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与晚清中晚唐诗派的诗学交流——以王闿运与易顺鼎、樊增祥的诗学交流为中心

何荣誉

光宣诗坛，流派众多。王闿运不满有清以来诗坛宋诗日盛的局面，而标举汉魏六朝诗。而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等辈却延续宋诗诗统，上溯至同治诗坛，而自命“同光体”。张之洞则不以唐宋为限，主张唐宋兼采，以宋意入唐格。李慈铭论诗又不名一家，不以一代为限，主张诗法百家。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区别王派，另寻新径，师法中晚唐诗，又绝不入宋派。研究王闿运与中晚唐诗派诗学的互动，比较其同异，最终的目的在于发掘晚清诗学内部融通的轨迹。

樊增祥、易顺鼎皆为荆楚人士。斯时斯地，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风盛行。然二子才大，不愿与王派诸子同行，而觅别径。虽如此，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仍视二子为湖湘别派，说明了其与王派的关联和差异，曰：

若夫樊易二家，在湖湘为别派，顾诗名反在湖湘诸家之上。……实甫才高而累变其体，初为温李，继为杜韩，为皮陆，为元白，晚乃为任华，横放恣肆，至以诗为戏，要不肯为宋派。……樊山胸有智珠，工于隶事，巧于对裁，清新博丽，至老弗衰，迹其所诣，乃在香山、义山、放翁、梅村之间，惟喜摭僻书，旁及稗史，刻画工而性情少，才藻富而真意漓，千章一律，为世诟病。斯又贤智之过也。晚年与易实甫并角两雄。余尝戏拟实甫为黑旋风，樊山为风流双枪将，颇自谓不易云。①

二人皆为楚人，习染楚风，善叙欢情，精晓音律，且皆与王闿运交厚。此外，其以诗自娱的态度，也与王闿运有相通处。然他们主张诗法百家，转益多师，且皆诗法中晚唐诗，与王氏在诗法和诗歌宗尚上的差异是明显的。

一、与樊、易二子的诗歌倡和

王闿运十分欣赏樊、易二人的诗才。王氏在听闻张之洞对樊增祥的褒奖后，又担心后生因此自满而不能成才，爱才之心切如此。其在光绪五年（1879年）正月九日日记中曰：“耀庭来谈，言樊镇子名增祥，已选庶吉士，字云门，颇能骈文及词调。此湖北新有闻者，亦不满于黄莘渔，云孝达过誉反害之。凡诱进后学最难，抑之使自肥，推之使自满，古人所以贵育才。”他又曾称易顺鼎为“仙童”，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日记曰：“易与曾震伯皆仙童也，余生平所仅见，而不能安顿，有儳焉之势，托契于余，无以规之，颇称负负。”

王氏与易顺鼎之父易佩绅（案：字笏山）是旧友，交往颇为频繁，且有诗歌往还。于王氏而言，易顺鼎为老友之子，一直视为往辈。樊增祥的情况略有不同。樊氏师从张之洞、李慈铭，谨守师门，与王闿运的交往颇晚。不仅如此，二人的交往是纯粹的诗友。

易顺鼎差点就成了王闿运的门生。据王氏光绪十年八月十日日记载，易佩绅有意将子送于自己门下就学，但是其妻则不好自己“放荡”，恐殃及小儿，故作罢。为此，王氏还心有不平，在当日日记中曰：“笏云本欲遣子就学，其妻云从我则习放荡，故不可也。弥之议论亦复如此，所谓东家丘者耶？诸君皆可谓有义芳者，故其子无恶不作，习闻此等论故也。”易顺鼎虽未能正式拜入王门，但是其父与王氏多有交流，也应熟悉王氏之学术文章。王氏日记可以证明。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得易硕甫书。”八月十四日：“看易氏父子书诗。”十月十六日：“看易中硕诗，如与对面。”光绪廿一年十一月廿一日：“作长歌答笏山，亦劝世文也。此为《诗经》，不是诗史。”十一月廿三日：“还得易诗，果因述蜀事惹出牢骚，以仙童在此，未便与辩。”十二月四日：“笏山送《诗义折衷》来，亦以一本《补笺》答之。”光绪廿二年二月朔：“易硕甫送诗来。”二月二日：“硕甫来谈诗。与晚年诗浑漫与，尚不及少作，试拟昔作杂诗，诗思甚窘。”

