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科学发展观研究

张书源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益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阐述了国外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背景，思想来源，内涵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胡锦涛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他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评价。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海外研究；评价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19-03

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看，社会主义进程目前正处于重新积蓄力量，进行理论探索和政策创新的新时期。虽然世界社会主义曾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成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也越来越为国外学者政要所关注。他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为我们继续推进、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科学发展观是根据时代与国情的变化而提出来的。对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不同的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俄罗斯的季塔连科教授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考察，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吸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对当代中国国情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本国未来发展的指引。在国际关系中，胡锦涛采取了这一战略思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建设和谐世界、促进人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为己任。库恩认为，胡锦涛是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发展难以持续等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为了解决中国日渐复杂的增长问题，转变那种把GDP增长视为举国唯一目标的做法，胡锦涛要求更多地采取“以人为本”，“全面”的办法。

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海外的学者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库恩认为，科学发展观依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同时其他潜在分歧或者矛盾因素也是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为了预防经济失调，把各种优化方法整合起来，统筹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力求用制度保障可持续发展，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国外更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科学发展观的行列，他们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重大的转变，不仅仅是过分地强调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显示人民的主体性。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帮助大资本家、企业家等强势群体增加他们的财富。而“北京共识”则是把重心放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上。2007年10月15日，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指出：当前，中国依然大力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更加关心民生，营造公平与正义的大环境；而这是重大的转变，表明中共要努力实现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此外，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人学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2007年4月18日，胡锦涛成为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刊给胡锦涛的评语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国的领导人，他领导下的中国正成为全世界消费品生产基地。”同时，《时代》周刊为十七大报告做了重要介绍。

从总体上看，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现在，才仅仅10年的时间，很多的国外学者还处在收集资料、初步研究的阶段，所以特别厚重有独特见解的论述并不多，全面深入阐释科学发展观还有待今后学者的努力。

二、对和谐社会的看法

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源头有哪些呢？西方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极感兴趣。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社会，它的构想是来源于传统儒家“大同”理想社会。而这就要求社会人人平等、和谐。同时，这也是对新自由主义市场社会的个人中心主义、利润最大化、见物不见人等的批判。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有学者认真比较了“八荣八耻”与明朝明太宗元璋洪武元年到1386年颁布的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胡作非为的内容，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社会与儒家传统的大同观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无论是反对还是认同的观点，事实上都表明西方学者没能对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社会的思想渊源做出正确解读。和谐社会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融入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形成的。

库恩指出，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非常注重和谐，和谐是中国人民追求的理想关系。而科学发展观的和谐不仅仅是中国国内不同种族、地区之间的和谐，同时更是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和谐状态。和谐也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欧洲时报》的社论说，自从中共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后，在国内就掀起了使用“和谐”这个名词的热潮。中国外交的亮点也在于，不仅仅追求国内的和谐，同时也注重国际的和谐。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项目主任吴永泰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实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和谐社会的构想，表明了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实质上是更加强调了公平正义。这种转折可以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相媲美。他还认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根本的意义上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意义上的改革。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的国外学者统计了胡锦涛经常提到的“民主”这个词，共达69次之多。因此，他们推断出，中国共产党在不放弃执政地位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发展党内民主。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因此，中国共产党正逐步加大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建设，努力实现从统治到治理转型。对于一党执政，库恩他评价说：“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高度的民主制度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如果不切实际地为民主而实现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这样会损坏经济与社会的中长期利益。虽然西方很多国家总是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制度，批评中国的一党执政。但库恩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如何提高政党的透明度，才是实现民主的关键。而不应该把一党或者多党执政看作民主的标准。

国外学者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呢？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提到：中国共产党已经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了，现在它更注重民生，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政府存在的理由并不仅仅因为它是追求共产主义，而是对人民的民主与民权等的承诺。

在胡锦涛的内政眼光这方面，大多数学者赞同是由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三个部分组成的。西方学者同时也指出了它们三个的关系，其中和谐社会是目标，强调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中国这么一个地域人口差异很大的国家寻求公平与平等。而科学发展观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战略思想与指导方针，它要求整合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合理安排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尽管科学发展观把经济视为第一要务，但是它也试图纠正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用制度来保障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以人为本是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所有思想的基础。

关于胡锦涛和前几代领导人的信念，库恩认为包括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其他层次的根基，它有两个支柱支撑着，一个支柱是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个支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实现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行动指南，比如有关发展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第三个层次是党的领导。第四个层级就是中国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尤其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关于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地位的提高，中国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越来越受关注，国外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模式，期望从中得到帮助本国发展的启示。1989年，日裔美人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出笼。他认为，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这些都表明了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而人类的发展道路最终只能走西方的道路。但是，目睹了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福山在《中央公论》专访时不得不承认，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人惊异，它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效果。各种现实说明，人类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并且能够走得更远更宽！

随着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人士开始反思“中国崩溃论”和“和平演变论”。2002年，卡瓦吉特·辛格（Kavaljit Singh）在《从“北京共识”到“华盛顿共识”：中国通往自由化和全球化之路》中，首次将中国的发展经验概括为北京共识。2004年5月，曾为《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资深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对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进一步地阐发。自此，“北京共识”一举成名并被广泛讨论。雷默认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奋斗、大胆改革、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沉稳前进、积聚能量等特点，它不仅仅关注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全方位的发展理论，追求世界的平衡发展。雷默认为，北京共识应取代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事实上，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存在严重问题。由于把“北京共识”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对抗的位置上，导致这一概念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所以，很多海外学者用“中国模式”代替“北京共识”。2004年来，有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讨论一直在国外的学术界和舆论界相当活跃，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承认中国模式：拉莫说，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一方面，美国在推行旨在保护美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领域营造将使美国更难采取霸权行径的环境。拉莫比较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它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以一种傲慢的姿态宣告本国的发展道路是站在了历史的最高点，控制别国应该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因此，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负面影响。而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希望推动全球的平等、共同发展。它不是一种呆板的理论，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反对“万能论”，提倡每一种情形都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解决，它从根本上是属于锐意创新和试验的，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它既奉行务实路线，又有理论色彩，反映了知行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观点。

否认中国模式：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他在《中国日报》撰文里提出了否定中国模式的最大理由——它不能被大多数国家所借鉴并且它的组成部分不能构成全面一贯的系统。他肯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具有独特性。但是，中国的经济制度相当复杂，它的运行是由政府严格控制的。所以，在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列宁式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才可以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取得借鉴，获得利益。同时，中国模式并不值得称赞与推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并没有普惠大众，反而是医疗、保险、教育等其他社会保障的缺失，中国模式并没有做到经济的发展是为民众服务的。

英中可持续发展对话国家协调员、世界银行环境经济顾问里奥·霍恩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说明中国的成功是因为捉住了机遇发展，而这些经验并没有创造出“模式”。“中国模式”一说应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目前，中国模式”目前并不能做到这三方面。2009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中国的成就与亚洲四小龙有相似之处，所谓的中国模式仅仅是“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国将会发生急剧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因此，不能把这称之为“模式”。还有另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仅仅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它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模仿，中国会最终走上西方的资本主义，中国模式仍然跳不出福山的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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