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沈德潜和王士禛诗学主张之异同——以《古诗源》和《古诗笺》为例

2013-09-30 03:28王一如
关键词:诗笺共收录沈德潜

王一如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河南郑州 450000)

王士禛和沈德潜是清代两大诗学派别的代表人物,两人的诗学主张都注重诗的意境,不过“渔洋欣赏隐居于山水田园的‘清远’之作,故归之于有味无味的‘神韵’;德潜主张有益‘诗教’、有补世道人心的‘中正平和’之作,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标准的‘格调’”[1]。今以二人的两个古诗选本《古诗源》和《古诗笺》为例,具体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

一、《古诗源》注重诗的源头,《古诗笺》强调诗的发展

沈德潜在《古诗源》序言开篇中说:“诗至有唐为极盛,然诗之盛非诗之源也……祭川者先河后海,重其源也。唐以前之诗,昆仑以降之水也。”[2]他承认诗的发展,却认为诗的发展像河海一样,必有其源头。海的源头是巍巍昆仑山上那一股潺潺流水,而诗的源头在唐以前,上古歌谣开始的地方,唐以后之诗是诗的再发展。他认为唐以后诸人,“由守乎唐而不能上穷其源”,说“唐诗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诗又唐人之发源也”[2]。他选诗的目的,是“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2]。所以在《古诗源》例言中,沈德潜说:“康衢击壤,肇开声诗。上自陶唐,下暨秦代。韵语可采者,或取正史,或裁诸子。杂录古逸,冠于汉京。穷诗之源也。”[2]可见,他编选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诗的源头,让览者通过阅读这些古诗,探究诗的发展变化,穷根溯源追求先人风雅之姿。

相对于沈德潜对诗的源头的重视,王士禛则更强调诗的发展。在姜宸英为王选所作的原序中,开篇第一句便是“文章之流弊,以渐而至”[3]。他认为,诗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着的,诗的发展自有其流弊,“敝极而变”正是其发展的规律。然而“所变之古非即古也”,正如“战国之文不可以为六经,贞元之文不可以为史汉”[3]一样,唐人之诗也“晋、宋也,汉、魏也”[3]。诗的发展变化自有其规律可循,并不是单纯地模拟古人。“故文敝则必变,变而后复于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运于所变之中者,君子既防其渐,又忧气变也。”[3]

在具体选诗时,二者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沈选古诗“凡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迄童谣里谚,无不备裁”,但“凡不能句读及无韵不成诵者均不录”,虽“不敢谓已尽古诗,而古诗之雅者略尽于此”[2]。在对各朝选诗方略上,沈选古诗“于古逸诗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2]。王选古诗则“于汉取全;于魏晋以下递严,而递有所录,而犹不废夫齐、梁、陈、隋之作者……概以齐、梁、陈、隋之诗虽远于古,尚不失为古诗之余派”[3]。相比之下,王士禛选诗方略中少了古逸诗这一块,而且未提及宋诗。对于王士禛选的古诗,沈德潜在其《古诗源》例言后有一段话说:“新城王尚书向有古诗选本,抒文载实,极工采择。因五言七言分立界限,故三四言及长短杂句均在屏却。兹特裁录各体,补所未备。又王选五言兼取唐人,七言下及元代。兹从陶唐氏起,南北朝止。探其源不暇沿其流也。”[2]正如沈德潜在序中所说的,其选诗的目的是以之“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所以他选古诗是为了探求先人遗风,以达“渐窥风雅之遗意”的目的。

