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时期蒋廷黻的大学教育思想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社会政治思想研究”，课题编号：10CLSZ01。

收稿日期：2013-03-06

作者简介：曹金祥（1967-），男，山东成武人，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副教授，菏泽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教育发展史研究；菏泽，274015。

摘 要：作为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和教育家，蒋廷黻在执掌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期间，始终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为己任，其大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为：在学科发展上坚持文理并重，在课程设置上主张中西兼通，在人才培养上提倡学用相济，在师资建设上注重聘养结合。蒋廷黻的大学教育思想具有实用性、现代性和爱国性特点，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蒋廷黻；大学教育思想；《独立评论》；南开大学；清华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4-0084-07

蒋廷黻（1895-1965），字焕章，湖南邵阳人，1912年自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州派克学堂、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应张伯苓校长之聘，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并担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和校评议会委员，主要从事西洋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教学研究工作，1929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先后从事高等教育达12年之久，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论家和教育家。曾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在北京共同创办著名周刊《独立评论》，并在该周刊上发表大量有关政治和教育的评论文章。在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蒋廷黻以深厚的西学修养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从现代化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大学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将其付诸实施，形成了系统而独特的大学教育思想。

一、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思想

强化大学教育的实用功能，是国民政府一贯的教育方针。早在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就大力提倡生产教育，教育部成立后，以现代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实科教育受到政府的格外重视。如1929年4月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就明确提出，大学教育应“注重实用教育，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技术。”[1]“九一八”事变后，出于挽救国难和平息学潮的需要，大学中的文法科受到政府中人甚至一些教育专家的贬抑和抨击，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理工科在教育界一些人中“受到前所未有的热捧”[2]。

1932年5月30日，陈果夫向国民党中政会提出所谓“彻底改造教育之新动议”，就充实理工科、裁抑文法科提出了具体而激进的改革办法。该提案认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在学科发展上重文而轻理，导致文法艺等科毕业生过剩，这是造成社会动荡特别是学潮不断的重要诱因。基于这种认识，陈果夫提出，中国的大学应于十年之内专重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的造就，其实施办法就是停办高校的文法艺科，而将其经费移作农工医科之用，并主张对现有文法科学生实施职业教育。[3]对于陈果夫这种偏重理工科而裁汰文法艺科的做法，很多教育界人士颇不以为然。如《独立评论》的重要撰稿人、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就认为，大学的文法科与实科是相互联系并存不悖的，它们都是人生的需要，厚此而薄彼就违背了大学“求知”的本意。一所正常的大学“要各科完全设备，而其基本科目却要全部包含文理法以及医科的各方面。”[4]作为《独立评论》周刊的创始人和核心成员，蒋廷黻在陈案出台后不到两周时间，就发表了《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一文，该文在详细剖析陈案荒谬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理并重的学科发展思想。

蒋廷黻认为，陈果夫发展理工科、停办文法科的提案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当局在高等教育领域长期推行重理轻文政策的结果。尽管在事实上，中国各大学中文法科的学生占了一半以上，“习工科者，不过十分之一强，习自然科学者，十分之一弱，至于习农科者，不过总数百分之三”，[5]165。但这种比例上的不协调是由特殊原因造成的。按照国联教育考察团的观点，一方面，大学举办理工科要购置大量设备，所需费用较大，而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理工科毕业的学生较之西方工业化国家更难找到谋生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受科举传统的影响，中国多数大学毕业生的志愿，是要在政界中谋求职业，不幸失败，才退为教员。“故法律与政治科学，视为入政界之准备，文科则视为当教员之准备也。”[5]165在蒋廷黻看来，由于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中国各大学中的文法科学生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但这种优势是相对于理工科而言的，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文法科学生其实并不算多。陈果夫等人以此为借口贬抑文法科，实际上反应了政府当局重理轻文的一贯思想。

