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姨

何玉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河北文学》、《长城》副主编，河北省作协创研室主任。已出版长篇小说《冬季与迷醉》等四部，中短篇小说《素素》、《楼下楼上》等一百多篇。多篇小说获奖和被转载。

现在的时间是19点21分，我想象，那趟慢车已经缓缓启动了。我的小姨坐在硬卧车厢里，一脸兴奋的表情，由于兴奋那双大眼睛几乎年轻了四十岁。

没错，小姨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她比我大了整整二十岁。

火车票是我去买的，送站也是我开的车，我只是没把小姨送进站去。一路上我很不痛快，车开得快了，跟车跟得紧了，绿灯变黄灯了，小姨她总要发出一声惊叫，弄得我比她还要紧张。她却比我还不高兴，惊叫之后她总是说，为什么就不能慢一点呢？我说，没看见大家都在开快车吗？她就说，他们开他们的，你开你的，方向盘不是在你手里？我说，慢比快还要危险，你懂不懂？小姨说，我才不信，别以为我没开过车就是好哄的，找个警察问问，是慢危险还是快危险？

这倒也罢了，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灯，小姨总是要摇开窗户，把那些发小广告的人招惹过来，她说，小孩儿们也不容易。对年轻人她一律称作小孩儿，其实如今的年轻人哪一个都比她处事老到，跟年轻人比她自个儿倒更像个小孩儿。将近火车站时，她手里五颜六色的广告宣传单已有一大摞了。她就那么一手拿了那堆废纸一手拎了包下了车，我要她把那些废纸扔回车里，她说火车上还看呢。我本想存了车送她进站，她却坚辞不让，说，求求你了，就让我自在会儿吧。

可是，刚把车调转头，我就从后视镜里看到小姨在施舍一个抱孩子的脏兮兮的女人，那摞宣传单已被她放在地上，她正从挎包里掏出她的钱包，女人巴巴地望着钱包，那个孩子在她怀里东张西望的，天知那是谁的孩子！小姨的钱包是蓝花布缝做的，我家的抽屉里也有一个，小姨送的，我却从没用过。

我非常地想去阻止她，可“让我自在会儿”的话又使我坐了没动。我看她拿给女人的是一张纸币，然后她装好钱包，拿起地上的宣传单，向进站口走去。小姨梳了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跟年轻时的梳法一样，两条辫子背在脑后，被一条小手绢儿扎在一起。纯布面的小手绢儿已有很多年没卖的了，那也是小姨缝做的，白底黄花，就像辫子上落了只黄色的大蝴蝶。她上身穿了件短款的茄克，下身一条紧身牛仔裤，显得两条腿长长的。她的头发是全黑的，奇迹般地没一根白头发，从后面看，说她二三十岁也一点不夸张。

进站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那是在验证车票和身份证。小姨的影子变得模糊起来，隐没进队伍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每次进站，小姨总是抱怨，坐个车还要验明身份，我们那会儿可从没有过。她总爱说“我们那会儿”，好像她那会儿是个再美好不过的年代，其实那年代大家都知道，虽说人是单纯了点，可各种各样的不如意也多得很，她是把不如意统统删去，独剩了那点单纯了。

今年，小姨这么独自出行大约都有七八回了，开始是杨明送她，只送了两次，杨明就跟她吵翻了。后来的几回就都是我送了。杨明是小姨的女儿，外甥女比不得女儿，不好到吵翻的地步，但我心里的气也常一鼓一鼓的，鼓得多了，免不了会放出一点，那一点却依然是克制的，就像缓缓吐出的一口烟气，绵软软的，不便显现什么锋芒。

