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京容
柳宗元作为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伟人,一生践履表现出伟大的道德品格,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但其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却是被低估了的,欧阳修高度评价韩愈的文章,却说韩、柳“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1],称赞韩愈而贬低柳宗元。朱熹尖锐地批评柳宗元不能用功于圣人之道,“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赞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废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2]。关于对柳宗元的此类负面评价还有很多,虽然具体看法不一致,但都讥讽于柳宗元的人格和思想,这颇能代表古代人评价柳宗元的一般倾向。但这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柳宗元的许多思想观点的确超乎凡俗,超越了时代而属于未来,他的治学思想亦是如此。
柳宗元的治学精神带有强烈的反潮流和批判意识。他不迷信既成的教条,摆脱传统的束缚,从而提出自己的创见和主张。柳宗元对“圣人之道”有独特的理解,在《时令论》上的一开头就旗帜鲜明的指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3]他认为圣人的作用是要有利于人和事的,必须破除对“天命”的迷信,才能真正发扬圣人之道。同时他对“天命”观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写出了《天对》,《天说》《非国语》等一系列著作,这些都是对“圣人”之言的大胆否定为前提的,这充分展现了他在学术思想研究上不拘泥于前人的成果,敢于否定,敢于创新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