传统的文学抗争中，狂欢以其对生命的感悟和体验烛照着人类的精神空间。作为一位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作家，肖邦在作品中以“狂欢”的眼神眺望世界，以“狂欢”的直觉体验世界，将狂欢化的艺术思维方式巧妙地融入到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中去，通过文本的狂欢来颠覆男权社会的权威和秩序，开拓女性自我意识体现的空间，从而让读者领略到其“三位一体”女性诗学的独特魅力[14]。

[1]刘新民.凯特·肖邦及其觉醒[J].中国翻译,1999(5):50.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3]凯特·肖邦.暴风雨[M]// 戴炜栋,编.文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61.

[4]金莉,秦亚青.压抑、觉醒、反叛——凯特·肖邦笔下的女性形象[J].外国文学,1995(4):58.

[5]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J].张强,译.名作欣赏,1999(3):42.

[6]凯特·肖邦.觉醒[M].杨瑛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白春仁,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凯特·肖邦·暴风雨[EB/OL].(20-05-04).http://wenku.baidu.com/view/662976cea1c7aa00b52acb52.html.

[10]RUBIN J,LOUIS D.A Gallery of Southerners[M].Baton Rouge &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P,1982:143-144.

[11]KING R.A Southern Renaissan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35.

[12]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67.

[13]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127.

[14]李秀芹.涓生形象的构成、内核和基础——试论鲁迅小说《伤逝》主人公涓生的形象建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6):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