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看秦汉中国的天下观变局

许鎏源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225）

引言

“石屏地处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部，距省城昆明241公里（公路），距州府所在地个旧①143公里（公路），东邻建水，南接红河，西连新平、元江，北交峨山、通海等县。总面积达3037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2874.7平方公里，占94.65%；坝子162平方公里，占5.35%。境内主要民族有汉、彝、傣、哈尼、回族”[1]1。气候总体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因此终年气温较为均衡，降水充沛“冬少霜雪，木叶不凋”。但是也有一日之内数变的复杂天气，故民间谚语中有“四时皆有夏，一雨便成冬”的说法。当地虽为哈尼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然其与中原王朝之交往，在先秦便已滥觞，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始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内。此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一地区立即被认为属于《禹贡》九州中的梁州。这不仅仅是托古比附，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关于石屏地理的论述，除正史中的《地理志》，历朝所修总志和地方志外，近人方国瑜先生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2]11言之最详，极具参考价值。此外，辛德勇先生的《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3]61虽未直接论述石屏地理，但其对于秦汉边界地理的考证对这一地方的认知也颇可参考。在思想史方面，罗志田先生的《先秦的五服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4]1-34一文和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 提供了切入的思路[5]1。

一 文献记载中的石屏先秦至两汉的地理沿革

石屏在正式以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漫长的孕育过程。“今日之石屏釐然灿然尚已！然逆溯至五百年前，则非今日之屏矣；又逆溯至数千年前，更非今日之屏矣；况推之万年亿年，孰能知屏之为屏果何如乎”[6]！此说确然。

按旧有县志，自明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修者皆言石屏属于《尚书·禹贡》中九州之一的梁州。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的《九州山川实证总图》②已经把云南画在梁州的范围以内。石屏县最早的考古发掘物为牛街镇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锛（《石屏县志》1990年版附图）。说明这个时候石屏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并且具有了一定的文明。

“战国时，楚威王使庄蹻将兵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夺黔中地，道塞不通，因以其众王滇”[7]1。袁嘉谷在其主编的县志中推断，因为石屏距滇池仅仅数百里，所以石屏当在庄蹻的千里之国内。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使常頞通五尺道（史记），据此，则屏在秦时或已置吏亦未可知[6]2。”秦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朝代，不仅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也因为它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一系列制度的基础。在行政区划上也是如此。因此，旧县志的编纂者推测此时秦已在石屏置吏管理。

汉武帝时期，中国的版图向四周大为扩张。“汉武帝元鼎元年，遣中郎将郭昌、卫广将兵平西南夷，为牂牁郡。元封二年，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乘胜临滇，滇王举国降。赐王印，为益州郡[6]2。”元封五年，汉武帝化天下为十三州，益州郡隶属于益州。自此时至蜀汉之石屏，或曰为武帝所置之胜休县，或曰为蜀汉后主所置之梁水县，或曰远离县治，然其在益州境内则无疑义也[2]76,453,31-32。

东汉时石屏一地仍属益州郡统辖，益州郡隶属益州。

《晋书·地理志》对先秦至两汉益州郡的地理沿革做了总结性的描述。“益州。按《禹贡》及舜十二牧俱为梁州之域，周合梁于雍，则又为雍州之地。《春秋元命苞》云：‘参伐流为益州，益之为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险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为名焉。始秦惠王灭蜀，置郡，以张若为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汉初有汉中、巴蜀。高祖六年，分置广汉，凡为四郡。武帝开西南夷，更置犍为、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统焉，益州盖始此也。……刘禅建兴二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广汉属国为阴平郡，分建宁永昌立云南郡，分建宁牂牁立兴古郡，分广汉立东广汉郡[9]438-439。”

自先秦至两汉，石屏一地所属行政区域的地理沿革大抵如是。石屏一地在元朝至元七年（公元1270）始置州，成为确定无疑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始有今名，沿用至今。以此为限，此前地理沿革之记载多略而失，此后之记载则详而备，几臻无缺。故自远古至两汉之际，只可见其大略而难窥其堂奥矣。