小姨去的是千里之外的一个县份，那县的名字很拗口，我总也记不住，小姨好像也懒得重复，只说“北边”。家人们都知道，小姨一回又一回的出行都是在去“北边”，“北边”有一群喜欢她的孩子，那群孩子需要她。这话是小姨说的，家人们却都不大相信。家人们包括杨明和她的丈夫刘克，还有我的丈夫李行，还有大姨家的表姐洪雁。洪雁一直没结婚，大姨、大姨父，我的父母，包括杨明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小姨父，都先后脚地去世了，老辈人只剩了小姨一个，洪雁的婚事就更少有人提了。其实小姨曾多次替洪雁张罗过，只是对小姨的看法洪雁跟我们一样，每张罗一次，洪雁就拒绝一次，直至彻底浇灭了小姨的热情。对小姨的出行，我们和洪雁都一致地认为有点出格，首先，“北边”果真有那么一群孩子么？原本是说去看知青点的老房东的，结果人家老房东死了，还有什么再次去看的必要？莫非那孩子们是老房东的后代，老房东死前有过嘱托？就算有过嘱托，千里之遥，也当不得真啊！再说了，就算人家当了真，就算那群孩子当真喜欢她，她除了那点退休金，又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呢？想到退休金，大家还给小姨算了笔账，每月3300元，若每月去一次“北边”，除去来回的车票钱，除去住宿、吃饭的钱，再除去资助孩子们的钱（大家猜资助一定是有的，即便没那群孩子也会有，因为那是个偏远的山村，下了火车还须坐很远的汽车才能到达），她的退休金也就差不多全交代了。最着急的自然是杨明、李克两口子，因此他们很快就跟小姨吵翻了。他们在意的当然不仅是小姨的退休金，还有她来去的安全，他们一再表示要陪小姨一起去，小姨总是坚决拒绝，说他们会破坏她的感觉。杨明说，什么感觉，不过是为她更自由自在地做傻事吧！

小姨的确是有点傻的，有人敲门，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她都问也不问，拉开门就让人家进来。从前有小姨父还好些，如今剩了她自个儿，杨明就担心得很，不知提醒过小姨多少回，小姨却总是不以为然。她说，在你们眼里，天下好像没一个好人，可我活一辈子了，还从没遇见一个坏人呢。杨明让她看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和法制节目，那些节目里入室抢劫、害命的案件好像每天都在发生着。小姨看了几回，就再不肯看了，说，人不能总提防着过日子。杨明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都是老话儿了，还需要我来说给你听吗？小姨说，老话儿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话了，一防人就跟人远了，跟人一远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记得小时候，老一辈人中小姨是最叫我们喜欢的，她爱背一个蓝格子的布包，包里装得鼓鼓囊囊的，见了我们，就从包里变戏法似的变出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只好看的发卡、一块诱人的点心、一本向往已久的画书、一件漂亮的衣服……她还教我们唱俄罗斯民歌，跳新疆舞，为学新疆舞里的动脖子，我们每天都把自个儿卡在墙角里……再大了些，我们开始把话藏在心里，拒绝和大人们交流，唯有对小姨，我们不视为大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小姨也对我们说心里话，比如哪个大人误解了她，或者她求人帮助碰了壁什么的。那时候我们对杨明羡慕极了，有这样一个朋友似的母亲，多么幸福啊。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对小姨的心里话就不再那么在意了，我们自个儿的心里话也懒得再跟小姨说了。仔细想想，也许是在成家以后，或者再往前，谈男朋友的时候。记得小姨给我们几个都介绍过男朋友，我们自个儿谈的男朋友也得到过她的支持，但这些男朋友其他大人都是坚决反对的，最终我们也没拗过大人们，选择了大人们的选择，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丈夫。不过没多长时间，我们就意会到了大人们的苦心，对大人们为我们选择的生活满意起来。我们觉出，小姨和我们自个儿的选择是不计后果的，而其他大人们的选择至少是让我们安定的、衣食无忧的。因此，刘克和李行对小姨都不由自主地有些疏远，尽管刘克是小姨的女婿，他却是由我父母选定并为杨明做的主，当然杨明自个儿也没怎么反对。

