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制英语辩论课程”的交互理据与效应——“国会议员”角色协同对思辨能力与二语习得的促进作用

淮艳梅 王家明 袁庆锋

(1．2．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2/510006;3．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2)

1．引言

人类使用语言最自然最基本的方式是对话(Pickering＆Garrod，2004:27)，对话是一种人类社交互动活动，互动需要相互合作，合作需要相互协同，协同是对话互动的一个重要机理(王初明，2010)。因此，在对话交互过程中，交互主体之间会自动激活某种方面某种层次的协同效应，包括二语习得的拉平协同、态度情感的心理协同(Hatfield，et al．，1994)、情景语用的认知协同(Roche，et al．，2012)等，交际者对交际对象所处的情境模式(如身份认知)、语言机构(如互动语篇)、情感态度(如喜好厌恶)以及学习变量之间(如年龄经验)的通达联动意味着，协同可以是全方位的(王初明，2010)，包括时空、说话意图、上下文、前因后果、对方身份等，会形成一个动态的概念或情境模式，而协同效应的强弱深浅取决于交互主体之间的水平差异，差异愈大协同效应愈明显。笔者(2012)曾在《基于内容的英语思辨能力教学模式研究》中论证了“议会制英语辩论课程”开设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分析“议会制英语辩论课程”的理据，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国会议员”角色协同对思辨能力与二语习得的促进作用。

2．“议会制英语辩论课程”理据:角色协同与交互效应

交互对话是二语/外语习得的重要机理(Funder，2006)。外语教学既要遵循素质教育原则，即全面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基础性原则和渗透性原则(周新桥，1998)，又要体现外语教学原则，即交际原则、情感原则、认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