易顺鼎与王闿运也有直接交往，与王氏的赠答诗也有10题共17首。从时间分布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段，一是光绪十年在成都尊经书院时期，有诗2首；二是光绪廿年、廿一年在长沙，有诗5首；三是光绪廿八年底王氏赴上海，有诗6首；四是民国二年，王氏再赴上海，有诗4首。易诗的分布也直观的反映出了其与王闿运的交往情况。第一段，易顺鼎随父在川，与王氏初识，作有《发成都舟中连句寄谢廖平张祥龄范榕刘子雄并简壬秋院长先生星潭兵备丈》（《琴志楼诗集》卷六）、《峨眉山中怀壬父王丈》（卷六）。第二段，易顺鼎随父亲参加王氏在长沙组织的诗歌聚会，于王氏诗多有唱和，因此诗也有王诗特点。王氏于光绪廿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有浩园之会，约游寄禅、易顺鼎；十二月六日又约易氏父子至浩园看梅。廿二年二月五日，借陈三立父子之宴，王氏邀请易氏父子同往；二月八日，王氏自己组织碧浪湖之会。易顺鼎在这些聚会过程中，广泛参与诗文酬唱。于王氏便有《侍家大人陪湘绮丈道俗诸君于曾太傅祠浩园看月》（卷十）、《敬和湘绮丈与家大人浩园看月长句》（卷十）等诗。不仅如此，易顺鼎还主动向王氏学诗。王氏日记光绪廿二年五月十五日日记载：“为仙童评阅南岳诗，便复书劝其莫哭。”易顺鼎正是因为参加这些活动，耳濡目染，近距离的感受王闿运的诗风，不自觉间，自己的部分诗作也带上了王诗的色彩，如其《涟口寄怀王湘绮丈二十四韵》。②此诗无论是用词，还是着意，皆有王氏风采。诗中运用“滟滟”、“湛湛”、“蔼蔼”、“淫淫”等叠词以摹物之情貌，使用“避秦”、“陶潜”等形象，以及《楚辞》中“薜罗”、“兰蕙”等意象。不仅如此，诗中还流露出一种幽怨情绪，也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这些都与王诗相近。当然，该诗在赋写王氏境遇时，铺叙排比，极尽能事，有自己面目。易顺鼎与王氏交往的第三、四两段，皆在上海。王氏在沪期间，易顺鼎几全程陪同，赋诗也多。

樊增祥与王闿运的交往比易顺鼎晚，正式建交已经是光绪三十一年。樊增祥赠酬王闿运的诗有共有24题，逾31首。与王氏结交前有诗6题，均为读王氏诗文集后所作；正式结交后，光绪三十一年王氏游秦时3题，随后诗歌酬唱不断，异地索和，也达7题之多；民国三年，王氏游沪，樊氏有诗约8题。