曹金祥：《独立评论》时期蒋廷黻的大学教育思想

蒋廷黻在文章中首先指出，陈果夫等人以为“中国的病根在于穷，挽救的方法当靠生财，生财必须有生财的教育，而农工医科就是生财的教育。”[6]6这从逻辑上说似乎是很严密的，但教育的目的不能仅限于生财，就以生财为教育的目的而论，专办农工医科也未必就能达到目的。由于受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制约以及个人专业知识和择业理念的影响，“中国近二十年受过农工医教育而不从事与农工医诸职业的大有人在。”[6]6因此，蒋廷黻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在内的整个现代化的问题，体现在教育政策上，就要兼顾理工科与文法科的平衡发展，为了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而停办文法科、只办农工医等所谓生财的教育是偏狭而不足取的。这是因为“人是整个的：当作生财的动物，他仍是同时受专门职业内的和专门职业外的知识和观念的支配。”同样，“社会也是整个的：徒求物质的改造而不求精神和制度的改造，其结果必会连物质亦不能改造。”[6]6

在蒋廷黻看来，陈果夫等人指责文法科不但浪费了国家的大量钱财，而且替国家造就了许多不知守法的社会分子，因此叫嚣要把这些不生财而徒费钱的教育停办了，实际上陈氏的这种偏见是对大学无知的表现。他认为，大学的科目是根据人的求知欲望和社会的客观需要而设置的，并非凭空捏造。即使大学里没有文科、法科和艺术科，人们依然“要知道政治经济制度的所以然，人生的所以然，文化的来源和变迁，美的所以然和美的创造。”[6]7因此，设置文法科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国家如果担心文法科学生闹学潮而将其停办，其结果必然使国家更加乱。

蒋廷黻最后指出，如果政府当局希望学习西方国家，为追求教育的计划性而实行教育改革，那么也要经过客观而仔细的实地调查，根据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订立改革计划。如果像以往那样，在高等教育政策上忽而学美，忽而仿法，忽而由专改大，忽而由大改专，则大学的发展永远无从谈起。虽然“国家对教育有通盘筹划的责任和权力”，可以在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区别科目的缓急而定经费的多少”，但政府在决定教育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对于教育本身及对于大学在国家生活上的地位能有深切的认识与了解”，要知道“教育的目的是教养全人的。教育愈能教养全人，其增加生财的效力愈大。”[6]8蒋廷黻认为，大学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既然现代文化是复杂的，那么大学的课程也必然是繁杂的，大学应该包括各门科目、提倡各种学问，这既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欲使中国消弭内乱和抵御外侮，绝不能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行洋务运动那样，只求物质的改造而忽略思想文化的训练，只有将文法科与理工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高等教育改革才能成功，中国的现代化也才能实现。

二、中西兼通的课程设置思想

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虽然有了快速发展，但许多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仍然惟西是尚，盲目学习欧美，“不但学生所读之书，大半仍为外国课本，即用以说明原理之例证以及教师指导学生研究之题目，亦多采自西洋。”[5]182

在蒋廷黻看来，这种照搬外国的课程设置，与中国的实际相差太远，培养出的学生根本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由于中国的大学教师大多是在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课程，也就照样设立什么课程，至于这些课程是否适合中国需要，他们从不过问。因此，就课程的多寡而论，我国的大学似乎很像堂堂的“最高学府”，但实施效果却很不好。中国的大学里，学生们读的书不是洋书，就是洋书的译本或抄本，教授们在授课时不是讲述洋书，就是重复洋教授讲过的东西。长此以往，我们知道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不知道目前中国的工业革命，知道纽约、芝加哥、伦敦等外国城市的市政，而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的市政，“知道英国的内阁制的运用，而不知道行政院、中央党部、国府委员彼此的关系。”[7]9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一班教授们“满脑袋装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8]，他们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中国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9]13基于这种认识，蒋廷黻非常赞同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英国经济史学家陶内（RHTawney）关于中国教育本土化的观点。陶内认为，中国的现代教育是中国新文化的直接产物，教育家们只有扎根于“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9]13，才能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根据这一思想理路，蒋廷黻主政清华大学历史系后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提倡中西兼通的课程设置理念。

