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类贫困大学生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叶艳晖

(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广东梅州 514015)

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1］。应对是个人在压力状态下的自我调节努力，包括认知的、情绪的和动机的行为反应［2］。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和应对方式存在密切关系［3－4］。

近年来，随着在校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贫困大学生的数目也不断攀升，其中，由于专业设置、就业意向、生源地等的特殊性质，师范类贫困生的比例一直高居不下［5］。作为未来教师后备力量的贫困师范生，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并不是太多，对他们的心理问题的研究很少，特别是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关注贫困师范生生活质量及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更是几乎没有。温家宝总理在第23个教师节看望北师大师范生时曾说道:“国家兴衰在于教育，教育好坏在于教师。”由此可见，教师的素质会直接影响到将来的教育方式及对学生的培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是高素质?从某种意义来说，教师的人格和心理素质与其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具有同样的重要性［6］，都是作为一名高素质教师的重要标准。作为未来教师后备力量的贫困师范生，其心理素质不但会影响到他现在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还会在将来的教学中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贫困师范生他们的心理素质如何?他们面对压力时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他们的幸福体验强吗?他们的应对方式对幸福水平有影响吗?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对贫困师范生展开了一项调查研究，以期能为师范院校开展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心理学参考和依据，为贫困生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及增强幸福感体验提供帮助。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选择的是广东省嘉应学院的学生。嘉应学院是以师范教育为主体的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师范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93%。笔者从学校学生工作处贫困生档案管理系统里随机抽取贫困师范生250名，并发给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4份;同时，向其他普通师范生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28份。总回收的有效率为86.4%。

(二)研究工具

1.总体幸福感量表

总体幸福感量表是为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订的一种定式型测查工具，用来评价被试对幸福的陈述。本量表共有33项，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国内段建华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本次调查采用了量表的前18项［7］。

2.应对方式问卷

应对方式问卷由肖计划编制，本问卷由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个因子组成。问卷包括62个项目，每个项目有“是”和“否”两个答案［7］。

(三)研究程序

主试向被试解释问卷各个部分的构成以及答题的注意事项，在其熟悉指导语以后，统一施测，最后统一回收。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主要统计方法有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二、结果

(一)贫困师范生与非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的比较

表1显示，贫困师范生与非贫困师范生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贫困生在解决问题、求助这两种积极应对因子上得分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而在自责、幻想、退避及合理化上这四个消极应对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贫困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异常显著低于非贫困师范生。

(二)不同性别、专业、年级的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差异比较

表2显示，不同性别的贫困师范生在应对方式的各因子及主观幸福感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表3显示，不同专业的贫困师范生除了自责这个因子文科生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外，其他应对方式都没有显著性差异。理科贫困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文科贫困师范生。

表1 贫困师范生与非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比较(M±SD)

表2 不同性别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差异检验(M±SD)

表3 不同专业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差异检验(M±SD)

表4显示，在应对方式的解决问题、自责、退避、幻想四因子及主观幸福感水平上，贫困师范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大一贫困生在解决问题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三及大四贫困生;在自责、退避及幻想这三个因子上，均是大三显著高于大二及大四贫困生;大二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大三及大四贫困生。

(三)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从表5看出，应对各因子都与贫困师范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其中，解决问题、自责、幻想及退避这四个因子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异常显著的相关(P ＜0.001)。

(四)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应对方式各因子能否有效预测贫困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并且考察预测力的大小，以贫困师范生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应对方式的6个因子，即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a=0.05)，结果显示(见表6):自责、解决问题、退避这三个影响因素依次进入回归方程，得到三个回归模型，它们能共同解释总体方差变异的22.4%。笔者还以同样的方式检测应对各因子对非贫困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结果发现，解决问题和自责这二个影响因素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但它们仅能解释总体方差变异的6.7%。

表4 不同年级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差异检验(M±SD)

表5 贫困师范生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各维度的相关矩阵

表6 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三、讨论

(一)贫困师范生与非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表明，贫困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远远低于非贫困师范生，不同经济状况的师范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差异显著，这与有关研究的调查结果相似［8－9］。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一直存在争论。国外有些研究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经济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但也有研究认为，收入仅在非常贫穷时有影响，一旦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经济的影响就变小了。不管这些研究结果存在怎样的争议，但都基本表明了经济状况的确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在师范院校的贫困生群体里，许多贫困生都面临着极大的学费压力和生活费压力，生存在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基本的需要都还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所以其幸福感的体验明显偏低。

