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柯太守传》对《枕中记》叙事艺术的发展

孙振杰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南柯太守传》立意与《枕中记》同”①。的确，它们都是通过“梦如人生”的构思来表达“人生如梦”的理念的。不过，尽管它们在立意上有较多相似，但在具体的叙事艺术上却差异较大。和史传性质较强的《枕中记》相比，《南柯太守传》在故事建构、人物处理、叙述结构、叙述行为、叙述声音上都更具小说化特征。可以说，李公佐凭借更为巧妙新奇的艺术构思和严密精细的故事结构达到了“假实证幻，馀韵悠然”②的小说叙事效果。对此，笔者将通过叙事学的理论视角，以《枕中记》为参照，进一步探究《南柯太守传》在唐传奇叙事艺术上的新发展。

一、征异述奇的叙述内容

中国古代小说与子史关系密切，且界限模糊，小说摆脱子、史模式走向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唐传奇来说，③鲁迅以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此就文学创作动机而论的，但积极的创作动机并不能使中唐之前的唐人传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小说”这一概念是有着诸多的审美特质来限定的。

小说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它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它强调情节曲折、故事完整、细节真实，并且故事的发展前后勾联，但又疏密相间，摇曳多姿，手法变化错综。关于细节问题，恩格斯在谈到小说时曾指出“细节的真实”的重要性，并要求小说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小说叙事中的这一诉求在中唐之前的唐传奇创作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彰显，史传性、志怪性小说仍然占据唐传奇初期创作的主流。对比《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我们可以明显见出，前者正是介于史传志怪与典型小说之间的突出代表，而后者则是传奇文学化转变完成后具有文学独立性的作品，理由有二：

首先，《枕中记》将卢生的梦中经历置于玄宗朝的真实历史背景当中，并对这一真实历史详加描述，且所述史实与历史记载一一契合，读来亦真亦幻，可以看出作为史学家的沈既济十分严谨的史传文学风格。而《南柯太守传》则不同，它的故事小说化特征明显：情节丰富复杂、细节生动逼真，这一文学性的审美特征是《枕中记》所不能及的。

其次，假定的真实取代历史的真实，并按可然律进行情节的设置，也是《南柯太守传》对《枕中记》的重大突破。在这个纪梦故事中，作者描绘了大量生动逼真的细节，并以此来加强假定中的真实。《南柯太守传》述淳于棼娶金枝公主，描述详尽周全。故事先补述了他的父亲为边将，并不知存亡的事来照应槐安国王所谓“奉尊贤命”招他为驸马的说法，中间又穿插了诸女眷回忆以前在禅智寺、孝感寺与他两次邂逅时，他“强来亲洽”的往事来打趣他，最后又铺陈形容了婚礼进行时的诸种仪式。其中，女眷打趣之事，铺演得极为细腻生动：

皆侍从数千，冠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钿，目不可视。遨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丽，生莫能对。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已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右延舞《婆罗门》。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绛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氏，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瞩盼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④

言语之间，女眷的开朗大方、淳于棼的羞赧而不失雅致的性格特点便显现了出来，直觉得栩栩如生。这样周详的细节描写，在《枕中记》关于嫁娶的类似情节中，却只是简单的一句：“数月，娶清河崔氏女”，显得索然无味。另，《枕中记》在叙述卢生梦中仕途荣衰时，仅作了精炼扼要的概括，而《南柯太守传》在集中叙述淳于棼为南柯太守一职之事时，尽显铺陈之能事：前有赴任途中的描写，中有檀萝国入侵的穿插，所费笔墨甚夥。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与主要情节相映成趣的穿插，使《南柯太守传》的艺术魅力远远超过以史家话语写成的《枕中记》，从而显示出成熟小说的魅力。

