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无我之境”到 “有我之境”*——兼探大历诗风演进的一个侧面

陈伯海

“大历”，在中国诗歌史上属于长时期受人冷落的时段，从盛唐到大历，一般被认作唐诗之中衰。尽管明人高棅在按“四唐”、 “九品”的框架给唐诗序目时，将大历诗人群定位在“接武”一栏，表示这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仍能多少接续盛唐之余韵①参见高棅《唐诗品汇》卷首《五言古诗叙目·接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但若其作用仅在于延续旧观，且在保守中还丢失了若干重要的精神 (如所谓“气骨顿衰”之类②参见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则其意义就极为有限了，也许这正是评论家们多忽略大历诗坛的原因。其实大历诗风的意义主要不在守旧，而在于有所更新，即为唐诗艺术的新变探索路径。大历的新变可能成就不高，而开创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自应肯定。可喜的是，当今学者中已有人发现这个问题，提出古典诗歌传统中的情景交融艺术至大历方得以实现的观点，很值得我们关注③参见蒋寅《大历诗风》第六章《感受与表现》中的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按:此书迄今仍属大历诗风最有深度的研究著作，本文的立意即在接过其话头而重加阐释。。当然，将情景交融的发端断自大历，不免有隔裂传统的危险 (尤其是将盛唐诗排除于情景交融之外，似叫人难以接受)，亦容易导致对“情景交融”内涵的狭隘化理解，故未能得到学界普遍认可。而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大历诗风的新变，把它理解为诗歌艺术构建从侧重“无我之境”朝偏向“有我之境”的置换转移，或许更切合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