蒋廷黻调来清华之前，清华历史系的中国史课程不仅设置门数太少，而且大多因人设课，研究方法比较落后。蒋氏履任后，首先在中国史课程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不仅增开了《中国社会史》、《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学术史》、《中国上古史》、《晋南北朝隋史》、《宋史》、《明史》、《明代社会史》、《清史》等课程，使中国史的课程数量大为增加，而且特别注重提高中国史课程的讲授质量，使“中国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专门学者教授和研究”[10]253。如中国通史和古代史为雷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则为蒋廷黻本人。众多一流学者的汇集，使清华大学历史系迅速成为国内中国史教学和科研的重镇。

为了推动课程改革走向深入，实现教学与研究的互动，蒋廷黻特别重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改革。他认为，中国历来的史学家多工于史书的注疏，对版本和训诂造诣颇深，而对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和未来趋势则无人问津。西方的史学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而中国史学还停留在史料学阶段。要打破这种史家专治一书的学风，必须在中国大力引进西洋的史学观念。基于这种认识，他不仅本人带头以西方的史学理论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而且借鉴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特意创制了一套为研究亚洲主要地区作参考的课程，其中包括举办研究生培训班专题讲座，安排几位年轻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从而为中国史研究在范式和方法上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作为一名深谙美国教育精髓的学者，蒋廷黻在大力强化中国史课程、努力改变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课程设置上长期以来“西强东弱”局面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外国史。他认为，一则“中国现在已经深入国际生活中了，闭关自守的时期已过了”[11]22，要想学习外国特别是日本及西洋各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就要研究其历史，二则外国历史特别是西洋历史的总体发展水平已经远在我国之上，其研究方法和治学途径等许多方面我们都“可资借镜”[11]22。基于这种考虑，蒋廷黻先后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了《西洋通史》、《西洋现代史》、《西洋史学史》、《欧洲十九世纪史》、《欧洲中古史》、《欧洲近代史》、《欧洲海外发展史》、《希腊史》、《罗马史》、《日本通史》、《英国通史》、《俄国通史》、《俄国近代史》等西方史学课程，使该系中外史学的课程数量各占其半。因此可以说，正是在蒋廷黻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中外历史兼通成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一个优良传统，并开一时风气之先，成为国内各大学效法的楷模。

蒋廷黻在课程建设上兼重外国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文化认同和国家利益在课程设置中的作用。他指出，西洋各大学所开设的外国史课程多注重文化系统以内的国家，譬如在美国大学的外国史课程中，英国史首当其冲，法德史次之，西班牙及南美各国的历史又次之，斯拉夫各国史更次之，中日史则属于末席，这种外国史课程的设置方法硬搬到中国显然是不行的。蒋廷黻认为：“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12]日本和俄国这两个国家的近代化和民族复兴之路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且日俄两国又是中国的近邻，而我们过去对日俄的了解却最浅薄。所以，在拟定外国史课程时，蒋廷黻特意将《日本史》和《俄国史》作为重点，从而使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课程在设置上既借鉴了欧美国家的先进理念，又照顾了中国的现实利益和长远需要。

为了确保中西兼通理念的真正实施，蒋廷黻一方面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甚至理工科方面的知识和方法，认为这样“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功夫。”[11]23另一方面，为了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全面掌握外国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还要求学生多学习外国语言，因为“多识一种文字就多识一个世界”[11]23。所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除学习英语外，还必须研修第二外国语。事实上，该系毕业的学生一般都能使用三到四门外国语，这在当时全国各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学用相济的人才培养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公私立大学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迅速发展，但人才培养的质量却难如人意，这种情况不仅为国内社会舆论所诟病，而且也引起了来华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注意，如考察团成员之一的英国学者陶内就直言：中国“大学的学生人人都毕业，却是没有一人受过教育”[9]15。蒋廷黻认为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求知方法存在“偏重纸面的毛病”。在他看来，虽然“士大夫阶级，不分中外，对于民间情形，都是一知半解的”[13]，但在英美社会里，“教育的普及和文字的简明使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不能有清白的界线”[14]，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中国则不然，由于受科举制度的影响，知识阶级特别是掌握西洋知识的士大夫，向来倍受尊崇。但中国旧时士大夫所学的全是文字章句一类的东西，对于下层百姓的工作，无论是种植还是工艺，他们是不屑过问的。由于“素重文字而轻事实”[15]，所以他们“虽多来自民间，仍不知道民生的实况。”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治学方法虽有变更，但“仍免不了读死书，而且还是读洋人的死书。”[16]

