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事与生活叙事——《创业史》与《白鹿原》历史观比较

段建军

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两位作家柳青和陈忠实，都有史诗情结，善于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书写人的生存成长史，善于把个人的命运与家族、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个人的生存成长与民族、家族的兴衰相互关联，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与觉悟，关联着其对民族、家族的理解与觉悟，个人既生活在家族与民族的历史中，又用自己的生活实践创造着家族、民族新的历史。同时，他们都认为，艰难是人的生活实践即历史过程的本色，摩擦冲撞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内容。然而，两位作家的不同点在于，柳青认为历史首先是新与旧的斗争史，是新生事物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主角的过程;而陈忠实则认为，历史首先是一部鹿狼争霸史，是人们在争斗中重演前生前身的榜样，开创新的社会人生的过程。柳青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民族的今天和未来，陈忠实把目光聚焦在昨天和过去。柳青歌颂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陈忠实则呼唤和谐与安宁。柳青用乐观主义态度，对历史作了理性化、理想化、线性进展的处理;陈忠实则用丰富的感受、冷峻的态度、忧思的神情，对其进行还原，展现历史曲折运动的态势。

一

柳青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创业史》说:“简单一句话，就是新旧力量的斗争，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所讲的，新的胜利了，旧的让位了。”旧力量就是面向过去重演历史的力量;新力量就是面向未来创造新生活的力量。《创业史》描写的就是以梁生宝、高增福为代表的新力量，在开创共同致富历史时与姚士杰、郭世富为代表的旧力量的斗争。通过描写梁生宝们在斗争中日益成长壮大，姚士杰们日益衰败没落的过程，揭示中间势力经过摇摆最终靠近新生力量的历史必然性。

在《创业史》中，姚士杰、郭世富是面向过去的旧力量的代表。他们之所以要面向过去，是因为他们本人及其家族，在过去拥有过比普通的蛤蟆滩人更多的土地。而在乡土社会里，土地就是财富、尊严和荣耀的象征。“过去”曾给予他们更多的土地，也就是给予他们更多的财富、尊严和荣耀。而“现在”他们曾拥有的这一切正逐渐被剥夺，逐渐在消逝。要重新拥有过去曾拥有的一切，就必须面向过去，走回头路。他们走回头路的结果，就是把人变成自己所曾经拥有的，而剥夺人正在创造的，对历史进行定格，对未来加以悬置。这是对历史发展的反动，是对面向未来的人性的歪曲。

梁生宝、高增福则是面向未来的新力量的代表。他们之所要面向未来，不仅是因为过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贫困与屈辱，而且因为他们受到社会主义这一指向未来的科学理论的熏陶与指导，还因为他们能从人的精神本性出发，要求成长发展，不断奋斗和创造。姚士杰们自动剥夺了自身的可能性向度，也想剥夺别人的可能性。他们拿过去来解释现在，想让历史倒回过去，这是与他们置身其间的时代格格不入的。那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若要把握或探测自己的精神意识，除未来之外就是一片虚空，即使姚士杰和郭世富也不例外。只不过他们以为未来只能在过去中，而不肯把未来独立出来罢了。梁生宝们面向未来的历史观，要求人不把自己看作过去所拥有的东西的总和，而是看作虽还没有，却正在奋斗创造的、将来会有的一切的总和，要人行进在面向未来之路上，为未来奋斗。这种人并不回避过去，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只不过，他们在面对过去，解释过去时，总是先找寻这一过去在未来所引起或将要引起的后果，找寻过去对未来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意义。因此，面向未来的历史观与过去具有一定的联系:它从过去中引申出来，是在正确认识过去之后得出的。由于它是从过去之中得出，与过去有特定的联系，也就必然受到过去的扯曳与掣肘，与过去产生一定的摩擦与冲撞。

