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学峰
传统译论中译者的地位总是从属的,译者必须不折不扣地再现原作者的思想和意图。译者是从属于作者的,而作者则是至高无上的。译文必须贴近原文,完全无视译者的存在,译者必须亦步亦趋地紧随原著。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翻译史中译者的地位都是从属的。纵观中国古代和近代的翻译史,除了佛经译者之外,历史上的口笔译人员很少被提及,译者只是种族或国家之间交往的必不可少的附带品。在西方,著名翻译家德莱顿说:“翻译既要抠字眼又要译好是不能的……就好比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跳舞的人可以小心翼翼避免摔下来,但不能指望他的动作优美。”[1]123在他提出的翻译原则中,他强调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著的意思,他把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施肥剪枝,而酿成的酒却是主人的[1]122。
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中,也是强调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的。例如,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把“信”放到了第一位。在以忠实通顺为主流的翻译思想中,译者的地位是从属的。如,著名翻译家郭沫若将翻译比作 “媒婆”,将翻译视为一种附属的事业,认为“媒婆应当稍加遏制。”[2]258并且,中国传统的翻译观注重译出原作的“神韵、风韵”等,追求与原著的神似,这也是讲求对原文的忠实,而译文处于从属地位。
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中,对等成了翻译的客观标准,译文追求与原文的对等与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