小姨的工资在几个大人里是最高的，她业务好，在一家少儿出版社坐到了副总编的位置。可她的存款是最少的，因为她的工资总是装在钱包里，随花随拿，同事、朋友吃饭、看电影，或是和我们上街，她永远是掏钱最快的一个；见了要饭的，她从不远远地避开，反要迎上前去；她还背了家人资助过一个入室偷盗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向小姨做了保证，永世再不偷盗，可花完了小姨的钱，立刻就把保证忘了个一干二净。家人们知道这件事时，小姨已经要第二次资助那年轻人了。在家人们的强烈谴责下，小姨才不得不罢了手。后来由我父母做主，让小姨父掌管小姨的工资，家里才多少攒了些钱，为后来的买房、杨明办婚事打了点底子。这也是杨明动不动就跟小姨吵翻的原因，杨明说，要不是我爸，我怕还难嫁出去呢。

我的姥姥、姥爷去世得早，大姨是个只顾自个儿的人，能疼小姨的只有我的母亲。可母亲的为人处事和小姨太不一样了，不见面心里惦记着，见了面却又样样合不上拍。小姨喜欢送点小东西给大家，一支唇膏、一副杯垫儿、一个手机套什么的，母亲手里接着，嘴上却说，有什么用，净瞎花钱。小姨先以为母亲嫌弃，下回买了条精巧的彩金手链儿给母亲，却没想到母亲接也不接了，说，有钱烧得你啊，搁进银行还赚几分利息呢！小姨也不肯相让，出口就攻击母亲送她的一饭盒饺子、一瓶西红柿酱、一块疙瘩头咸菜什么的，说，那东西可有用，俗，俗不可耐！气得母亲把小姨给过的小东西找出来，统统扔给了她，仍气不过，还要把小姨给我的东西也扔给她，我没肯那么做，只把哭得满脸是泪的小姨送回了家。那以后，我猜小姨再不会送东西给人了，可时间不长，小姨出了趟差，又买回来一堆东西，给母亲买的是一条丝巾，托我转给了母亲。母亲呢，仍照样要我送给小姨一饭盒饺子什么的。两人好像都有些后悔当时的冲动，而弥补的办法，只能是继续以往的方式。背过小姨，母亲仍要嘟囔几句小姨的瞎花钱，可有一天，我发现母亲扔还给小姨的东西，又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母亲的柜子里。去问母亲，母亲叹口气说，唉，你小姨是个有情有义的，比你大姨强百倍，可就是有点傻，老大几时关心过她，她还每回都送老大一份儿。我笑道，原来你是忌妒啊？母亲说，我忌妒？我是心疼你小姨，有一天没了我，你小姨没个大人样子，看谁还拿她当回事？我说，好像你挺拿她当回事似的。母亲说，我可以不拿她当回事，你们不能，听见没有？我连连点着头，心想小姨她再傻，也是我小姨，况且我上高中、大学的时候，想买母亲不准买的东西，肯解囊相助的总是小姨，凭这我也会一辈子对小姨好的。

老人们相继去世后，我们小辈人对小姨确是蛮关心的，我虽不再像母亲一样给她送饺子，但做了好吃的或是到饭店吃饭，每回都不忘叫她。杨明跟小姨分开住，但也常常去看她，帮她打扫卫生、洗衣服什么的。洪雁呢，我们原以为是指望不上的，谁知大姨去世后，她有时也会给小姨去个电话，问候一声。她这样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大姨教导出来的孩子，能关心别人简直是个奇迹呢。可后来我们发现，小姨对我们的关心好像并不领情，每回请她吃饭或是帮她做点什么，她都推三阻四的，有两次她甚至说，你们就让我自在会儿吧！再后来这几乎成了她的口头语了，动不动就说，求求你们了，让我自在会儿吧。对小姨这样的人她说什么我们也不会太放在心上，我们只觉得对她是负有责任的，好歹她也是我们的长辈。相反，我们说什么，相信她也不会太放在心上，她那么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