二 石屏二题辨

关于石屏自先秦至两汉时期的地理沿革，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石屏是否在庄蹻的“千里之国”内？一是石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的时间到底是何时？弄清这两个问题，对我们最终阐明本文的主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首先来探讨石屏是否在庄蹻的“千里之国”内的问题。管学宣主编的《石屏州志》和袁嘉谷主编的《石屏县志》的《沿革志》中都有一段文字完全相同的记载，即前文所述之楚威王时庄蹻王滇之事。因为石屏距滇池仅数百里，所以袁嘉谷在其主编的县志中推测，石屏当在庄蹻的千里之国内。

管、袁二人的这段材料是由《史记》承袭而来。《史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徇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10]2993”

还原到《史记》的原文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滇池“肥饶数千里”的“千”是否为“十”之误？

方国瑜先生言：“……《史记》殿本‘地方三百里’，百衲本‘地’字作‘池’，是也。又《史记》‘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汉书》同，颜师古注曰：‘池旁之地也’，则数千里，为数十里之误”[13]。我认为其说可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袁嘉谷是基于庄蹻有“千里之国”的基础上来推测当时的石屏在庄蹻的控制范围内，而且只是推测而不是肯定。那么，一旦庄蹻的“千里之国”一变而为“十里之国”，而西南夷地区本就地方以千里，君长以数十，则完全可以肯定，当时的石屏不在庄蹻的控制之下。所以尽管此时西南夷地区已经与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发生联系，但石屏尚不在此区域内。

其次来看第二个问题：石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的确切时间。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使常額颇通五尺道”[14]则袁嘉谷主编的《石屏县志》认为“据此，则屏在秦时或已置吏亦未可知”。另外，《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序》中也有：“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汉兴遂不宾”[7]335的记载。

这样一来，秦在石屏地区置吏的推测看似可以得到证实了，其实不然。因为《史记》后文中的记载与前文发生了极大的矛盾。

《史记》在后文即记载了家喻户晓的“夜郎自大”的故事。“滇王与汉使言曰：‘汉与我孰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为一州之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10]2996。

这段文字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以下两点。一，滇王和夜郎侯“不知汉广大”，而汉此前同样也不甚了解西南夷地区，更谈不上“注意”，所以此时才会有使者“盛言滇大国”和“天子注意焉”的记载。二，这段文字直接写滇王，所处之地与石屏已经甚为接近，且明言：“以道不通故，各自为一州之主，不知汉广大”。

因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思考。如果秦时在这一地区已经置吏，即使如《华阳国志》所说“汉兴遂不宾”，何以至两不相知如此之甚？而且，《史记》前文和《华阳国志》皆言秦时“通五尺道”而《史记》后文又言“以道不通故，各自为一州之主，不知汉广大”，岂非咄咄怪事？因此，我便不免对秦时在这一地区置吏一事认为其非真。据今人辛德勇先生《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3]61，秦时西南边郡，蜀郡、巴郡、长沙和黔中四郡，距云南皆为远矣。故当时的石屏远在秦政权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置吏之说更无从谈起。至于司马迁和常璩为何相沿此说，恐司马迁采名间传说，常璩信之。司马迁著《史记》的资料来源中有一部分是从熟知往事的长老处听来的，如《五帝本纪》中就有“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的记载，难保传说无误。

既然在秦时置吏之说已不可信，那么石屏一地始受中央王朝统辖的时间就只有唯一一个了，即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为中央王朝派兵征服。史籍中各处记载皆相合无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10]2997”《汉书·武帝纪》亦云，元封二年秋“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 袁嘉谷主编的《石屏县志》也说：“汉武帝元鼎元年，遣中郎将郭昌、卫广将兵平西南夷，为牂牁郡。元封二年，巴、蜀兵击劳深、靡莫，乘胜临滇，滇王举国降。赐滇王印，为益州郡。[11]194”石屏隶属益州郡。时已置胜休县，蜀汉后主刘禅又置梁水县，石屏在益州郡内无疑义，然具体当为当时之何县，则如前述，诸家持论不一。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石屏不在庄蹻的“千里之国”内；二，石屏至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始为中央王朝所统辖。