二人建交虽晚，但是樊氏慕名王闿运已久。同治十年（1871年）樊增祥在京师会试，且常伴张之洞左右。而当时张氏与王闿运交往甚密，樊增祥应有机会接触王氏之诗。不仅如此，樊增祥当时准备去拜会王氏，但是没有成行，其《四题湘绮楼集》“往年交臂春明路”即言此事。③此外，樊增祥在阅读王氏诗文后，曾有诗六首题于诗后，光绪二十一年之《读王壬秋采芬女子墓志题后》（第二六卷），以及光绪二十八年之五次题诗《湘绮楼集》后。樊氏诸诗中透露着对王氏学术、文章以及教化一方的敬仰。如论其学术曰“沈潜学海独探骊”、“范围后学一京师”（《读湘绮楼诗奉题一首》）；赞其文章曰“儒林中有汉高皇，漫骂文章极老苍。史笔几人婴斧钺，词扬万古扫秕糠”（《再题湘绮楼集》）；赞其教学教化一方曰“蜀洛早融门户见，马班无复异同文”（《四题湘绮楼集》），还有“祠堂欲并蜀诸葛，（原注：先生主尊经书院，蜀才皆出其门。）礼乐长存鲁两生”，“请看沧海横流日，惟有湘潭彻底清（原注：康梁搆逆，先生门下无一附和者。）”（《五题湘绮楼集》）。不仅如此，对于王氏一生怀才不遇，樊增祥也表示出了极度的同情。即便是在“贵人岁暮输金币，天子深宫画草堂”（《再题湘绮楼集》）的情势下，王氏亦不得用武之地。“乾坤漭荡孰知音，并世獿牙未易寻”（《三题湘绮楼集》），更是对王氏命运的咏叹。④

光绪廿九年，樊增祥赴陕西渭南任藩台。随后其好友，也是王氏弟子夏午诒调任陕西。于是二人共邀王氏游览华山，王氏也应邀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底抵达陕西。于此，樊增祥便与王氏正式建交。

在赴陕前后，王闿运翻阅了樊氏诗文。其光绪廿九年五月十七日记曰：“卧看樊词。”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曰：“看樊诗。”七月十九日曰：“看樊批判。”九月十七日曰：“作樊云门寿叙成，比吴文为自在，比鹿文则不可同年语矣，樊颇知六朝文故也。”同年十月晦日，王闿运抵达咸阳，樊增祥携带当地官员一齐出郊迎接，规格不可谓不高。王氏日记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状。十月晦日：“咸阳令易遣迎，云藩台自出郊。……午诒弟兄自出至东关，抚、藩、警员、易令均相待，入见少坐，入城至夏宅，与樊谈至二更。”十一月朔日：“云门催客，云叔公已坐一日，不能再挨。驰往已初更，又畅谈，二更散。”十一月三日：“云门俄来，久坐，喫两点乃饭，去时过午矣。”四日：“还过云门，留晚饭。”五日：“云门送诗来，未遑属和。……夕复过云门饭，……二更散。复谈至子初。”六日：“将行，云门更留一日，约来谈，复不至，又送诗。并要午、戟同至藩署晚饭，至子正散。”七日：“云门来送，……樊、程、钟、易送至八仙庵。……樊仍前送至霸桥。”十二日：“二更后云门专马来送启并词，限一日到，果依期至。复书写成已三更，遂寝。”从以上记录不难看出，樊增祥接待王闿运甚为贴心周到，且二人相谈甚欢。王闿运在游秦结束后，有《结交诗，贻陕藩樊承宣增祥》、《霸上别樊山》等诗送樊增祥，表达了自己对新友樊氏的欣赏和感谢。收到王氏赠诗，樊增祥十分开心，有《湘绮先生游秦喜赠》、《湘绮先生小住五日意将登华山而归赋诗惜别》等诗回赠，又和作《次韵湘翁仲冬九日宿华阴岳祠》（续集第二十四卷）。王氏归湘后，樊氏又有二诗寄达。