从车站回来，我就到杨明家去了，告诉她已送走小姨。杨明和刘克正在看电视，电视里一个戴了白色高帽子的厨师正在对案子上的一条鱼一刀一刀地切割。他们从不看电视剧，因为小姨爱看，小姨爱看的东西他们都习惯地视为幼稚。正要说起路上的不痛快，洪雁忽然来了，她说吃完饭出来遛弯儿，顺便进来看看。大家难得聚齐，我索性也打电话给李行，说，赶紧过来吧，都在这儿呢！

其实，我很想趁这机会说一说小姨，小姨总这么一趟一趟地往山区去，万一有点闪失，跟我们这些做小辈的可是有脱不开的干系！不知为什么，送小姨一趟，就觉得小姨离危险近一步，倒不是那山区有多可怕，是小姨的这种不管不顾的执拗的出行，总让人想到刹车失灵的下滑的汽车，若不及时制止，谁说得准会发生什么。

话一提出来，杨明立刻把电视关了。杨明说，是啊，我们也正为这事上火呢。

杨明比我小三岁，个子却比我高了半头，很像她的高个子父亲。小姨正是看上了小姨父的高个头儿才嫁给他的，说高个头儿的人像座山，能依靠。可一过日子，才知小姨父是个不爱拿主意的人，凡事总爱问小姨，你说呢？杨明小的时候，家里事全听小姨的，待长大了，就想替小姨拿主意了，杨明拿的主意，一般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小姨说东，她就说西，小姨说南，她就一定说北。

这时，杨明看了我又说，姐，你小姨跟你说了点北边的事没有？

杨明从不说我妈，总是你小姨、你小姨的。我摇了摇头。

杨明说，怪了，北边到底有什么吸引了她呢？

洪雁说，你跟刘克去一趟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刘克说，不去也一样明白，蓝天白云、纯洁少年呗。

大家便都笑了。刘克这个人，永远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仗了有一份稳定的机关工作，还有两套可以出租的房子，从没见他对什么事上心过。小姨先是以长辈人的身份说过他，见他当耳旁风，就让杨明去说。杨明却说，你就甭操心了，谁有谁的活法，除了傻热心，你又上过什么心呢？这话让小姨想起来就掉眼泪，小姨跟我说，幸亏没跟他们一起住，人老了，话就没人愿意听了。我当时心想，怕不是老不老的事吧。可我又怎么能跟杨明一样去说，你就是个傻热心呢？

我说，笑归笑，小姨的事还是得想个办法，北边有吸引她的东西，咱南边就不能找样东西吸引住她？

刘克说，南边既没有蓝天白云，也没有纯洁少年，怎么吸引？

杨明打一下刘克的胳膊，说，少废话，姐说得没错，这样东西能找到最好！

接下来，大家便一样一样地说开了，有说打麻将的，有说玩儿电脑的，有说参加舞蹈班、练唱班、京剧班的，还有说开办幼儿园的。开办幼儿园是刘克说的，说他可以把出租的房子让出来，这样既有孩子们陪伴，还可以赚些外快，一举两得。

