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阅读史

汪朝光 王奇生 金以林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一生重视军队，重视武力，瞧不起坐而论道的文人书生，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

蒋介石不仅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也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写日记，其阅读书目和读书感怀常记载于日记中。

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圣贤、豪杰、革命领袖。蒋介石的阅读取向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自我定位的角色进行的：要做圣贤，故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故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故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旁骛。

以圣贤自待：进德修身

蒋介石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一生重视军队，重视武力，瞧不起坐而论道的文人书生，但他本人却酷爱读书。20世纪20～40年代，一般每年读书10种左右。20年代看书较多，一般在10种以上，多至20余种；30、40年代看书渐减，一般在10种以内，少则三五种。蒋介石的读书习惯不是快速的泛读，而是缓慢的精读，每一本书他都要从头至尾读完，少有中辍。其中有少部分书是常年反复读，读三五遍甚至更多遍。粗略统计，1919～1945年间，蒋介石日记所记的阅读（含请专家讲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100多种。

蒋介石所阅读的书籍中，新书的总量看似超过古籍，但其实读古籍的时间居多，因为很多古籍都是反复阅读。蒋介石好看古书，读古文，不仅自己读，还要求两个儿子读。

蒋介石少年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受中国传统教育；16岁始入学校，受新式教育。那时所谓新式教育，其实是半旧半新，甚至新少旧多。

1905年科举废除后，蒋介石先入保定军官学堂，继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民国初年，又一度遁迹东京。在日本留学和流亡期间，除与军事相关的教材外，蒋介石主要阅读王阳明（1472～1529）、曾国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

虽然留学日本，蒋介石却依然保持着传统读书人的阅读偏好，并且终身不渝。

蒋介石阅读中国古籍，经书是其首选。经书基本上在儒家经典之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读经书，多是反复读，尤其是《大学》《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

蒋介石对《大学》《中庸》的解读，均是以立身处世和修身养性为基点。虽然认为《大学》之道蕴涵着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学，但也是从“修己治人”立论，先加强个人的内在德性修养，然后对外发扬而及“治人”“治国”。蒋介石反复强调，《大学》《中庸》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由“修身”做起，最终以“平天下”为目标，是中国固有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实之处，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

除了《大学》《中庸》，蒋介石所选读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国古代圣贤“内省修德”之作。蒋介石边读边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惧自己“暴戾”个性的药方。

蒋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国藩，一生受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1904年，17岁的蒋介石首次读曾国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两次复读。此后，又多次阅读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书牍、杂著以及治兵语录等。他读曾国藩的书，着眼处亦在立志养气、立品修行方面，处处以曾国藩为道德楷模。

以豪杰自居：兵略政术

除了修身进德，蒋介石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蒋介石一生不间断地阅读修身进德方面的传统书籍，相对而言，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期，蒋介石面临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亟须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介石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间，蒋介石几乎年年都读《孙子》，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介石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有其能也”。1939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共11本）。

蒋介石阅读《韩非子》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蒋介石自称“阅《墨子》自遣”。

除此之外，蒋介石也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蒋介石在1934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介石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介石对王安石（1021～1086）和张居正（1525～1582）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对于张居正，蒋介石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三年之后，蒋介石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

以革命领袖自视：读革命史

蒋介石爱读古籍，并不意味着他不读新书。蒋介石读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复阅读，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而看新书则不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趣，而且很少重复阅读。

1919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爱国运动而声势日张，已经33岁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当时中国知识界以办杂志、看杂志为时髦，蒋介石也“一边阅《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揣摩风气，一边读《新村记》《易卜生记》《俄国革命记》等书跟踪新思潮”。

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预定全年的学课，除习俄语、英语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计划。1920～1923年间，蒋介石阅读过《杜威讲演集》《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

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风行中国。这时，蒋介石对马克思的学说也产生了阅读兴趣。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俄考察。考察期间，蒋介石比较集中地阅读了数本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生平的书籍。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开始觉得深奥难懂，多次阅读后，兴趣渐浓，以至于“乐不掩卷”。这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接触马克思学说并对之产生浓厚兴趣的唯一一次。

在蒋介石的阅读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1925～1935年前后，蒋介石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列宁丛书》《革命心理》《变乱与革命技术》等书。其中，《俄国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两书，蒋介石分别于1926年、1929年和1931年多次阅读。

对比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阅读特点可以发现，两人的习惯和兴趣都有所不同。蒋介石的习惯是慢读、精读、复读，阅读量不可能很大，毛泽东擅长快读，记忆力超强，读书效率高，故阅读量大，阅读面较广；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技术有相当兴趣，也阅读过一些基本的科技书籍，而蒋介石对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几乎不读；毛泽东对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读得很少，但酷爱中国古典文学，蒋介石对文学书籍，无论古典，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兴趣都不大；相对而言，毛泽东对儒家经典兴趣不大，而蒋介石则偏爱儒家经典，文史书读得不多；毛泽东、蒋介石都不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对西方现代政治与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书籍都读得很少。有所不同的是，毛泽东长期大量地阅读马列著作，而蒋介石只在1923年前后略有涉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