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如何进入中国

杨敏

几年前，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去了趟捷克首都布拉格。徜徉于布拉格大道上，看着街道两边开着的窗户，他想，哪一扇会是托马斯的窗？

托马斯，即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人公。

白冰第一次听说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还是近20年前，那时他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1985年，在国家出版局于西双版纳召开的一次青年编辑培训班上，有专家提到，东欧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是米兰·昆德拉。

“当时我想，东欧跟我们有历史性的相似，知识分子命运、社会精神一致，所以我们肯定早晚要引进他的作品。但不知道谁对他比较了解。”在接力出版社的总编辑办公室里，白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回北京后，白冰四处打听，得知确实有人正在翻译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并且正是他熟悉的作家韩少功。

“政治煽动性大”

在白冰找到韩少功之前，昆德拉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捷克流亡作家，在中国只被极少数文学圈内人知晓。

1977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外国文学动态》上，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刊介绍捷克作家伐措立克和昆德拉》，作者是《世界文学》编辑部副编审、捷克语翻译家杨乐云。这篇文章中，简单介绍了昆德拉的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但由于刊登在内部学术刊物上，影响并不大。

1984年，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的高兴从同学那借到了昆德拉的英文版小说《可笑的爱》，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这个陌生作家的小说。

“跟其他小说感觉很不同，《可笑的爱》是那种极为机智又十分好读的小说。表面上看，都是些情爱故事或干脆就是情爱游戏，实际上却有着对人生、对世界的精深的思考。”《世界文学》现任副主编高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昆德拉被正式介绍进中国，是在1985年。文学评论家李欧梵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介绍了南美作家马尔克斯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以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

“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不愧为世界文学的一位大家，足可与马尔克斯（1982年凭借《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媲美。”李欧梵写道。他认为，昆德拉没能获奖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煽动性大，也较年轻”。

1986年，在武汉大学英文系进修了一年之后，韩少功以湖南作协专业作家的身份赴美公干，偶然从一位美国作家那里得到一本英文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一看之后，立刻产生了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冲动。“不仅在于它表现的历史和思想对中国人有一定的启发性，而且作者那种轻巧的‘片断体，夹叙夹议的手法，拓展了文学技巧的空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韩少功的二姐韩刚在湖南一所高职学校任英语老师，也是文学爱好者，于是两人决定合作翻译。

大概半年之后，译稿初成，由韩少功统稿完成。

他联系了几家出版社，都遭遇退稿，不过他并不认为是出于政治原因。“1986年的中国已经逐步打开国门，气氛相对宽松。出版社拒绝这本书，可能只是觉得这个作者没什么名气。”韩少功回忆。

内部发行

其时，从西双版纳回来的白冰打听到韩少功已翻译了一部米兰·昆德拉作品，立刻与他联系。

“看完韓少功的译稿后，觉得非常好。我感觉昆德拉的写作有一个庞大的哲学理论系统支撑，比如对‘轻与重的思考。同时，他把故事写得很吸引你。你感觉，他的那些故事都是冰山之一角，留给你品味琢磨思考的，是水面下没法看到的部分。而且，他很注重人物的情感纠葛、碰撞和命运的描写。”白冰说。

白冰所在的作家出版社第三编辑部，负责文化类作品出版，当时除了出版销量火爆的琼瑶、岑凯伦的言情小说之外，还在出一套“作家参考丛书”，介绍各种流派的代表著作，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昆德拉的作品也被安排在这个丛书之列。

但昆德拉身为捷克的异见者，被东欧学术界贴上“反共”的标签，引进他的作品，毕竟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

当时第三编辑部的副主编亚芳（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的夫人），也看到了昆德拉小说的价值。她与白冰一起，跑了一趟新闻出版署（1987年1月由国家出版局改组而来），询问出版的可能性。对方建议他们，最好先去中国社科院咨询专家。

他们去社科院，找到了外国文学所东欧文学研究室的专家。专家看后称，就文学价值本身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专家建议他们，政治方面最好去问问外交部。因为当时捷克总理要访华，昆德拉是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如果在他访华前出那么一本书，恐怕对外交工作不利。

小说作品

《玩笑》（1967 年）

《好笑的爱》（短篇小说集，1968年）

《生活在别处》（1969年）

《告别圆舞曲》（1976年）

《笑忘书》（1978 年）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 年）

《不朽》（1990 年）

《慢》（1995 年）

《身份》（1998年）

《无知》（2000 年）

他们又去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态度很坚决：此书现在不能出版。

1987年4月，捷总理什特劳加尔访问中国，这是30年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首次正式访华。同年6月，中国领导人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捷总理的访华结束之后，白冰再次尝试与外交部沟通，并表示可对小说作一些删改。

最后，删了三千来字，主要是托马斯和特丽萨之间的性描写，还有一些敏感词汇，比如“当局”“主义”等。

韩少功也认为，删掉的只是一点点，书的原貌大体得以保全，还算好。

对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一书名，白冰与韩少功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有点绕，不太利于传播，但也没有更好的名字蹦出来，只好用它。

“他引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观点。事物都有两级，黑暗与光明，轻与重，温暖与寒冷等。从我们的习惯来说，重是不能承受的，但其实轻也是不能承受的。”白冰说。

最后，新闻出版署批准，此书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面世。凭司局级以上的证件，可以在新华书店的内部书柜台买到（《金瓶梅》也是如此）。

1987年9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首印24000册。1989年，此书获准公开发行，第一年发行了70万册。