杨明又打了刘克一下，说，想什么呢，多大岁数的人了，还给你们家打工啊？

刘克说，你不觉得妈是闲出来的啊，不找份工作，扯旁的都没用。

洪雁说，我觉得刘克说得不是没道理，再聘几个阿姨，也用不着小姨做什么，还能让小姨高兴。

杨明说，你是太不了解你小姨了，凡她喜欢的，都是没用的，一旦有点用，她准就不喜欢了。

洪雁说，那她喜欢什么？

杨明说，舞蹈、唱歌、京戏，都喜欢过。

洪雁说，不能是一般的喜欢，得是着迷，着迷得顾不得去北边才行。

杨明看了我说，姐，你说吧，你小姨跟你最近了。

我说，屁话，再近能比上你这做闺女的？

杨明说，不信你问刘克，跟我们净夸你了，说你懂事，不喜欢她也不像我们那么露骨地表现出来。

我笑道，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呢？

正说着，李行推门进来了，手里提了个兜子，兜子里鼓鼓囊囊的。还没说话，杨明就把兜子抢过去，眉开眼笑道，还是姐夫心细。

东西一样样地掏出来，堆放在茶几上，不过是一包瓜子，两包爆米花，几个苹果，还有一排黄亮亮的香蕉。

李行就是这样，细心又勤快，花不了几个钱，却能让大家高高兴兴的。可细心有细心的麻烦，他小心眼儿，常常为针鼻儿大点事翻不过去。因此杨明若以李行为榜样教导刘克的时候，刘克就说，我要真成了李行，你还会看得上我吗？当然，我若以刘克的漫不经心教导李行的时候，李行也会说，要是我真成了刘克，你还会看得上我吗？我便知道，这世上的事是不能求全的，世上的人也是千人千面，谁也成不了谁的。

尽管这样，与小姨比较，我们几个还是相近了许多，若小姨在场，会拿出做工精致的果盘摆放这些东西，兴许由此还会念叨起另外的东西，比如咖啡，比如巧克力，比如国外的小点心什么的。小姨有时兴致来了，会把它们买来，让精致的果盘派上用场，让她浪漫的想象充分显现。小姨还买过日本产的茶具、德国产的炊具，她自个儿吃饭用的瓷碗、瓷盘是韩国产的。这些东西自是工艺精良，却价格昂贵，似我和杨明、洪雁之辈是绝舍不得买的。我们和小姨争辩说，一块钱一个的碗吃饭一样不差味儿。小姨就连连摇头说，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味儿也不一样，不信你们就试试。我们谁也没肯试过，用不试对抗着小姨的偏执和可笑。我们当然知道那是好东西，但在习惯了的日子面前，好东西不一定就属于我们。比如我们每天端了一只两百块钱的饭碗吃饭，岂不会变得小心翼翼，哪里还顾得饭菜的味道！

大家嗑着瓜子，吃着水果，继续讨论小姨的问题。

我说，小姨这会儿也不知有没有东西吃，为赶车晚饭都没吃上。

杨明说，放心吧，车上有卖的。

洪雁说，车上的饭多贵啊。

杨明说，要是考虑贵贱就不是你小姨了。

刘克说，说不定还不止买了一份。

李行说，什么意思？

刘克说，助人为乐呗。

大家便又笑了。

不知为什么，这么吃着东西笑着小姨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便扯到刚才的话题上说，我倒觉得，小姨是个念旧又爱热闹的人，能不能把她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都联系联系，今儿他来，明儿你来，总有些相好不错的，对了心思，拴住了身子，不是就不想着远处的事了？

杨明说，唉，同学聚会早就有过，聚会一回，你小姨就兴奋得失眠一回，要是总聚会总失眠，岂不更麻烦？

我说，那是偶尔一回，三天两头地交往起来，自然会习惯的。

洪雁说，我看不妨试试。

刘克说，死马当活马医，不妨试试呗。

杨明说，你又胡说，谁是死马啊？

刘克说，我说的是事儿，又不是人，会不会听话啊你？

杨明说，一天到晚就是你怪话多，要不是你，她也不能跟咱分开住。

刘克说，说的什么屁话，分开住是你和妈的意思，跟我什么相干？

两人本是笑着的，这时刘克就有些变颜变色的，刘克说，说个死马当活马医就成怪话了？那总比你说妈是傻瓜是弱智好听得多吧？

我和李行和洪雁听着，怔怔地看着刘克，一向觉得他凡事不过心的，没想到他也有计较的时候。人一计较，话就没了分寸，像杨明说小姨的这话，在我们听来就不免有些刺耳。

这时，就听啪嚓一声，一只杯子摔在了地上，灯光下，溅起了晶亮的玻璃碎碴。是杨明，由于刘克的揭发，脾气火爆的杨明作为女儿，显然感到了难堪。她说，该死的，那是话赶话赶出来的，再不好听，也不像你刘克，在你刘克眼里，她怕是连傻瓜、弱智都不如呢！