也正是这份情缘，得以让王闿运于次年尽力调和樊增祥与陕督升允的矛盾。樊、升二人的矛盾始末，邵镜人《同光风云录》载之甚详。⑤对于二人之争执，王闿运的态度在下面这首诗中表现的很明确，曰：“可怪封疆第一人，荐贤无望厄贤真。也知白考难修怨，争奈红丹又反唇。表奏纷纭似浮宠，亲交凶隙惜张陈。臣争直恐卑公室，西望秦云独怆神。”⑥王闿运甚感二人相互攻讦于国事不利，但究其本原，则颇有袒护樊增祥之意，而责怪升允肚量太小。于是，王闿运极力为之周旋，写信向端方求助，以救樊氏之困。⑦樊增祥终因此而罢官，然王氏之情谊，应是明了的。随后几年，二人也是书信不断，阐叙友情；诗歌往还，自得其乐。⑧辛亥革命爆发后，王氏亦多次去书安慰樊增祥。

民国元年底，王闿运抵达上海，看望诸多避难老友。王氏到沪后，受到了留沪旧朝“遗民”们的热烈欢迎，当时情状，已在前一节交待，故不赘言。当时樊增祥也在上海，王氏到沪后，与陈三立、沈子培、易顺鼎等人一道盛情相待，宴集无虚日。此间樊增祥有9首诗相赠。

二、诗学主张的差异

王闿运与樊、易在诗学上的差异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诗学宗尚上，王宗汉魏六朝，樊、易则主宗中晚唐；二是在学古方法上，王氏重拟古，而樊、易重创新，强调要有自己的面目。

樊、易诗学推崇中晚唐，前人已有论述。陈衍于《近代诗钞》中评论易顺鼎曰：“实甫则屡变其面目，为大小谢，为长庆体，为皮、陆，为李贺，为卢仝，而风流自赏，近于温、李者居多。虽放言自恣，不免为世所訾謷，然亦未易才也。”⑨其在《石遗室诗话》中又曰：“庚寅在上海，从袁叔瑜绪钦处始见易实甫所刻《丁戊行卷》，及《出都》、《吴蓬》、《樊山沌水》、《蜀船》、《巴山》、《锦里》、《峨眉》、《青城》、《林屋》、《游梁》、《摩围阁》各诗卷，学谢、学杜、学韩、学元白，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以学晚唐者为最佳。”⑩从陈氏论述不难看出，易顺鼎诗风多变，但是最得意者，仍在学中晚唐。至于樊山诗，袁昶在《渐西村人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日记载：

李慈铭《樊山集题词》：云门诗得力于信阳，而尽取北地。其七律足追踪唐之东川、义山，而古体胜之。

阅《云门集》竟。唐人言：太白仙才绝，昌谷鬼才绝，香山人才绝。云门颇出入于昌谷、香山、飞卿、玉溪间。[11]

袁昶与樊增祥同师李慈铭，日记中记录了其师对樊氏诗评。李慈铭认为樊山七律取之于李颀、李商隐，侧重于评其俪词。而袁昶则直言樊氏出入于李贺、白居易还有温庭筠、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间。

王闿运以为中晚唐诸家之七古是远不及盛唐的。其在《论七言歌行流品答完夫问》中评论中晚唐诗家说：“张籍、王建因元、白讽谏之意而述民风。卢仝、李贺去韩之粗犷而加恢诡。郑嵎、陆龟蒙等为之，而木讷纤俗。李商隐之流又嫌晦涩，其中如叙事抒情诸篇，不免辞费，犹不及元、白自然也。”[12]然于近体，王闿运还是给予了积极评价的，尤其是对李商隐，认为其七律能纵横自如，不似时人缺少变化。也正因如此，他在《唐诗选》中选录李商隐七律共20首，仅次于王维。王闿运晚年编选《唐诗选》，对中晚唐有了更深的体会，评价也有所改变。如《湘绮楼日记》光绪廿七年二月廿八日日记曰：“夜看中唐五律，别有门径，真苦人吟语，如八家文也。”特别是对孟郊、李贺诗，其留意更多，如其光绪廿七年三月廿一日日记：“孟郊诗前选太少，更钞十许首，备一体，看来尚不及张正旸，盖小派，愈开愈新也。”三月廿二日：“钞孟诗六页，又看中唐后诸家诗，同李贺者不少，盖风气自开此一派。”三月廿三日：“孟诗钞毕，更补李贺诗半页，唐五言称无遗珠矣。”王闿运对中晚唐诗的认识，是与樊、易诗歌交流的基础之一。

