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儒林记忆与补史之阙

2013-08-15 00:44汤天勇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2期
关键词:儒林吴敬梓六艺

汤天勇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鲁迅评论《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儒林成了吴敬梓抒写心中块垒与批判现实的载体。何谓儒林?《史记正义》云:“儒谓博士,为儒雅之林,宗理古文,宣明旧义。”博士本是官职名,也是职称名,大多由儒生担当,其成为传书述对象,肇始于司马迁传述儒林。《史记·儒林列传》共写了孔子之后50多个儒士,叙述了汉儒的学问及师承关系,描述了儒生们登上政治舞台大显身手,以致朝廷内呈现出“公卿大夫士吏,斌斌文学之士矣”的情景。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传述思想,在《汉书·叙传》阐明了传述儒林的意图:“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纪,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由此观之,史家记述儒林,是要辨析学术根本,厘清学术传承,彰显儒生政治情怀和思想道德操守。闲斋老人序《儒林外史》曰:“夫曰‘外史’原不自居于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1](P001)作者名之“外史”是为了相别代表官方意识的正史,书写“儒林”是为了呈现一种生活的真实。“外史”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态度、志趣与策略,记述“儒林”则说明记忆决定了写作的方向。《儒林外史》共刻画了三百七八十个人物,士人群体是主体,也是作者史家情怀寄寓最多的部分。比照被司马迁和班固传记的学人熠熠生辉,吴敬梓笔下的文人显得有些悲凉黯淡。

吴敬梓写出了在科举制度荼毒下,士子们放弃本应专攻的“术业”,专门精研科举时文的世态。什么是文人的学业根本?班固《汉书·儒林传》云:“故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古之儒者,皆以“载道之文”— —“经”进行“弘道”,以期实现自我的“安身立命”。那么,吴敬梓对此如何看呢?首先,从作者自身来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吴敬梓“与族祖绵庄(廷?)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认为是“人生立命之处”。其好解《诗》,且新说频频。其次,从其塑造的“真儒”来看:王冕“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真儒化身的虞育德,不仅名与字均出自《易经》,也表示“不耐烦做时文”,尤通诗赋;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尤其精通《易》学;迟衡山,祭祀泰伯祠的发起者,擅长制礼作乐;杜少卿,“做出来的诗文,人无有不服”,虞育德称其“奇才”,况且阐释《诗》颇有心得……由此观之,吴敬梓心中认定的儒士的学业根本为“六艺”。

相对于几位真儒尚在治学六艺,“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的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迟衡山语)范进高中进士,竟然不知苏轼何许人也;汤知县和张静斋竟然在刘基身上张冠李戴;匡迪人随便找了本诗歌入门的书看了看,发现自己做的诗不逊于那些所谓风流名士;连李清照都不晓得的选家马二,振振有辞地教诲蘧公孙“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士人全然不知何为所学,正如清朝思想家颜元所说:“宋家老头巾群天下人才于静坐、读书中,以为千古独得之秘;指办干政事为粗豪,为俗吏;指经济生民为功利,为杂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读讲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贵利达之场;高旷人皆高谈静、敬;著书集文,贪从祀庙廷之典。……是世间之德乃乱矣。”(朱义禄《朱子语类选评》)八股横行,天下读书之人皆受其愚昧,于是,儒林中到处充斥着不学无术,这与《史记》与《汉书》撰述的汉代儒士治学《诗》、《书》、《礼》、《乐》、《易》与《春秋》的洋洋大观何等反差。吴敬梓具有“史汉之才”,以汉儒治学为镜像,折射其时的学统沦丧,藉此揭露与批评科举取士对知识分子的误导与戕害,“率天下贤愚而八股矣……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八股之害,甚于焚坑”。(颜元《刁过之第十九》)