刘克像是被杨明的摔有点吓住，却又不甘心，继续逞了强说，既这么说，咱就得好好掰扯掰扯了，在我眼里，妈好歹还是个老人，可在妈眼里呢，我是个什么？你问问她，自打结了婚，她正眼瞧过我没有？

杨明说，看不出啊，你还是个有心的，她老人家连我都懒得瞧了，瞧你个外人有屁用啊？

刘克说，看看，连你都把我看成了外人呢！

杨明和刘克互不相让地争吵着，我和洪雁一人拉一个劝说着他们，李行则拿笤帚打扫着玻璃碴子。李行眼里永远是有活儿的，我为此感动，也为此不满。“琐碎顾得多了，人就不容易大气。”这是小姨针对李行说过的，我不想放在心上，可有时会莫名地对李行不满起来。

李行把玻璃碴装进个塑料袋里，要开门扔出去，我便趁此机会跟杨明告别，与李行一起离开了她家。洪雁这老姑娘没个眼色，还直朝了我问，这就走了？我咋觉得话还没说完呢？

从杨明家出来，是李行开车。我说，多转一会儿吧，看看夜景。李行说，都住这儿半辈子了，有什么好看的？我说，看！李行就不再说什么，转动方向盘朝了繁华的街道开去。

车里时间屏上的红色数字是21∶30，小姨还需在火车上度过漫长的八个小时。不过在她的感觉里，也许并不漫长，因为她是“自在”的。

城市的夜景，无非就是灯景吧，这些年的变化，是灯的颜色、种类、数量都愈来愈多了，走在街上，就像是走进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市。虽说每年的元宵节市里还是要组织灯会，可看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灯会上的灯，有的还不如马路边上的灯好看呢。记得小时候，办个灯会就等于是全市所有人的大聚会，挤在其中脚不沾地就能从街东头到街西头。小姨是最喜欢看灯会的，每回都拉了我和杨明、洪雁，来来回回地看不够。我们仨个头儿小，看的人比灯还多，可兴奋劲儿一点不比小姨差。有一回为看“孔雀开屏”灯，我们仨松了小姨的手，从人的腿缝里挤了进去。我们以为，这回要把小姨急坏了，可谁知，小姨也只顾看“孔雀开屏”了，竟毫无知觉，待看够了，才发现手已空空的了。我们听她一个一个地喊着我们的名字，故意不吱声，直到她带了哭声，才忽然挤到她跟前，把手放到了她的手里。那以后，母亲再也没肯让我们跟小姨看过灯会，母亲自个儿也从不去看，她说，人一多就是看人景了，人景有什么好看的？就说灯景，还不是哄了人往虚幻里走，全是假的。母亲对世事仿佛永远是明白、透彻的，不像小姨，什么都心存好奇，什么都容易当真。

想什么呢？

我听到李行忽然问。

我说，想小姨呢。

李行说，送小姨去车站，八成又不痛快了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李行说，不然你不会去杨明家。

我说，小姨是杨明的妈，送完总得去跟杨明说一声吧。

李行说，打个电话也能说啊。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李行说，没什么意思。

我说，小心眼儿。

李行说，你心眼儿大，对小姨也没见你好到哪里。

我看着他，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我。

李行说，你没觉得，小姨一趟趟地往北边跑，是因为不想在这边待吗？

我说，为什么不想？

李行说，这还不明白，刘克说小姨没正眼瞧过他，他又几时正眼瞧过小姨？加上咱们几个，对小姨就正眼瞧过？心里，我说的是心里。

我说，你的意思，小姨是被咱几个逼走的？

李行说，我可没那么说。

接下来，车里一直沉默着，我和李行都没再说什么。

前面是个十字路口，向左就是最繁华的市中心，已可见那里的灿烂一片了，那高耸入云的楼顶的灯光，与闪烁的星星们连在一起，更使俗世的灿烂有了几分虚幻之感。向右，则是我们回家的路，我不由自主地向右指了指，李行也不问什么，顺从地驶入了向右拐的车道。

