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的政治角度考察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翻译

马祯妮

(新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文化研究触及包括对意识形态和权力等文本外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也因此进入了“后现代”语境下的热点问题——“翻译的政治”。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后现代”文化研究视野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戏剧翻译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中国学者视野中“翻译的政治”主要涉及对原作予以删减、增补、作注的摆布，以及赞助人，官方意识形态，译者观念等等一些具体含义。”[1](P64)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中国近代翻译与中国近代史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时代的特殊需要，译者对篇目选取、内容处置等方面注重得比较多，所以说译者在译介外国作品时，其主体意愿和现实的需要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翻译诗歌、小说均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而翻译戏剧最迟，于20世纪初面世。而中国现代话剧的重要来源多表现为翻译剧和改编剧，因此外国戏剧的译介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五四”时期戏剧在中国的发展 任何翻译活动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作为社会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五四”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被提到了重要地位，翻译成为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新文化传播媒介。本篇围绕20世纪初的话剧运动展开讨论。虽然这时期的戏剧翻译规模不及小说和诗歌翻译，但通过译介外国戏剧，诞生了一大批剧作家，并创作了属于中国自己的话剧形式。1906年，一批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建立了春柳社，1907年将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为《黑奴吁天录》上演，被认为是现代话剧诞生的标志。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运动促进了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和对西方话剧的引进。《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曾先后译介了易卜生、萧伯纳、斯特林堡、罗曼罗兰、契诃夫、王尔德等世界名家的剧作。就话剧本身而言，经历了从最初的原封不动搬演外国剧本到着手改编，再到自己创作剧本这几个过程。正是由于“五四”时期的政治变革需要，戏剧被当作一种政治变革的需求。

二、翻译的政治表现——戏剧翻译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 “翻译工作是一个政治任务，有时有意识的使之为政治服务，有时无意识的为政治服务。”[2](P64)翻译界真正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勒菲弗尔、巴斯奈特、赫曼斯为代表的“操纵学派”关注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本的操纵和改写。勒菲弗尔对“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由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被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和态度组成的概念框架，而读者和译者正是通过这一框架来接触和处理文本的”。[3](P48)可以说翻译的生产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支配;其次翻译活动本身生产着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翻译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4](P575)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于戏剧翻译，主要表现于翻译动机和选材、译者行为、翻译策略和方法等方面。

(一)翻译的动机 五四时期的戏剧翻译是一种自发性的活动。这些译者大多没有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也不单单只是从专业和学术建设的需要出发，更多地是基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需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怀抱济世救国的美好愿望和历史使命，投身到翻译活动中去，进行思想启蒙运动。

(二)题材的选择 由于对国内现实改革的失望，知识分子将目光放在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上，希望从那里找到救国救民的良药。他们所选择的翻译作品，其内容及所表现的对民族命运的悲愤大多契合我国“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要求变革的呼吁，译者在翻译时带着满腔爱国热情借翻译作品警醒国人，促进社会改革。译者在翻译的选题问题上，倾向于选择弱小国家和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国家的作品(如俄国文学)，为的是给中国民众在摸索本国救亡图存时提供宝贵的经验;其次倾向于选择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去翻译。从“五四”开始，易卜生的剧本在中国的译本最多，评价最多，演出最多，争论也最多。易卜生题材很好地契合了“五四”文化精英的期待视野，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反抗当时社会现实的热情，易卜生的剧作不仅成了中国新文学作家创作的模式，而且其作品《玩偶之家》中“娜拉”形象也影响五四女性，成为中国妇女效法离家出走的模式，她们呼吁改革婚姻和家庭制度，追求独立自由，男女平等。我国优秀剧作家洪深认为，“易卜生的戏剧比莎士比亚更切合中国反封建专制与反帝国主义的实际。”[5](P136)

此外，译借萧伯纳戏剧也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商务印书馆在“文学研究丛书”中推出由潘家洵译的《华伦夫人之职业》，萧伯纳的戏剧关注现实，关注民众疾苦，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这符合“五四”时期戏剧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翻译的策略 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差距很大，许多元素都不能从一个文化体系直接移植到另一个文化体系，译者必须采用某种策略。“五四”时期的译者根据作家、作品本身的重要性与现实政治需求的迫切性以及译者的时间、精力、眼光、报刊的容量等情况，所采用的策略有全文翻译、节译、摘译，也有编译、译述等，最常用的策略是删节。话剧是地道的舶来品，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最初被翻译成中文搬上舞台的外国话剧，总是要不同程度地改编或者说是一种再创作。中国现代第一个话剧剧本胡适的《终身大事》就是在借鉴易卜生《娜拉》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翻译的策略有“中国化”方法，即把原作的人物、时间、地点、情节、风俗等全部或基本改成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有的是“西洋化”方法，即保持人物、时间、地点、情节、风俗等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有所改编。虽然“五四”时期直译的呼声很高，原汁原味的话剧翻译还是采用了“中国化”的翻译。如1924年洪深根据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就是一种“改编本”，其中剧名、人名、地名都被改变成中国，但情节与风格仍属于西方，话剧一经演出颇受欢迎。此外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译者往往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注释或阐释。如有译者暗语、附录、注脚、章节附注、文中夹注等;内容涉及作家简介、作品背景、要旨提示、风格点评、翻译动机等。

综上所述，翻译的政治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目的、选材和策略的各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有助于输入新思想以及变革旧社会制度和改良旧的语言和文学范式。今天，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中国话剧，不但已成为全国性的一大剧种，而且，它已经把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转化为具有现代性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戏剧样式，成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组成部分。20世纪戏剧翻译对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发展影响是深远的，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探索、改革和创新中，使中国文学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

[1]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M](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S.Bassnett＆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张柏然.许钧.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王宁.易卜生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