二、虚实相依的人物处理

卢生与淳于棼分别是《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的主角。比较而言，卢生形象的塑造，史传色彩较强，基本上是当时士人集体精神的一个意象符号，个性不够鲜明；而淳于棼形象的处理与卢生大不相同，李公佐着意于典型性格的塑造，摆脱了人物性格概念化的类型性特征，使得淳于棼的形象既个性鲜明，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关于卢生的原型，前辈学者的看法不一：汪师韩在《读书录》中指出沈既济影射萧嵩之事，程毅中先生在其《唐代小说史话》中认为杨炎和元载是卢生的模型，王梦鸥先生在《读沈既济〈枕中记〉补考》中提出卢生是以郭子仪为样本的，丁范镇在《〈枕中记〉的主角研究》中视张说为卢生的“模特儿”……虽然关于卢生的形象来源争议颇多，目前尚无定论，但这些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卢生”这一角色并不是纯粹虚构的。作者沈既济在创作时有意择取唐朝多位重臣的生平事迹，将多项史实如兴修水利、平定吐蕃等作为素材单元拼凑起来，融于卢生一人，从而赋予人物以典型性和代表性，以更好地说明所谓的“适”——“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⑤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倏忽如梦。而这样的安排也使卢生成了士人集体遭际与集体意识的符号，其个体特征被群体性的标签所覆盖，故卢生这一人物形象因缺乏鲜明的个性而显得单薄、疏简和扁平。

李肇在《国史补》卷下中将沈既济的《枕中记》与韩愈的《毛颖传》并提，誉为“二篇真良史才也”⑥。沈既济在描写卢生时恪守史传的创作风格，笔致简练、毫无闲笔赘语，如：“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应制，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⑦作者略去人物的性格特征、心理活动，也省掉了大量细节，中规中矩地模仿传统史书、传记的叙事风格——将人物的生平缩汇成一张履历表，在展示人物的出仕轨迹的过程中也没有丝毫停留，而是一直向前推进，整个故事情节也通过讲述官职的变化贯穿起来。纲领眉目的叙述使卢生的形象缺乏生动性，而这与作者旨在否定功名思想，并不承担叙事意义的创作初衷是相关的。

相比较而言，《南柯太守传》在处理主角淳于棼时就精彩很多，作者在介绍人物时摆脱了史学叙事的写法，而是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所历细节的介绍和心理活动的描述，例如：“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裨将，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⑧，寥寥数十字就将淳于棼豪放不羁的游侠之气凸显出来；淳于棼进入大槐安国沿途的景象、举行婚礼的过程、大猎灵龟山以及就任南柯郡太守等经历均被琐细毕陈地呈现出来，不仅更为真实可感，也为下文梦境与现实的互证提供了必要的铺垫，这种用个人的详细经历串联起整个故事的手法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强了可读性；而“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⑨、“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殁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⑩等描写深入人物内心的想法感受，赋予人物精神和意识，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作者李公佐在描绘淳于棼时着眼于个体的性格特征及其所观所感，描写细腻、生动，将人物表现得更加鲜活饱满，从而使作品成为一个人生寓言而非政治寓言。

三、如梦似幻的叙述结构

叙述结构是指叙事性作品中叙述内容各个成分与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叙述结构有表层与深层之分，表层结构简单说就是故事中的逻辑层次，深层结构则是故事逻辑关系建构的文化基础。就表层结构来说，《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都是中间包含式的行动序列，即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行动结构模式。这样的结构模式是为了凸显现实与梦境的对照，突出人生如梦的构思，渲染人生如梦的体验和理念。但细读之中，我们也发现两篇传奇小说的内外故事之间的套嵌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也透露了叙述者创作主旨的不同侧重。