受此影响，国内许多大学形成了一种极坏的风气，“办学者及求学者均以为课程愈多愈好，以致各大学里的许多学系，其课程之多过于全系学生的数目。”[7]9据统计，当时大部分高校学生的周课时数均在25小时以上，个别学校甚至超过了40小时，而且授课“特别依赖讲授为主要之教育方法——有时几乎认为唯一之方法。”[5]175-176这种超额的学时安排和单一的授课方式使学生整天忙于听讲记笔记，对于学术研究既无兴趣也无余暇，这与欧洲多数大学推行研究班制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有天壤之别。

在蒋廷黻看来，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担负着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就应该从在校时做起，“学校本身就应作一个缩影的现代化的社会。中古的意态、习惯、空气都不应有丝毫存在于学校之内。”[7]9换言之，就是必须扫除旧士大夫的不良积习，改变传统的求知方法和治学方式，养成一种学用相济的治学态度。具体到课程学习而言，选修功课不必求多，只求有心得，“因为要有心得，我们必须将原物件、原现象、原文件或是亲眼看过、亲手试过，或是亲身到过。”[7]9在谈到大学生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时，他更直接指出：我们绝不可迷信一个大学之大，或一系之好，在乎课程之多；或一个大学生之所以成为大学生，在乎所学课程之多。“大学之大，在乎新辟知识疆域之大小；大学生之所以成为大学生，在乎有无开辟知识疆域的能力。”[17]基于这种认识，蒋廷黻早在主政南开大学历史系时就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以中国实在为基础，不以外国模型为基础，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9]12他认为，社会经验对于文科学生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读书并不是求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们经常把语言或文字做事实，听某人说过什么，某报某书写过什么，就深信不疑，其实这并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为了以实际行动改变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蒋廷黻亲自带领南开大学经济史班的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八里台村和裕源纱厂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注意向学生传授调查方法，要求学生以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状况、家庭收入、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情况、娱乐活动等。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将资料梳理整合，撰写成调查报告公开发表。在蒋廷黻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南开大学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

蒋廷黻认为，由于“我们的知识多是文字的、书本的。我们平素的求知不是以实物为对象，而专以书本为对象”，由此导致“我们所得的知识并不能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环境。简单地说，我们的知识缺乏力量。”[18]57这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书面教育是阻碍中国大学健康发展的最大弊端。因此，要改变这种境况，不仅要给学生提供严格的“智识训练”，还要鼓励他们利用所学的知识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蒋廷黻看到，中国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乡间生活太苦而不愿下乡工作，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因为人才匮乏而难以履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是传统的科举心理使然。中国“科举虽废了，科举的心理尚存在”[19]，大学毕业生们“口里说的尽管是新名词、新主义，大多数心中所希望的仍是有官可作。”[20]所以，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还必须改变大学生的人生观，要知道“我们做事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事业的成就。”[21]12而事实上，在内忧外患之际，大学生们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有着参与实际工作的主观诉求。蒋廷黻认为：“我们只要把大学教育加以改革，使中国化，不要使学生生活远离社会生活太远”[21]12，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会大有出路，国家前途就会大有希望。他指出：“为国家着想，尤其是为现代的中国着想，青年们应该多加入生产事业，不应该多投身政界。”[22]特别是值此国难之际，大学生更要注重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不仅要学习平教会毕业生立足农村推行合作事业的献身精神，以自己的学识去寻找“改造农村的方案”[23]，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非常时期还要时刻作好赶赴国难的准备。一旦战争爆发，“大学青年凡对军事有特别技术者，均应加入军队”[24]，为国效力。因此，就要积极培养自己的体力、智力、生产力、道德力、组织力和信仰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民族国家打开一条向上的出路。”[18]57

四、聘养结合的师资建设思想

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师资力量作支撑，但在1929年蒋廷黻入调清华大学之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不仅在课程设置上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师资力量也较为薄弱，其总体发展水平距离现代化大学尚存在一定距离。为了尽快将该系建设成为全国最充实的历史教育与研究中心，蒋廷黻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采用了一项选聘与培养相结合的用人制度。

