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阳信鼓子秧歌民间调查的思考

2013-08-15 00:55王春鹏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3年6期
关键词:阳信鼓子秧歌

王春鹏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正面临着严峻形势。我们运用访谈、参与观察和历史文献等方法,对阳信民间传统文化鼓子秧歌的保护与传承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从实情分析看,虽然阳信鼓子秧歌的保护与传承取得不少成绩,但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存在传统文化内涵与政府保护措施冲突;一些秧歌角色传承人后继乏人;传统文化观念淡漠等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鼓子秧歌洋湖乡概况

阳信鼓子秧歌是鲁北鼓子秧歌的一个流传分支,产生于山东省鲁北地区的阳信县洋湖乡张杨村一带,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位于滨州、德州、济南三市交界处,与惠民、商河、乐陵三县接壤。洋湖乡幅员面积9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6万亩,辖5个村落片区,目前,全乡人口5万人,以农业人口为主。

洋湖乡治所阳信县城,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小城,因汉代名将韩信自燕伐齐屯兵古笃河之阳而得名。该城地理位置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境内耕地全部由潮土类土壤构成,其中处于浅平洼地边缘和微坡平地中下端的盐化潮土占居了相当部分,故而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当地生产水平受到极大影响,人口数和耕地面积增长缓慢。这也正是阳信鼓子秧歌虽历史悠久,却有别于临近商河秧歌和济阳秧歌而自成一派的原因。

现在,通往张杨村的村公路已修好,乘车出入村落十分方便。在当地,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敦厚朴实的民风,只要一谈起鼓子秧歌,村民们都会对来访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鼓子秧歌艺术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二、鼓子秧歌与乡民生活

鼓子秧歌最早叫“打鼓子”,亦称“大鼓子秧歌”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普遍称之为“鼓子秧歌”,被定为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它融音乐、舞蹈和戏曲为一体,以粗犷优美的表演动作体现艺术魅力,是民间为庆丰收等活动而载歌载舞的一种艺术形式。阳信秧歌已于2011年申遗成功,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阳信鼓子秧歌起源很早,相传明万历年间在刘家阁庙会远近闻名,每逢盛会,各地戏团前来献艺,其中就包括跑秧歌助兴。因为刘家阁附近有驻军,当时军中爱好演戏之士便组成队伍加入到庙会助兴戏团的队伍中来。秧歌以军中阵势为基础展现,再加上社会上其他表演技艺,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鼓子秧歌[1]。

鼓子秧歌道具比较多,如长彩绸、扇子、花伞鼓、有铜铃的拨槌等。 角色依道具名称分为“伞”、“鼓”、“棒”、“花”四个种类。其中“花”为女角,“伞”又分“丑伞”和“花伞”,“丑伞”多扮作庄重风趣的老汉形象,“花伞”多扮作青年形象,“丑伞”中的头两把伞既是领舞者,又是演出组织者和指挥者;“鼓”是鼓子秧歌表演的主力,人数最多且由男性青壮年扮演,舞动起来强劲有力、粗犷凝重;“棒”一般由青少年扮演;“花”有“地花”(不踩跷)和“跷花”(踩高跷)之分,多由少女扮演。鼓子秧歌的各种角色在人数搭配上没有统一规定。秧歌队可定点表演,也可在行进中表演,其队形和图案变化丰富。表演节奏有快有慢,气氛上对比鲜明,情绪上有张有弛。鼓子秧歌的主要伴奏乐器是大鼓和大锣。每年的元宵节,是鼓子秧歌演出活动的高潮日。秧歌队伍庞大,锣鼓齐鸣,角色各异,热闹非凡。

在张杨村,当地村民十分重礼仪,守道义。到村民家做客,给客人端茶、敬烟都要用双手,以示对人尊敬。婚宴上则讲究更多,多用八仙桌待客,正对门的一边为“上席”,按辈分长幼依次而坐,席上主陪要营造席间融洽的气氛,照顾好客人酒足饭饱才不失礼节。这些习俗在鼓子秧歌中有明显印证,比如鼓子秧歌表演要求浑厚拙朴,整个跑阵外圆内方;各个角色等级分明,又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入场及退场的仪式又严格遵守相应的礼数,一丝不苟。由此可以窥见,鼓子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神。