这一发行量，虽然比不上琼瑶，但在文学作品中也算翘楚了。“‘布拉格之春后，捷克传统的价值观被摧毁，新的价值观还没建立，人在精神上非常空虚。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非常相似，所以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白冰说。

捷克使馆抗议

就在韩少功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刚刚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景凯旋偶然看到了昆德拉的另一部作品。

由于比较关注当代文学，景凯旋较早知道了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卡夫卡、萨特等。刚好有位认识的美国学者来南大访问，随身带了一本《为了告别的聚会》，就将书送给了景凯旋。

看完之后他感觉，此书既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诞小说，亦不同于中国当代的反思、寻根小说。

“我们受的审美教育是由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定义的一种精英文学观，追求崇高的事物。昆德拉表现的却是价值的反讽，同时又不乏批判的力度，对我来说，就好像是打开了另一道思维之门。”景凯旋后来回忆。

在朋友的鼓励下，他着手开始翻译。大概四个月之后，小说一稿完成。

景凯旋先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但编辑没有听说过昆德拉。与韩少功的经历一样，他被委婉地回绝了。

景凯旋的太太徐乃建认识韩少功，当时正与他商谈筹办一本同人杂志（即后来的《海南纪实》），得知韓少功也翻译了昆德拉的书，并正在跟作家出版社谈合作。

经韩少功介绍，1987年4月，景凯旋在作家出版社的办公室里见到了编辑白冰和崔艾真。

景凯旋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样子很可疑，“土里土气的，手里提着一个提箱，里面装着一本全是写性爱与政治的书”。崔艾真说他“看上去挺学生气的”，让他多少有些沮丧。

但第二天，崔艾真就给他打来电话，说决定出版这本书，她来做责编。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样，作为“作家参考丛书”，内部发行。

编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几乎没有作任何删改。8月，《为了告别的聚会》出版。

1988年11月，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召开了东欧当代文学讨论会。其间，米兰·昆德拉作为东欧代表作家，首次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上被提及。

一种意见认为，昆德拉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译介时应持谨慎态度；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昆德拉的作品从哲学的高度思索和揭示复杂的人生，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

此后，作家出版社继续和景凯旋合作，于1989年1月出版了《生活在别处》中译本。本来《玩笑》也将紧接着出版，但就在即将出版之际，捷克使馆提了抗议。

《玩笑》是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说，1967年未经删改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连续再版三次，均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重大的文化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昆德拉的作品被列为禁书。1975年，昆德拉移居法国，一直到现在。

多年来，“反共”一直是贴在昆德拉身上的意识形态标签。但他自己却认为，这是理解他的小说“最陈腐的方式”，自己的作品对人性的探索远在政治之上。在198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称《玩笑》是对斯大林的有力控诉，昆德拉当即声明：“别拿斯大林为难我了，《玩笑》是一本爱情小说。”

不过，因为牵扯到外事，作家出版社不得不暂停《玩笑》的出版发行工作。一直到1991年1月，《玩笑》才在国内公开出版。

但在译者景凯旋的印象中，在中国，《玩笑》的影响并不及《生活在别处》大。“《生活在别处》的主题契合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人们反思革命激情、回归世俗情感的思潮。到了90年代的商业大潮，这种契合就更不用说了。”景凯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米兰·昆德拉联系

90年代初，作家出版社的“作家参考丛书”又相继推出了盛宁翻译的《不朽》和唐晓渡翻译的《小说的艺术》。时任编辑部主任柳萌后来回忆，“出版了昆德拉几部作品后，这套‘作家参考丛书真正名实相符，成为读书人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

昆德拉很快在中国成为一个时尚。景凯旋记得，有一段时期，几乎人人言必称昆德拉，到处都在讨论他的小说形式、小说理论。论者大都用流行的存在主义话语去解读他。

199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余杰发表了《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像一记炸弹掷入文学界，引起火花无数。文中称：“昆德拉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趋前者、避后者，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层面的盲点”。

对此，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撰文回应，认为在历史罪责并未得到公开彻底清算的语境下，要求知识分子遵从“不是圣人，就是罪人”的道德观，是走向另一种极端，也是危险的。

1992年7月30日，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按照公约规定，出版境外作家的作品，必须征得作家本人同意，或取得原作出版商的中译授权。

1996年，作家出版社曾经策划出版昆德拉全集中文版，与昆德拉的经纪人取得了联系。

白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经纪人所提的条件是：第一，支付从前的版税；第二，从法文版本翻译；第三，不能做任何修改。前两点都没有问题。按出版时的版税6%～10%计算，这笔钱并不算多。但就是第三点，出版社无法保证。

据白冰所知，国内许多家出版社都曾通过各种渠道与昆德拉联系，但都没有结果。

這期间，市场上开始出现各种盗版，较常见的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的马洪涛的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的李元芳所译的《米兰·昆德拉精品集》。

2002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终于一举购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中文版权。出版授权中对于发行等作了近乎苛刻的规定，包括每半年报告一次印刷、销售和库存数字，以及下一步的计划等。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出版前言里，韩少功写道：“我们希望国内的捷文译者能早日从捷克文中译出这部小说，或者，有更好的法文译者或者英文译者来干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这个译本到时候就可以掷之纸篓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2004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南京大学法语教授许钧从法文版重译，并增补了小说中被删节的部分，书名改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为了告别的聚会》由《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从法文版重译，书名改为《告别圆舞曲》。《玩笑》和《生活在别处》等均由法文版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