《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的主人公都经历了入梦和出梦这两个环节，但它们出入的叙述处理方式、自然精巧程度以及叙述效果却有着明显差异。在《枕中记》中，卢生入梦是经道士吕翁提示并加以引导的：“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11]这样的处理方法直接表明了“入梦”是受外力（法术）控制的，并且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即助卢生感悟何谓人生之“适”；同时，与入梦的非自然性相对的，卢生“出梦”的过程也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暗示和铺垫，直接从卢生在梦中的死亡过渡到梦醒，依然是外力将其从梦中世界提携而出：“是夕，薨。卢生欠身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触类如故。”[12]由是观之，卢生梦中之事便是和现实世界截然两且互不影响的，这种将幻象与现实世界僵硬嵌套的作法，直接带来的是虚实之间的对立，不惟不利于文本文学性的提高，也不利于“人生”与“梦”相生相似的创作主旨。

与《枕中记》不同，《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棼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入梦境的，入梦与出梦的过程也非常连贯、自然：“生解衣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13]，“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生遂发寤如初。”[14]现实与梦境衔接流畅，从而产生虚实交错、似梦非梦的效果。且梦境与现实也是相互勾连的，梦里梦外的虚实应和、真幻相契“创造了一种历梦知梦、梦中觉梦的飘忽而神秘的氛围”[15]，为作品增添了神异的色彩。同时，作者将蚁穴与人世设置成两个平行并立而又互相交织的世界，因而整个故事的架构是开放的：“由于有了蚁穴这一‘异类世界’的比照，小说就获得了一个从人世以外的更阔大的背景中来审视整个人生的视角”[16]，现实人生与梦幻世界并无明显界限，人生如梦、梦如人生的主旨显现更为精准。

另外，两篇传奇在故事结尾的处理上也有大不同，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枕中记》结构简单，结尾梦境终结，故事也随之结束；《南柯太守传》的结尾则要复杂得多：它写到淳于棼与二客挖掘槐洞，以验证梦中经历，又遇大风雨，将蚁穴冲坏，从而与淳于棼被遣送回家，槐安国有人上表所说“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的预言相应。此后又交待淳于棼的好友周弁、田子华的结局以及三年后淳于棼之死(他在槐安国时曾得到已去世的父亲的谕示)。这一系列戏剧化的情节安排，显现了作者精细之用心。不惟如此，这样的结构样式还造成了一种世事茫茫、功名利禄皆空象的人生感触以及人事命定的宿命意味。这对于小说主题的阐释大有裨益。鲁迅先生说：“篇末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聚，悉符前梦，则假实证幻，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以非《枕中记》所及”。[17]

四、多样的叙述视角

《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都使用了全知视角叙事，但又都打破了全知视角的一般布局，在时间和空间上交叉错位，突出并达到了对照效果。不过，与《枕中记》简单的叙述视角相比，《南柯太守传》的视角转换极为丰富复杂。《南柯太守传》先从叙述者视角展现现实中淳于棼的生活状况，接下来又从梦中的淳于棼视角描绘他所在的大槐安国，再又从现实的淳于棼视角描述挖掘蚁穴等见闻，最后再回到叙述者视角叙述淳于棼的人生转变及其人生结局。这种错综复杂、现实与梦幻的交织视角处理方式使得所叙故事更为真实，也更为贴近主题。在这一幻想与现实交织的视角中，叙述视角的第三次转换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作者通过淳于棼梦醒后的视角写现实中的蚁穴以印证他曾经历的梦境，真幻相契，虚实叠加，使蚁穴在淳于棼眼中成为一个既虚虚妄且又真实的存在，这样就有了蚁穴这一异类世界与人世的对照，故事也由此获得了一个从人世以外的更广阔背景来审视整个人生的视角，使得它比《枕中记》的从人生内部审视人生的“适”与“不适”所得出的“人生如梦幻般短暂”的主旨更加意味深长。

第二，通过梦醒后的这一视角，故事还营造了淳于棼遣家僮拜访在大槐安国曾相遇并一同共事的周弁、田子华两位酒徒的情节，梦醒后的拜访也就是想坐实梦境，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者与死者同在梦中相会，共历人生沉浮，这不仅使小说打破了生与死、人与蚁的时空界限，更由此生出生死难测的命运无常感”[18]。由此，两作高下，云泥可辨了。