三 天下观的变局

石屏自汉武帝元封二年被纳入汉朝版图以后，其历史渊源立即在短时间内被迅速的中央王朝化。西南夷地区原是远离诸夏活动区域的，而至班固著《汉书》时，这些地方已经被认为属于古代九州中的梁州了。从《汉书·地理志》到1990年出版的《石屏县志》都无一例外地认为石屏一定属于九州中的梁州。1990年出版的《石屏县志》中这样一句话：“本区域早在夏商时属中华九州之梁州”[20]。可见这一观念在当地人脑海中是如何地根深蒂固。我认为，这绝对不是我们以往简单理解的托古比附，它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反映着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发展的轨迹。因为汉代实际上在武帝划天下为十三州以前，“至迟从汉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间”，在行政区划上是按照过《禹贡》中的九州来划分的[3]102。

清人赵翼尝言：“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12]36”这一变局，不只反映在赵翼论述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上，同时也反映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上，即此时中国的天下观念处于由文化认同到政治控制的转折时期。“当时人己指出秦统一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周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是建立在天子被遵为共主（至少是象征性的）这一前提之下的，普天之下的中央四方也就是天子统治的全境。当夷狄自外于诸夏而不欲为‘王臣’之时，天下皆为王土的概念实已受到潜在挑战。但因天下之共主多数时是虚位的，象征多于现实，四方实际上是否服从共主是可以有较大的伸缩的。若无公开的反叛，在共主及诸侯的认知中，都可以视天下为一家。秦统一使天子由共主而成唯一之治主，天下四方是否真正在天子治下就成为实际问题了。所谓政教所及之区，其意义已由文化的变为主要是政治的。中国由过去实操国政的诸侯尊奉一个主要是象征性的共主天下这样一种层级性向心政治体制，转为秦汉以降的礼乐征伐和国政均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政治体制”[4]30。这一观念，于战国时期就具有了比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其中以孟子和邹衍为代表。我们固然不否认春秋以后“道术将为天下裂”，但是在分裂的过程中也孕育着重新走向统一的因素。因此，“一”这一个数字在当时人看来是政治上奋斗的一个目标。

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13]”可见当时经过长期的列国混战后，人心期待金瓯一统。这种“一”的思想继续往前追溯的话，就涉及到了中国古人看待事物起源的观念。所谓“维出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4]7。既然万事万物都是由“一”衍生而来，那么列国复归一统则是符合天道的。

孟子以后的邹衍提出了“大九州”和“小九州”说。在邹衍看来，凡事“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者，乃为一州。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10]2344。此乃邹衍大小九州之要旨。

对于这一理论，长期以来主流的观点认为“阴阳五行家以齐地为根据地。盖其地滨海，其人较多新异见闻，故其人长于荒诞之谈”[15]。这一论点继承了《孟子》、《庄子》和《汉书》等书的观点，指出了自然环境对阴阳家思想形成的原因，但是却忽视了其立足于现实政治这一根本出发点。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当别开生面。“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16]。此种观点亦正合于《史记》所言：“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另外，班固虽然认为阴阳家“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但也认为其长处在于“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11]1734-1735。也就是说，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理论来源并不纯是虚妄的，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自然观测上的。其实，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观念。“战国时人对时空的思考已经超出了一国一地的具体实测与计算，但是其技术水准又不可能对大地或天空进行广泛实际的测量和观察，他们的思维水平已经深入到追问历史起源的地步，但又不可能理智地对人类历史进行公正冷静的描述，所以往往先以经验把世界纷纭的现象归纳为基本的‘数’，在这些推测和想象中得到一些笼统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基础对更广泛的世界再进行由此及彼的推测和想象，这就是‘推而大之’的方法”[5]152。

按照这一理论，邹衍的“先验小物”即是对现实世界的观测，然后“推而大之，以至无垠”即是对这种现实观测的推广，直至九州的起源。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现实政治上又是怎样的呢？