在选录古诗时,二人之间的这种差异始终贯穿他们所选古诗的前后。

表1 《古诗源》和《古诗笺》选诗情况对比一览表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古诗源》收录古逸诗103首,包括《左传》、《国语》、《列子》、《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名著中流传的一些名句。如《战国策》中的“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史记》中的“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汉书》中的“狡兔死走狗烹”等。这正是沈德潜“因诗论世”、窥古人风雅之姿的体现。《古诗笺》在其七言卷中共收录古逸诗26首,其中14首和《古诗源》重复。汉诗部分《古诗源》一共收录了34位诗人的45首诗,另有乐府歌辞42首,杂歌谣辞24首。《古诗笺》则收录有名诗人21位共31首诗,少了唐山夫人、朱虚侯章、韦孟、东方朔、司马相如、李延年、燕刺王旦、华容夫人、杨恽、王昭君、梁鸿、苏伯玉妻、窦玄妻、蔡琰等14人,却多了崔骃的《安封侯诗》。其中《古诗十九首》、《古诗三首》、《古诗一首》、《拟苏李诗》在《古诗源》中归入乐府歌辞一类,《古诗笺》则以一无名氏贯之。魏诗部分《古诗源》共收录15位诗人60首诗,其中曹植24首。《古诗笺》则收录了11位诗人34首诗,其中曹植17首。沈德潜说:“苏李以后,陈思继起,父兄多才,渠尤独步,故应为一大宗。”[2]王士禛说:“……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乐府题叙汉末事,虽谓之古诗亦可,予间多采摭。”[4]虽然二人评价不一,但对曹氏父子的推崇可见一斑。在这一点上,二者的标准出奇的一致。晋诗部分《古诗源》共收录了有名诗人32位共89首诗,其中陶潜一人34首。正像沈德潜在例言中所说的:“过江末季,挺生陶公,无诸家。”[2]可见其对陶渊明的推崇到了何种地步。而王士禛则说:“过江而后,笃生渊明,卓绝先后,不可以时代拘墟矣。”[4]为此,王士禛在其著录中专门为陶诗列了一卷,共收诗33首,和《古诗源》中的数量相当。这对注重诗的发展、讲求诗“敝极而变”的王士禛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要知道,晋诗部分《古诗笺》总共也只收录了25位有名诗人68首诗。宋诗部分《古诗源》共收录了18位诗人83首诗,其中谢灵运24首,鲍照25首。《古诗笺》共收录了13位诗人87首诗,其中谢灵运30首,鲍照32首。齐诗部分《古诗源》共收录了7位诗人43首诗,谢朓一人33首。《古诗笺》则收录了3位诗人54首诗,谢朓45首。梁诗部分《古诗源》共收录了21位诗人86首诗,《古诗笺》共收录了29位有名诗人145首诗,其中何逊35首,沈约13首,江淹33首。陈诗部分《古诗源》共收录9位诗人22首诗,《古诗笺》收录了7位诗人18首诗。北魏诗部分《古诗源》共收录5位有名诗人9首诗,《古诗笺》收录了3位有名诗人3首诗。北齐诗部分《古诗源》共收录了7位有名诗人10首诗,《古诗笺》收录了9位诗人10首诗。北周诗部分《古诗源》收录了16位有名诗人25首诗,《古诗笺》则收录了16位有名诗人29首诗。其中,《古诗源》收录了庾信、王褒二位诗人17首诗,《古诗笺》则收录了二位诗人15首诗。隋以后,《古诗笺》还收录了唐诗人15人,宋诗人7人,金诗人1人,元诗人2人。从二者选诗情况看,距今年代越久的古诗,《古诗源》选录得越多(不包括对一些公认的诗学价值不大之作的选录,比如南齐诗),而《古诗笺》则没有这种限制,它对每一个时代所选作品都根据诗“敝极而变”的主张而有所涉猎,这也正好和二者注重诗的源头、诗的流布和发展的诗学观念相符合。

二、沈德潜和王士禛二人文学观念之差异

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5]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鼓吹儒家传统“诗教”。在《古诗源》序中,沈德潜说:“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2]在例言中又说“诗纪备详,兹择其优雅者”,“安世房中歌,诗中之雅也;汉武郊祀等歌,诗中之颂也;庐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等篇,诗中之国风也”[2]。由此可以看出,沈德潜在论诗上主张回归先人之道,以风标高雅的格调来教化世人。《古诗源》中,沈德潜在评论所选古诗时,随时体现着他对诗中所蕴含的这种雅正、温柔敦厚的追求。如他说《乌鹊歌》“妙在质直”,说《楚人谣》“哀痛激烈,比松柏之歌尤甚”,说汉武帝《秋风辞》是“离骚遗音”,说张衡《四愁诗》是“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2]。

在艺术风格上,沈德潜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5],“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6],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那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5]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7]。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5]。

史书上说沈德潜热衷功名,却屡试不第,直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67岁高龄时才中进士。可以说,科举在他的人生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或许也是影响他论诗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沈德潜不同,自小就有神童之称的王士禛仕途颇为顺畅,他早在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24岁时就中了进士,后又官至刑部尚书。所以,在仕途上,王士禛颇为得意。可以说,他的人生毫无遗憾,所以他对诗的追求上升到一种意境之美,讲求自然、清奇、冲淡。在《带经堂诗话》中说:有谓“冲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皆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贵。他提出的神韵诗论,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做诗要诀。[4]

总的来说,沈德潜和王士禛二人都追求诗的一种意境之美,不过沈德潜侧重诗的雅正、温柔敦厚教化之功,追求一种至性至情之美,而王士禛则侧重于诗的神韵之美,他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为对诗的最高追求。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

[3](清)王士禛,选,闻人倓,笺.古诗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王士禛.带经堂诗话[M].张宗柟,纂集,戴鸿森,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清)叶燮,等.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7](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凡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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