“何谓‘儒者’?何谓‘儒者气象’?须识者自己领会,殊难确切下一定义,其实亦可不必呆板说定。最概括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2](P11)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系中,“儒”的本质构成涵括了“学问技能”和“道德修养”两个方面。前者属于“器”的层面,是人的物质性构成;后者属于“道”的层面,是人的精神性构成。并且,前者应为职业属类的区分标准,后者才是衡量人之品性的尺度。吴敬梓笔下文人众多,谁能成为真儒,“道德修养”是其主要裁决标尺。正如李汉秋所说:“《儒林外史》就是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为中心,在深层建构起一个褒贬对比的结构框架,否定性人物与肯定性人物,陋儒、假儒、迂儒与真儒,假名士与真名士,分别分居对比结构的两侧,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把主题思想凸现出来。”[3](P1)作者笔端涌现了倡导儒家规范,精于学廉于政,漠视功名利禄,讲究行文出处,提倡礼乐教化,注重德行合一的真儒与真名士;也出现被八股时文腐朽灵魂、人格扭曲、精神空虚、道貌岸然、道德沦丧的假儒和假名士。这两类文士共同构成了民间儒林主体,成为左右民间世风的中坚力量。真儒是吴敬梓着力塑造的形象,有别于灵魂肮脏的丑儒和迟钝笨拙的迂儒,也有别于冠冕堂皇的假儒,其中寄寓着作者的理想,灌注着作者对“儒”最本质的体认。他们是士人群体仰慕的对象和行动的参照,是社会风气纯正、文化净化的药剂。真儒,首先是人品上的光明磊落。其中虞育德堪谓《儒林外史》中真儒的化身,系小说中的上上人物,未中进士时,有人欲代为求荐,俟征辟后再辞官,借机抬高身价。他认为如此是没品行,“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拒绝了举荐。金榜题名后,因未私自篡改年龄,被放了闲官。由此可见其光明磊落,心无私曲。其次,有真才实学,学识渊博。虞有德精通诗赋;迟衡山有制礼作乐之才;杜少卿曾撰《诗说》;萧云仙武艺超群、学问博雅,尤善用兵理民,张文虎称赞他“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儒林外史评》)再次,讲究“文行出处”。所谓“文行出处”,即“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真儒们德行兼修,积极践行儒家“内圣”与“外王”之道。传统儒家认为文人之伦理“由两个相互补充的极构成,一极是‘修身’,这是忠、孝、仁、义等一系列道德标准组成的己身洒扫应对为人处世的规范。它的核心在于‘克己’,先除尽一切属于‘人’的东西,既包括精神、灵魂层面的对自己人生和生命的掌握,也包括物质层面的享受和其他欲望的满足;另一极是‘恕道’。个体将养好了的身推而广之,将它应用在对待别人的场合,也就是说将以个人德行的自我完善来影响和唤醒别人,由己身及于他身。”[4](P275)吴敬梓对理想人物的建构,希望藉此得到普泛化的感应效果,力挽士林污浊风气。小说第55回添了“四客”: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和裁缝荆元。作者没有详叙他们人生历程,只撷取他们不为世俗所理解的某些行为加以描绘,从而反映出他们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品性。这其中倾注了作者深厚的赞赏之情,饱含着作者对士林陷落的极度失望,希望通过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方式为士人谋一条出路。此“四客”与楔子中的王冕都能“志于道”,不失儒士的内在价值和本质意义,这才是吴氏“述往思来”著述理想的最好诠注。

“儒林,作为有六艺之术或懂得六艺经传技艺的群体,他们的生存与六艺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5](P49)古之儒者,系具有“知识材艺”并能以六艺经传为谋生手段的文人群体,他们秉持“先王之道”,担当以“王教之典籍”化成天下的职责。作者用人物牵引的办法保证了百年儒林的记述,似乎符合正史儒林传述学术传统的愿望。可《儒林外史》描述的儒林,混乱不堪不说,全然没有学术薪火相传与“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的效应。周进录取范进,更多“可怜他苦志”,而非学有专长;范进在“孝”的外衣下弃用银镶杯箸,却又吃着大虾丸子;匡二前恭后倨,有违朋友之信;牛浦郎无所学业,却又冒名钓誉……如刘咸炘所言:“八股腐生,斗方名士,皆为可恶;而名士多诈欺,腐生反诚实,故推马纯上而贬权勿用。于名士尤诋諆,如牛浦无赖子也,赵雪斋医生也,景本蕙、支锷贾人也……而亦学为名士,书中特著其丑。今人谓其意深恶八股,不知其尤恶名士也。若严致中之谋产,王德、王仁之纳贿,荀玫之忘亲,匡迥之弃妻,王惠之鄙,此皆市井之行,贱恶之事,而读书识字者躬行之。”[6](P291)为何能够影响社会风气的儒林会是这般情状?一言以蔽之,功名富贵而已。作者假小说中人物向昇之口道出了心中的愤慨:“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于是,“心艳功名富贵”者“媚人下人”;“依仗功名富贵”者“骄人傲人”;“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者“自以为高”。这些不事经学、践踏学术传承的假儒名士充斥在儒林的各个层面,不但腐蚀着代代相继的学人,而且污浊了社会风气。他们丧失了学业传统却又占据着儒林的绝大多数;他们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儒学传统价值体系的摧毁者,更是现时混乱价值体系的受害者。最终,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与他们无缘,立言、立功与立德也与他们陌路。在科举时文桎梏下过着行尸走肉般生活,成为统治阶级肆意摆弄的物件。而那些有学术素养和经传实绩的真儒(如虞育德、庄尚志、杜少卿、迟均等)即使百般努力,也不能扭转社会风气颓败的趋势,讲究“行文出处”与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与泰伯祠一样摆脱不了断壁残垣的命运。

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云:“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传》。”中国历史煌煌几千年,其间文人学士犹如灿烂之星空。而正史所传之士人,却是屈指可数,他们不仅是历代经师饱学之士,更是有学术贡献的大儒哲人或臣事天子诸侯的名流贤达。《儒林外史》中作者极力塑造的“真儒”,虽然也能通经,但思想与行动上“离经叛道”,应非《儒林传》所录之人;至于那些“假儒”和“假名士”,不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且以“功名富贵”为核心价值观,他们断然不配进入《儒林传》。事实上,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知识分子群像才是最真实的社会图景。故此,作者以燃犀之笔穷尽士人众生态,客观地呈现了儒林本原风貌。这些景观虽然未能写入正史,但读来为人采信,符合现实的真实,体现了作者补“正史之阙”的史传意识。正如鲁迅所说:“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7](P155)

[1](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展开[A].文化与人生[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5]张三夕.六艺的依附者与保护者[J].海南大学学报,1996,(1).

[6](清)刘咸炘.小说裁论[A].儒林外史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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