王学岭老人出身于秧歌世家,是第八代秧歌鼓手正宗传人。王学岭祖父曾带领秧歌队参加了辛亥革命庆典,其父亲则带领秧歌队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并受到领导亲切接见和颁奖。从小受到秧歌艺术和戏剧艺术熏陶的王学岭老人,除了平时过过“秧歌瘾”之外,还静下心来思考秧歌的角色扮相和排阵方式,他创造性地把戏剧中的角色行当和军事中的排兵布阵融合到秧歌艺术中,并且自编秧歌角色和排阵围场。

三、几点思考:保护、传承与发展

近几年来,一股几乎席卷全国的民俗热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阳信鼓子秧歌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当地县政府就提出要把鼓子秧歌作为洋湖乡的重要保护和开发项目。为传承这一文化遗产,他们采取入户发动、喇叭宣传、媒体报道等多种形式,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每年拨付专项经费,在服装、道具、演出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并利用节庆日开展民间艺术汇演。同时在地方学校开设秧歌课,成立少年秧歌队,将鼓子秧歌纳入校本课程,更新观念,创新技艺,使之融入现代元素,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这一系列良好的社会背景也为阳信鼓子秧歌的更好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但也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首要的一点就是,民间秧歌的发展出现了受县文化部门观点影响而有失偏薄的趋势。由于过分强调整齐划一和激烈的动作表演力道,传统体现秧歌活力和功夫的精髓内涵在消失,使得秧歌艺人的特点不能得到充分展现,传统秧歌文化精神缺失严重。另外,当地学校传授的鼓子秧歌,虽然有力于秧歌的传播,但是忽视了秧歌本身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最终可能会导致秧歌流派的消失,多样化的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苑利认为“虽然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级行政部门可以越俎代庖,这种行为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社团组织保护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不了解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而将活生生的民俗变成千篇一律的 ‘官俗’。”他认为,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而我们至多只能算是热心负责的“管家”[2]。

其实,从鼓子秧歌的传承发展、表演形式及秧歌队自身的构建不难看出,这一民间文化形式的传承完全是一种传统礼俗文化在支撑着它。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农村外出打工的青年越来越多地接受大都市现代生活观念的冲击,物质享受和个性自由成了当下时代一部分年轻人的新追求。人们的传统观念在淡化,鼓子秧歌的存在根基也就很难存留了。王学岭老人就说:“眼看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何为鼓子秧歌,心中感到隐隐作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巨大变化,正在将阳信鼓子秧歌等传统民俗文化置于生存和发展危机之中。与有形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通过口传心授方式代代相传。拥有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与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阳信秧歌是一种团体性民间舞蹈,各种角色各有特点。那些在生产实践中经长期锻炼,且掌握了阳信鼓子秧歌技艺的 “伞手”、“鼓手”、“棒手”、“花手”才是鼓子秧歌对表演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秧歌薪火相传必不可少的纽带。而正是这些人,在随着时代变迁中正不断消逝。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

现今,阳信鼓子秧歌遇到的传统文化缺失和传承人保护问题,在其他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多数存在。现代文化教育制度中薄弱的传统民俗知识教育更是导致传承乡土知识寸步难行,在今天商业文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下,很多年轻人自然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知识了解越来越少[3]。例如,张杨村的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一特有民间艺术,反而对祖辈以扮丑搞怪表现的传统技艺持冷漠或歧视的态度。我们知道,民俗文化是高雅文化、上层文化等赖以产生的母体和土壤,上层文化几乎都是在不断吸取民间文学和通俗艺术的精华中发展起来的[4]。也就是说,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大众教育模式,使现代观念的年轻人能够为民族文化的古老历史而骄傲,树立起民族自尊心,真正发挥出主人翁意识,甚至吸引他们参与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来。

[1]《王学岭:手持彩练当空舞》,《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10日第14版。

[2]《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喜与忧》,《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6月5日第8版。

[3]刘晓林:《不该遗失的民族之魂》,《观察与思考》,2007年第14期,第31-32页。

[4]刘德龙:《关于当前“民俗热”的冷思考》,《民俗研究》,2008年第1期,第12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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