人们所认知的中国范围已经随着人们足迹的扩展而扩展，而中国又是中国之人所居之地，秦汉之际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中国应当把中国之范围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控置之下，对于原来周边仅仅是要求从名义上服从的四夷则需要对其进行实际的征服，设置机构进行实际的管理。而对于那些新开辟的疆土，为了让其对中央王朝形成一种自内心发出的向心力，则必须让其认为从历史起源上他们与中央王朝即是处于统一体系中密不可分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消解他们原有的历史认同，对历史进行重新构建。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已经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行为。逮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又将这种实践理论化，并渐成有识之士的一般共识。董仲舒提出：“古之造文者，三化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17]许慎又引之以解释“王”字[14]9。正是体现了这一认识由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过程。董仲舒提出此论，意在尊君，尊君体现在对四夷的处置上，当然就要对其进行实际的控制。所以秦始皇和汉武帝伐匈奴，讨南越，通西南夷，开疆拓土，设置郡县。

这一构建的过程在思想上，即是把原来九州的范围加以扩展。这样石屏一地的历史渊源便被“推至无垠”，把新开辟的地区比附在九州的范围之内，正是为这一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论。这实际上也是在历史转折点处常常出现的现象，即我们后世所认知的历史已是如同神话般人为塑造的历史，是为当时现实政治的改换提供理论依据的历史，是一种现实诉求催生的历史，而远非历史本身了。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石屏，这一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才新开辟的疆土，被迅速地纳入到了《禹贡》九州的体系范围之内。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地区的人们也认同了这一人为塑造的历史，从内心发出一种向心力，把自己当做了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牢不可分的一员。

儒学自汉代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后，一地对中央政府是否认同，思想上最深切著明者，便当看其是否尊奉儒学；中原文化的典籍魏晋六朝之后，以四部分之，一地受中原文化影响深浅与否，亦可从传世之四部文献中考察之。石屏四部文献传世和存目者，计经部十六部，史部十五部，子部二十八部，集部一百四十五部[6]22。此外，当地风俗亦崇科举。“士喜向学，讲习惟勤”。“（乡试）每科七月内出示，订期传启一通，付首名科举生员于仪门外，立月宫桥，堂上列宴。宴毕，簪花掛红，步桥而出。知州送至化龙桥，吏目备盒酒饯之，送卷金贐仪，奉文载革，知州捐俸助之”。“每会试上年八月内，知州于新旧举人投启各一通。公所设宴，送花币贐仪。至起行日，饯化龙桥”[6]2。明清两代，石屏共记出共计出特科人选五人、翰林十六人、进士七十六人、贡生七百六十一人、举人六百四十人[1]791。至今有民谚曰：“对门两进士，五步三翰林；举人满街走，秀才家家有。”除此而外，甚至先秦时大行中国的乡饮酒礼在明清时，石屏依然盛行。“每岁于正月十五、十月十五举行。知州先期各投启一通，备宾筵于明伦堂，其礼悉照布政司颁发仪注遵行”[6]2。这些虽然是明清时风俗，但一个地方风俗的形成与变迁，如县志所言，“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在近代的千年变局中，石屏的袁嘉谷先生喊出了：“吾中国人也，应有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的口号，便是这一人为塑造的历史对当地人心理认同影响的最佳明证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秦汉之际，石屏由西南夷地区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版图以后，随即被中央王朝赋予了新的历史起源。这一现象，不是单纯的托古比附，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意义十分重大，同时也启发着我们去考量那些我们曾经遗忘了的历史角落。

注释：

①红河州州府已于2003年移于蒙自市.

②本图出自禹贡山川地理图,南宋陈大昌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墨印地图实物,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1]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石屏县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791.

[2]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10:11,76,12.

[3]辛德勇著.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01.61,102.

[4]罗志田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M].台北:东大图书,1998-01:1-34,30.

[5]葛兆光 著.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03:1,153.

[6]袁嘉谷篆修.石屏县志,卷三,沿革志[O].中国文史出版社,1938:1,2,22.

[7]常璩(晋)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7:453,335.

[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0;31-32.

[9]房玄龄等撰.晋书·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438-439.

[10]司马迁(汉)撰,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07(1):2993,2996,2997,2344.

[11]班固(东汉)撰,颜师古(唐)注.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06(1):194,1734-1735.

[12]赵翼(清)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1):36.

[13]宋元人著,孟子·梁惠王上四书五经(孟子·梁惠王上)[M].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本影印,1985-11(2):5.

[14]许慎(东汉)撰,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2(1):7,9.

[15]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04(1):208.

[16]钱穆著.秦汉史[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4-04(1):3.

[17]苏舆撰,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12(1):328-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