王闿运与樊、易除了诗学宗尚外，在学古上，也存在不同。樊增祥学古兼宗并采，不名一家，主张诗法百家而又能存己之面貌；易顺鼎则着意于诗歌形式的突破。

易顺鼎论诗特别讲究创新，认为作诗就应该有自己的性情，保存自己面貌。其在《读樊山〈后数斗血〉作后歌》中曰“无真性情者不能读我诗”、“我诗皆我之面目，我诗皆我之歌哭”，[13]以强调其对真性情的追求。还有《丁戊之间行卷自叙》，曰：“其所作，皆抒写己意，初不敢依附汉、魏、六朝、唐、宋之格调以为格调，亦不敢牵合三百篇之性情以为性情。”[14]

易顺鼎不仅重视真性情，还在诗歌形式上多有突破。一方面，他的七律一味追求工整巧对。另一方面，七古又刻意打破诗歌传统的韵律，以俚语入诗，以文为诗。同一首诗中，一句短则三字，长则近二十字。这两种倾向皆受到了友人的非议，于此，易顺鼎皆也作出了回应。于前者，其曰：“余所刻《四魂集》，誉之者满天下，毁之者亦满天下。湘绮、樊山，皆极口毁之者也。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自信此集为空前绝后，少二寡双之作。盖毁余者皆以好用巧对为病，即张文襄亦屡言之。不知以对属为工，乃诗之正宗。凡开国盛时之诗，无不讲对属者，如唐之初、盛，宋之西昆，明之高、刘皆然。自作诗者不讲对属而诗衰，诗衰而其世亦衰矣。杜诗亦讲巧对，……自有诗家以来，要自余始独开此一派矣。”[15]其于后者则曰：“我诗虽恶人难学，似我者病学我死，强我者必至俚俗而后已。”[16]易顺鼎着意于诗歌形式上的突破，面对友人的质疑，他坚持己见，并极力申诉，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诗，不是俚俗。在他看来，只有学他且失去自己面目者才能称作“俚俗”。

樊增祥论诗也着意创新，但是他的做法与易顺鼎在形式上谋求变化不同，而是追求融通百家之诗，接近于其师李慈铭。他批评时人墨守一家之说而不能旁及诸家，眼光狭隘，曰：

“向来诗家，率墨守一先生之集，其他皆束阁不观，如学韩、杜者必轻长庆，学黄、陈者即屏西昆，讲性灵者则明以前之事不知，尊选体者则唐以后之书不读。”其认为诗歌能传世，皆有其特点，故应该转益多师；并且人所处境地因时因地而异，心境也会随之不同，因此也需兼采不同风格之诗歌，曰：“人所处之境，有台阁，有山林，有愉乐，有忧愤，古人千百家之作，浓淡平奇，洪纤华朴，庄谐敛肆，夷险巧拙，一一兼收并蓄，以待天地人物、形形色色之相需相感，吾即因以付之，此所谓八面受敌，人不足而我有余也。所蓄既富，加以虚衷求益，旬锻季炼，而又行路多，更事多，见名人长德多，经历世变多。”其最终之目的就是要“合千百古人之诗以成吾一家之诗”[17]。他在《与笏卿论诗》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认为诗人成家之根本在于“独”，即由自己的面目。那如何才能做到呢？樊氏则以百花酿酒、百药成丹来说明诗歌应当兼宗百家。后又以五味入口取甘、五色入目取鲜、五声入耳取和、貌不独取妍丽来说明应兼取众长。具体到诗家，则曰“取之杜苏根底坚，取之白陆户庭宽。取之温李藻思繁，取之黄陈奥窔穿。”[18]大有破除唐、宋分界的意味。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王闿运醉心于汉魏六朝诗，不观唐以后书，且诗尚拟古。而樊、易二子崇尚中晚唐诸家，且分别从诗法对象和诗歌形式上突破时兴观念，注重创新，追求自己面目。二派诗学观念终究相违。