1928年，清华大学改为国立后，其办学经费除一部分来自教育部预算外，还有一部分来源于西方国家退回的庚款。[25]因此与其他大学相比，清华的办学资金相对比较充足，这不仅为该校的教学条件建设提供了财力保障，而且也为其进行人才选聘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在人才引进方面承续罗家伦的做法，为了千方百计广招人才，相继出台了定期带薪休假、资助进修深造等多项优惠政策，从而形成了一套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蒋廷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调整历史系的师资结构，着力从国内外选聘学业上较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到系任教。

关于聘用外国学者来华任教，蒋廷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教育部命令清华大学继续考选留学生并资助经费固然十分必要，但依靠外国的大学来替我们培养人才终非长远之计，而且从费用上来说也是非常不经济的。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清华每年派出25名留学生，三年共计75名，按每生三年的学费和交通费4600美元计算，75名学生的费用即高达345000美元，这些费用若用来聘请外国学者，可以从德国聘到十名专家来清华服务十年。由于我们国家太过落后，西方的著名学者平时根本不愿来中国长期讲学，而现在的德国，希特勒正在大肆排挤放逐犹太人，许多知名的犹太学者被迫辞职，这正是我国大学“千载一时的机会”[26]。基于这种分析，蒋廷黻公开反对政府的留学政策，在他看来，与其耗费巨资选拔留学生，还不如用此款为清华大学招聘一批著名的国外学者。

虽然从德国聘用学者未果，但蒋廷黻在聘请俄国专家噶邦福（JJGapanovitch）一事上却用力颇多。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调整课程设置时，亟欲添设《俄国史》和《西洋上古史》两门课程，但因师资匮乏，一直未能如愿。噶邦福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是师出名门的罗马史和俄国史专家。蒋廷黻认为噶邦福符合清华的聘任条件，遂亲自致信清华聘任委员会，极力加以推荐，并建议其薪金应在320元左右，高于初返国任教者。在蒋廷黻的努力下，噶邦福成功受聘，从而使清华历史系顺利开设了《俄国近代史》、《罗马史》和《欧洲中世纪史》等新课程。

著名学者雷海宗是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历史学博士，曾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主任和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蒋廷黻为了强化中国史教学阵营，毅然将雷海宗聘来清华。雷海宗履任后不负所望，不仅成功开设了《中国通史》、《殷周史》、《秦汉史》、《史学方法》、《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等课程，而且在学术研究上造诣颇深，成为一代史学名家，并继任历史学系主任，为该系的发展和建树贡献良多。

在招聘外来学者到系任教的同时，蒋廷黻也非常重视内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其实施途径就是根据历史系的发展需要，从本系中挑选学科知识深厚、语言基础扎实，并具备相关研究能力的学生，出资供其留学进修，学成回国后从事新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如邵循正本来从事中法关系研究，但蒋廷黻为了开设蒙古史课程，遂要求邵氏改变研究方向，并资助其前往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和德国柏林大学研读蒙古史，邵氏留学两年后于1936年学成回国，被聘为清华大学讲师。此外，为了“统筹规划、提携造就青年才俊，以形成外交史研究学术群体”[27]，蒋廷黻也有计划地培养优秀学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各领域的研究与拓展。鉴于当时国内尚无研究日本、苏联等国历史的专家，一旦发现有学生适合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蒋廷黻即说服其学习相关语言，并积极利用自己良好的人际关系将其推荐到国外深造，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便利条件。如历史系学生王忠信在清华求学期间，曾利用中、日、英等国的资料，撰写出一篇有关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蒋廷黻认为王氏是可造之才，便资助其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深造，王忠信学成回国后也被聘为清华历史系讲师，数年后成为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另一学生朱谦云则在蒋廷黻的帮助下，获得中英庚款资助，前往英国伦敦斯拉夫语学校和达帕脱大学研究苏联历史。这些年轻学者的成功培养不仅有效改善了清华历史系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使该系在教师年轻化方面走在全国各院校前列，而且由于他们都曾在国外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学术训练，因此能够站在学科前沿的高度开展教学与研究，从而使清华大学历史系成为中国史坛最接近国际标准的学术团队，该系“在某种程度上已初步展露哈佛、哥大等国际顶尖史学系的某些素质。”[28]