三天之后，小姨从“北边”回来了。

我们都很奇怪，往常小姨总要待上十天半月的。

仍是我去车站接的小姨。正是吃晚饭的点儿，我让李行安排了饭店，并通知杨明两口子和洪雁也一起去。李行说，杨明在电话里说，饭钱让小姨出，她不能净顾着外人不顾家人。

在出站的人群中发现小姨时，我不由得有些吃惊，刚刚三天，小姨像是变化了不少，细看，仍是那身衣服，上身茄克衫，下身牛仔裤；仍是那样的发式，两条辫子背在脑后，被一条小手绢儿扎起，小手绢儿白底黄花，就像辫子上落了只黄色的大蝴蝶。可是，到底是不一样了，对，眼神，眼神像是黯淡了许多，再也不是那双年轻四十岁的眼睛了；还有脊背，也似不再那么挺拔；原本十分快捷的两条长腿，现在却明显有些迟缓……

小姨坐在车上，一言不发，我问一句，她才肯答一句。将近饭店时，小姨才忽然问道，这是去哪儿？我说去饭店吃饭。小姨说，不想吃，还是送我回家吧。我说，杨明他们都等着呢。小姨竟害怕似的蜷缩起身子，说，不行不行，你们还是让我自在会儿吧！我却不肯听小姨的，仍顾自向前开。我自觉有充分的理由：不管怎样，饭总是要吃的。我甚至还有些气鼓鼓的，大家等你一个人，你却不吃了，哪有这么不通情理的长辈啊！

谁知，在饭店前停下车时，小姨却呜呜地哭起来了。

我原是想对小姨好一点，才安排了这次晚饭的。我还想着，吃晚饭的时候也让大家对小姨好一点，小姨说什么都不要反驳她，更不要嘲笑她。可是……

我耐下心来，把手放在小姨的肩膀上，问她，为什么？

小姨哭得更恸了，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似小孩子一样的哭法。

我说，路上出什么事了？

小姨摇摇头。

我说，是“北边”出什么事了？

小姨又摇头。

我说，那是“北边”的人对你不好了？

小姨仍是摇头。

我不由得有些急，说，到底怎么了？

小姨这才停了哭说，是我……我对他们不好，他们要到城里来，我拒绝了。

我不由得松了口气，说，拒绝就拒绝了，有什么好不好的。

小姨说，拒绝了他们，也就拒绝了自个儿了，往后……再不好去了。

我说，不去就不去，大老远的，也省得我们担心了。

小姨说，唉，小姨这儿疼……疼得要命呢！

小姨指了她的心口，那手指竟微微地有些颤抖。

我说，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呢？

小姨说，还不是……因为你们？

我惊讶道，我们？

小姨又一次沉默下来。

半天，小姨才说，在你们眼里，小姨也许是个一无是处的傻瓜，可在他们眼里不是，我说的每一句话，唱的每一支歌，讲的每一个故事，他们听来都是好的。他们崇拜我，崇拜，你懂不懂？

小姨闪了泪花的眼睛忽然变得亮亮的，就仿佛我也变成了她的崇拜者似的。

我看着小姨，总算明白她为什么要一趟一趟地往“北边”跑了。可还是不能明白，她的拒绝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是怕遭我们的责怪？还是怕她的崇拜者进了城会像我们一样不再对她崇拜？不管怎样，小姨不再去“北边”了，“拒绝”总还是一件好事。

这时，杨明他们大约等得着急，全都从饭店跑出来了。我拿纸巾替小姨擦掉脸上的泪痕，拉起小姨，迎了他们走去。我知道，这顿饭小姨一定还是会像以往一样，抢了付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