三、对诗歌审美艺术性的共同追求

虽然王闿运与樊、易在诗学主张上多有相违，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三人皆恃其才华，以诗自娱，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张扬诗歌的审美功能。具体言之，王闿运表现在拟古及尚绮的文学观念，易顺鼎在极力追求诗歌对偶的工巧，而樊增祥则在其艳体及大量的叠韵诗。他们注重自己性情的阐发，自娱自适。

樊、易二人诗才横溢，以才性为诗，恣肆狂放。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载陈衍评樊山诗曰：“樊山诗真所谓作诗矣。生平少山水登临之乐，而闭门索句，能成诗数千首；无歌舞酒色之娱，能成艳体诗千百首，亦奇矣。”[19]这样的认识与文首汪辟疆相同。汪氏之评虽持宋诗派“才学”论诗的标准，仍不掩樊、易之才性，于其诗径之广、工于巧对、语辞妍丽等特点，也予以承认。钱仲联则以为“樊山诗从随园、瓯北入，上及梅村，取径不高”[20]，指明了樊山诗与袁枚、赵翼等性灵派诗学的联系。

樊、易二子任气使才，竟致“以诗为戏”，以诗自娱。这表现在易顺鼎的身上就是追求诗句的对偶工巧。在独开新派的思想指导下，他不顾时人的批评，将此作为突破口，并尽力为之正名。其《琴志楼摘句诗话》重点推介《四魂集》，也意在此。他认为“以对属为工，乃诗之正宗”，并以为自己的诗句属对皆工，且皆有来历、不用僻典，天然浑成。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用古人名，对偶不工者不用；二是在对偶的同时，讲求精切的使事、奇丽的色彩、新颖的意象；最后还有诗句可以入画者。如此种种，皆是易顺鼎有意讲究诗歌的艺术性而为之，表现出的是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认同。

于樊增祥而言，以诗自娱则表现在专注于艳体诗的创作。樊增祥诗好温李之艳体，创作亦丰。其艳体诗专集，早年有《染香集》，后有《十忆集》，民国时又辑《樊山七言艳诗钞》。樊山之艳才，陈衍早有评述，曰：“樊山诗才华富有，欢娱能工，不为愁苦之易好。……尤自负其艳体之作，谓可方驾冬郎，《疑雨集》不足道也。尝见其案头诗稿，用薄竹纸订一厚本，百余页，细字密圈，极少点窜，不数月，又易一本矣。余缉有《师友诗录》，以君诗美且多，难于选择，拟于往来赠答诸作外，专选艳体诗，使后人见之，疑为若何翩翩年少，岂知其清癯一叟，旁无姬侍，且素不作狎斜游者耶！”[21]樊增祥也不避讳自己对艳诗的特殊癖好，在《樊山续集自叙》中曰：“自丁巳讫乙巳，积诗数千百首，大半小仓、瓯北体，余则香奁诗也。……余三十以前，颇嗜温李，下逮西昆，即《疑雨集》、《香草笺》亦所不薄，闲情绮语，传唱旗亭。化身亿千，寓言什九，别为一册，如古人外集之例，附于诸集之后，曰《染香集》殿焉。”[22]