五、结 语

作为《独立评论》的主要成员和重要撰稿人，蒋廷黻一方面在该周刊上不断发表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言和主张，另一方面还就如何统一建国、如何抵抗日本侵略等政治问题与独立评论派诸同人展开激烈辩论，特别是提出了著名的新式独裁论，因而深受蒋介石的青睐。1935年以后他弃学从政，先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和驻联合国代表等职。虽然蒋廷黻作为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没有像胡适、傅斯年等人那样坚守高等教育阵营，但他在主政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时期，在大学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均卓有建树。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不仅丰富了南开大学的历史文化，推动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发展，而且对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形成考据与综合并重、中外历史并重、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的先进学风发挥了关键作用，也使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水平“堪称当时海内第一”[10]253。

应该说，蒋廷黻的大学教育思想在内在理路上与罗家伦、梅贻琦两任清华校长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通的。事实上，他在清华的作为和建树也是与罗、梅二人的开明政策和鼎力支持分不开的。但不可否认，由于学术背景和行事风格的不同，蒋廷黻的大学教育思想也有其自身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实用性。蒋廷黻在借鉴西方国家先进教育思想的同时，一直比较关注大学教育的中国化，认为“适宜于英美者未必适宜我国。”[29]所以，无论是在南开时期，还是在清华时期，他都极力反对照搬西方模式，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第二，现代性。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现在固然是百端待举，但归根起来，还是一件事，就是国家的现代化。”[30]由于教育发展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所以蒋廷黻对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作现代人、造现代人”[31]，只有“人民衣食有着而又受了相当现代化教育”[32]，我们的民族复兴梦想才会成为可能。基于这种认识，蒋廷黻力主学习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并且将这种现代化认同提升到国家生存和民族复兴的高度。第三，爱国性。蒋廷黻极力倡导教育的现代化，其根本意图就是要“利用西方的知识及西方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国情及解决中国的问题”[33]，引导大学生们肩负起复兴民族国家的伟大使命，只有广大青年学生始终以爱国之心“为民族谋百年的大计”[34]，我们的国家前途才有希望。

正是这些合乎时代发展潮流的个性特点，蒋廷黻的大学教育思想在实践上成功推动了南开、清华两所大学历史系的改造和发展，其作为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也不乏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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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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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蒋廷黻.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J].世纪评论，1947（24）：5-7.

[15]蒋廷黻.帝国主义与常识[J].独立评论，1933（71）：7-11.

[16]蒋廷黻.《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序[M]//蒋廷黻.蒋廷黻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27.

[17]蒋廷黻.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J].独立评论，1932（29）：8-12.

[18]蒋廷黻.青年的力量[M]//蒋廷黻.蒋廷黻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

[19]蒋廷黻.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J].国闻周报，1934（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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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蒋廷黻.地方行政的几个问题[J].中山周报，1936（94）.

[22]蒋廷黻.我的行政经验与感想[J].行政研究，1936（1）：5-9.

[23]蒋廷黻.平教会的实在贡献[M]//蒋廷黻.蒋廷黻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37-39.

[24]蒋廷黻.非常时期之青年[J].大上海人，1936（5/6）：18-19.

[25]蒋廷黻.我在清华大学时期[M]//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清华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226.

[26]蒋廷黻.这一星期[J].独立评论，1933（57）：2-4.

[27]张玉龙.蒋廷黻社会政治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0-72.

[28]刘红，刘超.老清华史学共同体之命运——从梁启超到雷海宗[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5）：92-101.

[29]蒋廷黻.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M]//蒋廷黻.蒋廷黻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49.

[30]蒋廷黻.南京的机会[J].独立评论，1933（51）：2-4.

[31]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J].独立评论，1932（31）：15-19.

[32]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J].独立评论，1933（83）：2-6.

[33]蒋廷黻.高等教育的一方面：对台大的一项建议[M]//蒋廷黻.蒋廷黻文存.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95.

[34]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J].独立评论，1937（225）：10-13.

（责任编辑 庞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