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是与沈从文的一个约定

/ 山西_刘红庆

1934年11月20日，沈从文苦追张兆和获得爱情后结出了第一个胜利果实——儿子出生了！这一年，沈从文三十二岁，距离他二十一岁离开湘西已经过去了十一年的时间。因为胡适在沈从文、张兆和的婚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得孩子两天后，沈从文写信告诉了胡适：

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男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家中一个老用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子，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老保姆快乐一些，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

沈从文给这个新降生的儿子取名“龙朱”，这是他的一篇小说的标题，也是这篇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在小说中，沈从文这样描写道：

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会参预过雕塑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种种比譬全是为了他的美。

其他的德行则与美一样，得天比平常人都多。

创作《龙朱》是1929年，距离儿子出生还有五年时间，因此沈从文不一定想到这个名字是将来儿子的名字，但字里行间，沈从文对自己塑造的形象充满了爱意。那一年，他二十七岁，虽然早已经可以做父亲了，但是，他才刚刚准备认识他未来的妻子张兆和。

2011年夏天，七十七岁的沈龙朱坐在北京城南自己的家中接受我采访时，距离沈从文写信向胡适报喜，岁月正好流逝了七十七个年头。这时候，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已经回到湘西凤凰的泥土中，成了泥土中永远的一份子，依托着那里灵性的山，滋养着那里灵性的水。

儿子沈龙朱出生的1934年，对沈从文整个人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沈龙朱说：“1933年爸爸妈妈结婚，1934年初爸爸一个人回湘西了。他回去，是因为奶奶病了，他回去看望奶奶。奶奶在爸爸离开后没几天就去世了。爸爸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了路上，在凤凰家里只待了几天，然后马上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大概才有我这个结果。”

沈龙朱是1934年11月出生的，在1934年当沈从文自凤凰回到新婚妻子身边以后，《湘行散记》就酝酿出来了，《边城》也慢慢出来了。沈龙朱说：“20年代爸爸有些乱七八糟的怪怪的东西，实际上是探索。对他来说是撞吧，撞这个墙，再撞那个墙，就等于一个实践的过程。同时，他也要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吃饭问题，是首要的问题，要解决肚子问题。”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阅读沈从文，并沿着沈从文的文字，一步步走近了沈从文的家人。1988年正月，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寒假，怀揣三百块钱，我从太行山来到北京，我知道我景仰的沈从文就生活在这个城市。我只身到琉璃厂中国书店，请售货员取出了香港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问定价，一千多块钱，太贵了，我买不起。带着遗憾，我回了山里。半年后，暑假结束了，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沈从文已经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我记得，我是在太行山里读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的。我很遗憾自己半年前到北京，没有勇气去崇文门拜访他。也正因为自己的这一过失，便与他永远不能再见了。而我，一直把他作为自己最亲近的人，装在心里，成为我人生的依靠。

十年后的1998年，我已经在北京流浪一年多。那年5月，我在一家著名报社做编辑。在沈从文辞世十周年前夕，我采写了长篇报道《沈从文十年祭》，画家黄永玉，学者钱理群、凌宇、李辉都接受了我的采访，并畅谈了沈从文的价值。稿子上版前，我去沈从文旧居取照片，张兆和躲起来，她的孙女沈红接待了我，不仅给了我几张照片，而且说了一些话。多方支持下，我的版很顺利地做完了，但是报社领导对大篇幅报道沈从文有顾虑，要求换稿。我恳请钱理群、乐黛云、严家炎等北大名家向领导阐释这样的报道不会有政治问题，并且把标题改为“追思沈从文”，领导才开恩放行。

报纸出来后，我去沈家还照片送报纸，只有张兆和在，我听她说了一些很亲切的话。

几年后，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去马神庙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次子沈虎雏，一进门，他的桌上摊着刊登有《追思沈从文》报道的那张报纸。我们从这个文章开始，说了很多的话。

又是几年过去了。我听说《沈从文全集》出版的消息，虎雏介绍我找龙朱。我从龙朱手里买到了这部庞大的著作。龙朱骑着自行车给我送到办公室。

又有若干年，我在北京参与策划昆曲演出，邀请龙朱、虎雏来，他们都没有来。说是把机会给懂得昆曲的人吧，自己实在不懂昆曲，白白浪费了这样的机会。

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湘西，但是却有不少机会去苏州。在苏州，我拜访了九如巷——张兆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也是沈从文当年苦追张兆和的一站。张兆和的弟弟张寰和留守故家。房产契上写着十姐弟的名字。张寰和向我讲述了九如巷和三姐、三姐夫的往事。