樊增祥创作艳诗的心态和动机，在《十忆集》的几篇诗序中已经言明。一是喜好绮靡之词；二是欲与前人比诗才，这一点则与王闿运拟古诗之玩辞拓境类同。但不管如何，都是自娱自乐。《十忆集》共有诗200首，是樊增祥拟和六朝李元膺的《十忆诗》而作。其在《戏和宋人李元膺十忆诗序》中表达了自己拟作的原因，曰：“宋王金玉作《十忆》诗，李元膺和之。今王诗不可见，元膺所作，率多平直。……（案：《忆行》、《忆饮》、《忆颦》）皆顺题平写，无屈曲要眇之致。（案：《忆歌》、《忆妆》）则更是拙笔矣。仆性耽绮语，虚空楼阁，弹指花严，而密喻闺情，曲传瑶想。性灵含吐，往往移人。”[23]樊增祥因好艳体，又不满李元膺之作，故又再和，而达要眇之境。其又作《再和李元膺十忆诗》四十首，以展诗才。诗序曰：“昨和宋人《十忆诗》，以原作思窘而语平，意单而词复，展为四十首，以存宫闺面目。而灵犀触拨，绮语蝉嫣，更取十题，各为六解，并前所作，恰得百篇。曹唐《游仙》，王建《宫词》皆其类也。录示知己，亦以自娱。”[24]虽如此，樊氏余兴未尽，以为诗境仍有拓展的空间，故又作《广李元膺十忆诗》。

除《十忆集》外，还有类似的诗篇。如其《无题八首》，诗序曰：“因思前人宫闺体，因寄所托，不必皆缘丽情。沪寓乏书，惟有李义山诗及韩致尧翰林《香奁》两集，偶一展阅，见猎而喜，聊复效之。本非枯禅，何嫌绮语，昔张丞相作草书，自亦不识何字，余此诗越宿自视，亦当不知所谓也。”[25]民国五年，上海广益书局辑有《樊山七言艳诗钞》十卷。录诗范围则有扩大，同门周容曰：“《樊山七言艳诗钞》不但收录了男女情感、夫妻情事等传统的艳诗内容，更将描绘花草树木、风花雪月之作，只要涉及女子风情，尽情阑入。其标准正如《诗钞》例言所云：‘此钞各诗，有字皆香，无语不艳。丽而有则，乐无不淫。’体现了民国初年对艳诗内容的认识。”[26]由是可见樊增祥创作艳诗的娱乐精神。

当然，樊增祥也有借艳诗寄托己怀的，《染香集》则是如此。其曰：“余学诗自香奁入，《染香》一集，流播人间，什九寓言，比于漆吏。良以僻耽佳句，动触闲情，不希庑下之豚，自吐怀中之鳯。少工恻艳，老尚童心。往往撰叙丽情，微之、义山勉然可至。”[27]还有其《前彩云曲》、《后彩云曲》，更是借艳体以抒家国之恨。

樊增祥好绮靡之词，广作艳诗，而王闿运亦好绮靡。二人交厚，与诗学上这一共同点有直接的关系。虽如此，王闿运却不甚欣赏樊增祥之艳诗，曰：“看樊山艳诗，大要为小旦作，故无情致，邪思亦有品限。”[28]王氏以为樊诗没有情致，因其无品。何谓有品？《湘绮楼说诗》卷一有曰：“‘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作者按：此诗为王昌龄《青楼曲》）此即事写景，与太白‘白马骄行’篇同。彼云：‘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作者按：李白《陌上赠美人》前两句“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则不及鸣筝者之娇贵也。故诗须有品，艳体尤需名贵。”[29]由此可见，王闿运所言之“品”为品位、品行，具体到艳体诗，则是不落低俗。