透过两作截然不同的叙述视角我们可以看出：《枕中记》着力表现的是人生如梦、短暂易逝的生命哲学，它在现实与梦境的交替中劝诫人们超乎淡泊，安于本分；《南柯太守传》则更侧重于表现如梦人生的空幻与虚无，在蚁穴与人世的类比中传达一种人生无常的感慨。

五、叙述话语与叙述声音

《枕中记》的话语是偏向于史家笔法，主于铺陈事实而绝少渲染之笔：

数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校，应制，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生性好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记德。移节汴州，领河南道采访使，征为京兆尹。[19]

《枕中记》的这种写法搬用了史书的传统写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其实就是一段历史人物的生平事实展现，文学气味极为单薄，我们透过这段文字既看不到人物性格的特征，也没有形象化的整体认知。反观《南柯太守传》，作者作人物介绍之时，尽管也言词简练，但却形象生动之间人物性格已跃然纸上。文中“游侠”、“嗜酒使气、不守细行”、“养豪客”、“纵诞饮酒为事”等，虽寥寥数笔，豪爽仗义、率性洒脱的淳于棼已在眼前。与《枕中记》比较起来，“文”、“史”之趣了然。

除叙述笔法外，两作在叙述声音上也有差异，了解两作的叙述声音的差异，对我们全面认识文本主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典小说习惯于在叙述中彰显叙述者的声音，这样的作法不惟增强作者的主体意识，通常也能够作为一种评论性的“导读”职能存在，对叙述者声音的分析，往往也是我们理解文本的重要参照。以叙述声音来看，《枕中记》的声音异常低沉、冷静、不动声色：

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不许。病，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将殁，上疏曰：“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出拥节旌，入升台辅，周旋内外，锦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负乘贻寇，履薄增忧，日惧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极三事，钟漏并歇，筋骸俱耄，弥留沈顿，待时益尽，顾无成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诏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辅，出拥藩翰，入赞雍熙。升平二纪，实卿所赖，比婴疾疹，日谓痊平。岂斯沈痼，良用悯恻。今令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石，为予自爱，犹冀无妄，期于有瘳。”是夕，薨。[20]

这段文字里，作者“以旁观者的眼睛叙述的，给人以距离感。作者极少加入自己的意见，完全禀笔直书，这为全篇营造出了一种低沉凄伤的氛围”[21]，这是一种近乎零度的写作。与《枕中记》不同，《南柯太守传》的叙述者声音较为明显，感情色彩也相对浓烈。

“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这样的话语既是对淳于棼的人生描述，也是对作者自身的深沉思索。最后，《南柯太守传》介入式的叙述声音还直接表现了作者的一种人生态度：即是让隐含的读者感到叙述者和的他一样，都在关心主人公的命运。这样的处理方法将叙述者与隐含读者关系拉得更近了。

总之，从以上叙事学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南柯太守传》操纵叙述话语的能力要比《枕中记》更胜一筹。与志怪性、史传性的《枕中记》相比，关注细节、运用多种叙事手段的《南柯太守传》，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情节更为曲折逼真、结构更为完满严密，显现出了较强的艺术魅力，是唐传奇作为小说艺术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就作为狭义的小说而言，可以说，《南柯太守传》在叙事方面大大超越了与之类似的《枕中记》，显现了唐人在传奇小说创作上的积极尝试。

①②③[1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 54、54、42、46 页。

④⑤⑦⑧⑨⑩○[11][12][13][14][1920]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2、45、45、101、102、102、45、47、101、106、45、101、46、107 页。

⑥[15]周绍良《唐传奇笺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45页。

[16]李鹏飞《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18]王雅娟《梦如人生与人生如梦——〈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的叙事特征解读》，《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年第11期。

[21]张黎《〈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创作手法比较谈》，《新西部》，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