在应对方式上，贫困师范生与非贫困师范生存在显著差异，在解决问题、求助这两种积极的应对方式上，贫困生得分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而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这些消极的应对方式上，贫困生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这也与孔德生［8］及辛勇［10］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可能是贫困生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重压下，常常远离群体交往，自卑感较强，思想长期处于消极状态，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不善于从朋友、同学处寻求支持和安慰，于是遇到应激事件时就较多以自责、幻想、退避等消极应对方式来应付。

(二)不同性别、专业、年级贫困师范生的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贫困师范生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水平差异不显著。可能因为贫困生由于知识储备相近，长期一起生活、学习，习得的应对技能和策略也会相似，因而在处理相同生活领域中的问题时，大多会采用相似的应对方式;同样，对于不同性别的贫困生而言，经济上的贫困状况是相似的，从而导致他们在评价主观幸福感水平时没有显著差异。

不同专业的贫困师范生自责应对因子和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文科生和理科生由于专业性质不同，导致思维方式也有较大的差异，文科贫困生较感性，容易多愁善感，遇到问题时常自我责备，感叹时运不济，而理科贫困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较多以理性思维去面对，故幸福感的体验也较强。

对于不同年级的贫困师范生主观幸福感体验调查，其结果是大二贫困生主观幸福感体验最强。分析原因，可能对于大二贫困生来讲，他们既没有大一新生的适应问题，又没有大三、大四学生那么重的学习和就业的压力，对能升入大学就读，他们感到很幸运，觉得未来有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可能。同时，大学的校园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比较新鲜，随着对校园生活的进一步熟悉，他们的社交范围扩大了，视野扩展了，使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体验比较强烈。

在不同年级的应对方式上，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个体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高，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念会变得更为广阔和现实，相应的应对方式也更为成熟。张林［11］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但本研究结果和前人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在解决问题这个积极应对因子上，大一贫困生得分最高;在自责、退避、幻想这三个消极应对因子上，都是大三的得分最高，大四的得分最低。本人认为，大一的贫困生刚进入大学校园时，比较敢于迎接挑战，有一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12］。而大三的贫困生随着学习的深入和毕业的临近，对前途有所担心，加之对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感到不公，于是一部分贫困生会采用消极的方式应对，如放弃努力，不再为目标付出，通过逃避、幻想的方式寻求心理解脱，或干脆任其自然，听天由命［13］。但到了大四，就业和考研这些现实问题已不容回避，他们逐渐又会较少采用退避、幻想及自责这些消极的应对方式。这结果是否说明贫困师范生在大三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是否应该给予大三学生更多的关注?

(三)应对方式与贫困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通过皮尔逊积差相关检验，应对方式6个因子与贫困师范生主观幸福感都存在显著相关。求助、解决问题等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提升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而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等消极应对方式则会降低其幸福感体验。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自责、解决问题、退避这三个影响因素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三个因素的共同预测作用能解释总体方差变异的22.4%，说明这三个变量能较好地预测贫困师范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而对非贫困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发现:解决问题和自责这二个影响因素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但它们仅能解释总体方差变异的6.7%。从贫困生和非贫困生的回归分析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率，贫困生比非贫困生高，说明贫困生从应对方式上获得主观幸福感的依赖比非贫困生大，应对方式更能有效预测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这结果也说明师范院校在平时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应该更注重培养贫困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加强对贫困生应对方式的指导和心理辅导［14］，及时对其提供帮助，并引导他们在困难面前学会更多地采用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摆脱消极的应对方式。而对贫困生来说，在遇到挫折，面对困难的时候，首先不应该是自责和回避，因为自责容易引起自尊的损害和自我价值感的降低，而回避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是要学会面对存在的压力和问题，学会使用积极的应对技能来解决各种问题，通过问题的解决来及时化解困境，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四、结论

(1)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在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积极应对方式上，贫困生得分显著低于非贫困生，而在消极应对方式上，贫困生得分显著高于非贫困生;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非贫困生。

(2)男、女贫困生的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水平均无显著的差异。

(3)文科贫困生在自责应对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理科贫困生，文科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理科贫困生。

(4)不同年级的贫困生的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5)积极应对方式与贫困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贫困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以贫困生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应对方式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自责、解决问题、退避这三个影响因素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三个变量能较好地预测贫困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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