王闿运与樊、易交厚，在诗学上虽宗尚不同，但是在追求诗歌艺术性、娱乐性上是相同的，这也真实的反映出了两派之间诗学的交流、借鉴和融通。

①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②《涟口寄怀王湘绮丈二十四韵》曰：“滟滟桃花水，湛湛枫树林。避秦人不见，哀郢意何深。芳草飞胡蝶，柔桑降戴鵀。清和非夏首，漂泊是春心。物外陶潜宅，江边宋玉岑。朝云方蔼蔼，时雨更淫淫。岣嵝迷青嶂，涓连隔碧浔。薜罗如在眼，兰蕙惜盈襟。彪炳三都赋，鲸铿九牧箴。有才过贾谊，无主类陈琳。早夺卿轲席，高谈周卫镡。寂寥黄耳使，凄怆白头吟。上相惜縻爵，诸侯愧却金。新营石门住，合向榖城寻。君子龙鸾德，仙家鸡犬音。阻修悭负剑，幽独想鸣琴。薄劣惭扬马，疏狂慕向琴。前期五岳在，多病二毛侵。西母灵旗接，东皇翠盖临。乾坤逥北斗，日月问南鍼。访壑踪聊寄，浮湘思岂任。非惟思窈窕，直欲扫氛祲。曩哲怀溝纳，今时且陆沉。愿将故射雪，移作传岩霖。”（易顺鼎著，王飚校点《琴志楼诗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55页。）

③○[22][23][24][2527]樊增祥《樊樊山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1064、1465、1476、1853、1496页。

④这五首诗见于《樊樊山诗集》续集第十八卷，第1063-1064页。

⑤邵镜人《同光风云录》载曰：“陕甘总督升允，满洲人也。论调能文之县令到督署司文案，例由藩台指调，樊山乃复拒之，略谓：‘诸令俱陕省干令，均在任所，依畀方殷，不能更调。至若文章之事，则本司虽老，犹日试万言，倚马客待。……’升允阅及不悦，曰：‘吾令僚属，无梗命理，且云门于我，岂能称老？’自此即有芥蒂。旋以某案，又生龃龉，樊山竟专折奏，军机大臣惊曰：‘樊增祥居然敢奏上官！’遂留中不发。升允闻之大怒，终因盐官贪污案，奏劾樊山，果革职，交四川总督锡良查办，遂狼狈离陕矣。后经张之洞特保，始开复原官，授江苏布政使。”（具体见《樊樊山诗集》附录，第2057页。）

⑥[28]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6年，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记,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廿三日日记。。

⑦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日日记录了其写给端方的信，曰：“孟浩然以浅率去官，秦中遂无生趣，升公封疆第一，乃不能容一狂生。窃计两司并无其比，要当阔略小节，仍与周旋，解铃系铃，在乎反手，且胜之不武，人才实难。闿运妄欲上书，劝以弘恕，因未尝覩面，莫测可否。公既皆相交好，当与调停，当与调停，察野人芹献之非私，知两贤相厄之无谓，十部从事，岂有意乎？”

⑧王氏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日记：“与书樊山，叙友情。”十二月六日：“作诗四律，寄樊云门索和。”九日：“道台送诗来，夜和二首，寄樊云门索和。”宣统元年三月四日：“得樊云门书。”十一月廿五日：“得云门十日书，寄示诗词。”十二月廿六日：“仿樊山体，赋一诗。”宣统二年七月四日：“得樊山及陈仲恂寄诗。”五日：“晨复樊诗：‘老懒还山百不如，转因逃暑得闲居。芰荷早已传秋信，鱼鸟真疑畏简书。直恐西尘劳庾扇，敢开三径引陶车。侯门今日存仁义，且寻蘧庐作寓庐。’”宣统三年五月四：“得樊云门书。”

⑨陈衍《近代诗钞》，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664页。

⑩[21]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张寅彭师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5页,第29页。

[11]袁昶《渐西村人日记》，见《樊樊山诗集》附录，第2095页。

○[1229]王闿运《湘绮楼说诗》卷四，《湘绮楼诗文集》（五），岳麓书社，1997 年，第 165、119 页。

○[13][14][1516]易顺鼎《琴志楼诗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1283、1481、1151、1283 页。

[17]樊增祥《金松岑天放楼集书后》。

[18]见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345页。

[19]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民国诗话丛编》（一），第765页。

[20]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当代学者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79页。

[26]周容《论李慈铭及樊增祥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上海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