沈虎雏说，父亲把自己的意见留在了书信中，而书信中被批评的那些人，没有机会反驳，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公平的。

在接受我采访的那段日子，沈龙朱骑车在街上被人撞了，流了血。他的第一反应是：“撞我的人有事没事？”等他知道对方无大碍，他对人家说：“那我不管你了，我自个儿去医院包扎一下。”车已经被撞坏了，他只得拖着坏了的电动自行车走了。

我从沈家人、张家人身上，看自己的不足，看时下社会令人痛心处。他们家族传承的“温和的美”“自醒的美”“贫寒中高贵的美”，怎么就成了越来越稀缺的东西？

我一直做着沈从文精神的鼓吹者，以至我的朋友多知道我的这个癖好。记得北师大学教育的舍友郑国庆说：“你不到我们宿舍，谁知道沈从文是干什么的！”中文系的同学都知道，但他们并不喜欢沈从文。我1989年3月30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我和他们的差异：

晚上去找徐江、桑克，结果在伊沙的宿舍全碰上了，他们仨正海侃些口若悬河的话题，关于诗的创作、朗诵……

他们不喜欢沈从文，说沈从文压根该杀，过分美化农村，过分地强调境界。由此推及所有的民族文化都应该打倒，要全盘吸收西方的东西。

徐江、桑克、伊沙，当时就是——现在更是中国诗坛的重量级人物。我不知道二十年后，他们是否还持当年的观点，但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主流意识、先锋意识里对沈从文的误读。他们不了解沈从文，不了解传统。可能他们非常了解西方，并有可能写出超越西方的诗歌作品。不过那时我并不怎么能读懂他们，后来看到他们的作品就感觉非常亲切，但是能够感动我、让我心动的，还是下面这样的文字：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都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这些话是我在那一时期读《从文自传》摘抄下来的。《从文自传》是对我影响巨大的一本书，虽然它本身很小。那时候我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因为《从文自传》只写到他的二十二岁。所以，我希望用自己的笔，写出和沈从文一样漂亮的文字，来讲述他二十二岁以后的故事，为《从文自传·续》。我为此更加用心找沈从文的故事。遗憾的是，这个工作一直没有能够真正执行起来。

我在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不同书店，买过不同版本的《从文自传》送给年轻的朋友。只是我不知道他们读出了我的感觉没有。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从文自传》便像一个童年的歌谣。而他的物质文化史著述，更让人领悟到他人格与思想的分量。

沈从文对民族文化中美的发现，深受“五四”时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影响。梁思成向往古建，杨荫浏向往古曲，沈从文向往古玩。他们的这种向往，不是等待转手升值，而是梳理其中的美好与规律向世界呈现。

2011年初夏，主持新星出版社文化版块出版事务的我的老朋友高晓岩，约我编几本沈从文的书。我说出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愿望：听沈从文的儿子来讲讲沈门往事。高晓岩君不仅答应了，而且不断地催促我。这样，2011年我一边重新阅读沈从文的书，陆续编出了《沈从文妙语录》、“沈从文人生与社会思想散文集”——《中国人的病》、“沈从文文化艺术思想散文集”——《古人的胡子》，一边抽时间与沈龙朱散漫地谈天。

听沈龙朱聊往事是一个愉快的事情。他说的故事，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是我隐约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细节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从细节中，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这是我和高晓岩的约定，恍惚也是命该如此的一个与沈从文的约定。关于沈从文的书已经很多，我希望这是不同的一本，是渴望了解沈从文的人都想获得的一本。也许这里没有什么思想启示与人生励志的内容，我也不能靠这样一本缺少技术含量、学术规范的书去获取博士学位文凭，但我真诚地在聆听沈从文儿子的讲述，并从中聆听沈从文的足音，聆听沈从文的心跳……

沈从文的足音和心跳都属于过去，但是，慢慢听来，又仿佛属于今天，属于未来！

《沈从文家事》，刘红庆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