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产效率的分解与经济收敛性的变迁

冯 烽, 叶阿忠

(1. 福州大学 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2. 广西财经学院 信息与统计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3)

一、 问题的提出

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如何随时间而演化已经越来越引起各方的关注,经济收敛问题也已成为经济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伴随着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学术界也展开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及收敛问题的讨论,并且效率问题也逐步为学者们所关注,从技术效率角度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进行研究的文献也渐渐涌现。由于不同学者在划分中国经济的标准和采用数据方面存在差异,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Martí等(2011)通过对中国地区工业总产值数据的分析,得到了中国在加入WTO后经济收敛的结论[1]。刘夏明等(2004)采用1980—2001年间中国地区经济数据,以人均GDP作为地区收入的近似指标, 并用基尼系数指标测算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发现中国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 但90年代之后却一直在上升[2]。刘生龙等(2009)采用1987—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2000年以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增加了约1.5个百分点, 促使中国区域经济从趋异转向收敛[3]。李国璋等(2007)通过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资本深化的增长,分析了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异系数和劳动生产率及其成分的变动,得到了1993年之后只有东部和中部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收敛的结论[4]。史修松等(2011)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及其分解要素的收敛性,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在考虑空间依赖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全域性收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