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行政区流域污染防治中的地方行政管辖权让渡——以巢湖流域为例

曹伊清 吕明响

（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092）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 382美元［1］。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尤其是跨境水域污染日趋恶化。根据国家水资源公报显示的2010年国家水体水质，我国Ⅳ类以下河流水质占38.6%，Ⅳ类以下湖泊水质占41.1%［2］。以巢湖流域为例，根据巢湖流域各市水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实施情况的通报显示:巢湖水体（平均）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11条主要环湖河流的28个监测断面中，13个断面符合Ⅲ类水质标准。自2005年以来，巢湖平均水质由劣Ⅴ类好转为Ⅴ类，但环湖河流总体水质状况仍为中度污染［3］。

西方学术界进行了大量“跨界”（trans-boundary）水污染管理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或地区间水污染“跨境合作”（trans-boundary）的制度模型的设计、跨界河流水域管理制度安排的国际经验等。大量的研究集中在社会学、管理学、行政学方面，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的视角研究不多。一些行政法学者如叶必丰、姜兆雄等开展了区域经济发展中跨境水污染问题方面探索。但学者们的研究多倾向具体的环境管理问题和狭义的环境政策制定，没有对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制度性建议，同时也并未对如何解决国内跨境水污染提供自上而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法律途径，操作性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化。特别是在地方行政法律制度上，各级行政区域之间如何控制对外水域污染，实现跨行政区域协同防治污染，亟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