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实践价值——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分析视角

陈登源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政治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014）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五位一体”[1]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进行了深刻而又系统的阐述，强调：“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中凸现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思考及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蕴涵进行多维审度，这对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多维度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著作中处处闪耀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科学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它涵盖了本体论、实践论、唯物史观论和价值观论等多维度的内容。为了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核，人们应从本体论、实践论、唯物史观论和价值观论等视角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与解读，对其蕴含的深刻内涵作出全面而系统的阐释。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本体论维度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从本体论视角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和人对自然界的从属地位。其一，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结成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顺序关系。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论证了自然界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的先在性地位。其次，人类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同时，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置于自然之中，……要受到其他自然物的制约”。[5]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6]这就阐明了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是以自然的一个要素成员身份而存在着。其三，自然界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如果脱离自然界，就失去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正如恩格斯指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7]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8]这就说明了自然界对人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界的依赖性。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实践论维度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从实践论视角强调了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以劳动实践作为中介而联系起来，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是以物质手段为载体进行有目的性的活动，也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正如马克思说：“劳动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9]同时，人类在改造自然并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过程中，除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外，还要遵从和按照自然的属性与规律办事。马克思说：“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10]由此可见，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使自在自然不断向着实现人化自然的过程，使自然的形态和结构发生改变，但要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维护自然的生态环境，使自然不断美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唯物史观维度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从唯物史观视角强调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辩证统一。人们应该从唯物史观维度探讨自然观的发展状况，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的结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11]马克思又说：“孤立的纯粹的自在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如果将自然界与人抽象地分开来，那么自然界相对人来说也就不在了。”[12]马克思的辩证的人化的自然观是从生态学的视角将自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自然化视为有机统一的社会历史观。自然史和社会史是存在一致性的。自然是按照自身属性和规律运动发展的历史，但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自然又融入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变成社会历史的自然。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自然生产人的历史同时又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因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自然生态环境的好与坏折射出人们对自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等情况的认知与态度，人们在认识和把握自然界时应从社会历史的维度出发，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必须将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有机联系起来，才能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完美契合。

（四）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价值论维度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从价值论维度关注和重视自然界对人具有何种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如何实现。正如马克思说：“人的普遍性在实践上表现为整个自然界，人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13]马克思从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诸如需要与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等各式各样的价值关系。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事物）对主体（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14]在分析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所谓自然价值是指自然界、自然物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5]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自然价值的考察之后，得出自然价值包括“以人为尺度”的使用价值和“以地球生态系统为尺度”的生态价值。长期以来，人类没有正确看待自然的使用价值和生态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造成人与自然的价值严重对立。人与自然的价值对立的根源在于人类急功近利的、短期的、狭隘的自然观以及人的异化劳动。正如马克思说：“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6]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尊重自然的价值与本性，维护和实现自然界对人的生态价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升华，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愿望和期待。“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缺少其中一个方面，都会给发展带来不利的局面。只有发挥好“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各“位”的作用，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实现“中国梦”的宏大目标。

（一）经济建设是中心和基础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类文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7]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经济建设始终处于中心和基础地位，是“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建设作为物质基础保障，“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对发展生产力的认识不够，经济建设长期落后，使得“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受到限制。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得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为“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提供坚强的物质基础。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18]

（二）政治建设是方向和保障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19]政治建设为“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和正确方向。如果政治建设没有搞好，就很难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影响到“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的建设。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其最大优势在于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为“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正如党的十八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

（三）文化建设是灵魂和血脉

文化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的反映，同时又能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21]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的灵魂和血脉，它为“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如果文化建设没有搞好，人们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就会缺失，“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就没有精神支撑。只有文化建设搞好了，人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为“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提供精神支撑。在当代中国，文化不仅能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也能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22]

（四）社会建设是支撑和归宿

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的支撑和归宿，它为“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如果社会建设没有搞好，就很难为“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建设就好比一条纽带，对“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具有带动和辐射作用，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政府要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提升社会建设水平。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23]

（五）生态文明建设是根基和条件

生态文明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反映人类进步与自然存在和谐程度的状态。[24]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的根基和条件，它为“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提供和谐的生态环境。如果生态文明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会失衡，就会影响到“五位一体”其它四个方面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5]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的生态转向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过程中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的生态化转向。

（一）经济建设之生态化转向：建设生态经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到了2010年，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已从五年前的26.6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1.9万亿元[26]。但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理性的思考，我国的经济发展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以前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实行的是“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副作用是以消耗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代价而获得人民并不满意的经济增长，显然不适合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要加快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调整经济结构上来，改变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数量和规模，转向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目的，保持经济适宜的增长速度，走一条生态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子，进而为实现生态经济提供“生态化”的保障。

（二）政治建设之生态化转向：建设生态政治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中国政府也需要以新的执政思维和理念来应对，改变过去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考虑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的执政方式，转向以科学的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执政方式，进而为建设生态型政治提供“生态化”保障。一是实行“绿色GDP”的考核标准，实现政绩考核生态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衡量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是 GDP的高低，使得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对GDP过分崇拜，他们把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和速度放在第一位，认为只要经济增长能够实现预期目标就行，而把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放在次要位置，导致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改变政府“唯GDP”的考核标准，转向实行“绿色GDP”的考核标准，实现政绩考核生态化。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生态型政府。政府扮演管理者角色，应发挥其宏观管理的职能，但在以往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职能并没有发挥好应有的作用，而是实行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管不好的“全能型政府”，对市场和社会干预过多，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结果造成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行政成本较高等现象。因此，要转变政府职能，就需要重新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挥市场和社会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定位好政府自身的职责，建设起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生态型政府。

（三）文化建设之生态化转向：建设生态文化

随着人类文明向度的生态化，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就要以科学的生态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价值取向要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由“经济人”转变为“生态人”，进而为建设符合“生态正义”和“生态德性”的生态文化提供“生态化”保障。一是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关键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要改变与更新，需要用“科学、正确的价值观为生态导向，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确立人在自然中的价值观。”[27]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要确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树立善待自然、崇尚自然的理念，对自然要有道德情操和道德关怀，建立良好的“生态德性”。二是实现由单向的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变。所谓“生态人是指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既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人，也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人。”[28]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以过分追求物质利益为目标，往往把自己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为了发展经济而不惜牺牲自然生态环境。因此，只有加强生态环境宣传与教育，才能提高人们的生态文化教养与生态思想觉悟，唤醒人们的生态情感和生态良心，树立人们的生态责任感和生态义务感，遏制生态危机的发生，使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四）社会建设之生态化转向：建设生态社会

从人类文明形态的“范式转换”来看，需要将消费方式的绿色化和环境质量的改善与美化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自然与社会的内在完美契合，进而为建立生态社会提供“生态化”保障。一是摒弃“变态”的消费方式，实行绿色消费。所谓绿色消费是指“在社会消费中，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还要满足子孙万代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29]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人们的消费价值观扭曲、消费方式变样，造成攀比之风、铺张浪费、摆阔之风日益严重，人们只顾及自己对资源的消费需求而不顾及子孙后代对资源的消费需求，这样会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转变人们的消费价值观，以追求简朴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为美，树立人们理性、适度、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态社会。二是营造良好的人居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有益于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提高人的精神愉悦，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塑造人的思想品格，净化人的心理灵魂。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政府、企业、公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严重的挑战。因此，要切实改善环境的质量，需要全社会成员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心存生态保护意识，保护好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环境，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社会。

（五）生态文明建设之生态化转向：走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工业文明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由于人类受“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片面追求物质利益，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不再与自然和谐相处，而是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反自然的社会。[30]人们过分强调人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能力与力量，而不注重人和自然之间进行必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能力。人们一味提出“向自然界宣战”，陶醉在对自然界的胜利和统治的喜悦之中，从而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人类摆脱生存危机，就要变革思维方式，摆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由自然界“之外”调正至自然界“之中”。事实上，人与自然处于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生态关联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生态关系，决定了人类的活动对自然毁灭性破坏不可能不产生危害人类自身利益的恶果。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就要复归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坚持走生态文明之路。生态文明的崛起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一次新选择。[31]因此，人们应该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32]

四、结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为当代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实践的指导价值。为解决生态危机，人们需要重新审视与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在改造自然过程中避免自然的异化现象的发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理念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的生态转向，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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