以郭振山、梁三老汉为代表的蛤蟆滩人，是持务实生活观的中坚力量。前者曾积极参与过破坏、瓦解旧世界的斗争，人们误以为他要积极建设新世界创造新人生。然而，他要获得的只是自己的新生。他不愿为未来的崇高与伟大而牺牲当下的实惠，不愿为群体的兴旺与发达而损伤一己的利益，因而，最后倒向了面向过去者一方。后者既没有辉煌的过去可以玩味与炫耀，也不肯用一己的生命去奔赴未知的前方。他不肯追求任何悬空的东西，只相信眼见身触的一切。他开初选择走旧的创业之路，是因为通过那条路取得实利的人他见过。然而，梁三老汉虽曾有过走往日之路的倾向，却并不执著于旧的道路如姚士杰和世富老大般坚定。一旦面向未来、创造未来的新力量取得现实成果，显示出自己巨大的优越性和灿烂的前景时，务实的生活观又导引他转向取得物质和精神双丰收的一方。持务实观的中坚力量由于太重视现实利益，轻视远大理想，看重眼前实惠，缺乏长远观念，使其与面向未来的生活观与历史观也有一定的摩擦与冲撞。

这样，蛤蟆滩上不同力量的代表之间，在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中就形成了巨大的生存张力，他们分别代表自己的阶级积聚力量，为争夺蛤蟆滩的主宰权而斗争。梁生宝为首的新历史的创造者，体察贫苦农民在物质方面丰衣足食的要求，在精神方面享有尊严、不遭轻贱的意愿。他们开创的互助合作新业，是为了达成梁三老汉在旧蛤蟆滩曾为之奋斗、解放后仍然为之奋斗的致富心愿;是对高增福他父亲一直重视、高增福本人继续追求的做人尊严的真正合理实现。由于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景观，旧蛤蟆滩中的上层人物因为自己既有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被损伤，而极尽破坏捣乱之能事。务实的庄稼汉与新蛤蟆滩上层中的务实派又消极对抗，使得创新者必然受各种矛盾冲突的考验，使得新事业必然经历各种曲折、坎坷的艰难。

柳青以昂扬激奋的心情，描述几种不同创业史观及创业方式之间的矛盾冲突，歌颂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歌颂为推动社会发展所进行的努力和奋斗，他认为大事业、大前程在奋斗中成就。因为，“对立面的斗争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发展的最一般的辩证规律之一。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事物向前发展的根源。只要我们一开始从事物现象的相互关系，从事物现象的运动、发展和变化中去观察事物，我们立刻就进入矛盾领域了”。所以，他坚信作家必须“和革命斗争相结合”。柳青那一代作家相信斗争哲学，是因为新中国在斗争中成立，新生活在斗争中形成。基于此，柳青满怀豪情地歌颂具有开拓精神、面向未来的新事业和新人物，描绘通过斗争逐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好势头。他更为旧势力在斗争中由强变弱，以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拍手称快。

陈忠实的《白鹿原》，写的是白鹿村人在动荡的年代，在白、鹿争霸的人生中，呼唤能给自己带来和平与安宁的白鹿精灵的历史。同柳青一样，陈忠实也认为，人类生活和小说艺术既无法避免也不能缺少矛盾冲撞和斗争，矛盾冲撞和斗争给艺术和人生带来张力和冲击，带来生命的光彩和诱人的魅力。具体到《白鹿原》上，当白鹿村起名之初，老族长决定让长子姓白，世代当族长，次子姓鹿无缘族长之位时，不论大家怎样同出一个祖宗，同拜一个祠堂，白、鹿的分裂既已形成，斗争就无法避免。

不过，陈忠实没有把白鹿村的历史过程，简化为新旧两种历史观的冲突，也没有简单地断定，凡是新生的、面向未来的，就一定崇高、完美，值得称颂;凡是旧有的、面向过去的，就一定腐朽没落，只配被诅咒和批判。因为，在他看来，白鹿书院一变而为黑猪圈，再变而为红卫兵搞内讧打内战的指挥部，确实不是什么历史前进，而是可悲的倒退。基于此，他没有把一切矛盾斗争都当作人类理想和希望的催生婆，没有极力对其大唱赞歌。生存分裂造成的历史冲突，在他的小说中显得更为复杂、更多色调。因为，面对过去的人们里也可能有抱着崇高理想与终极关怀的，面向未来的人群之中也可能有醉生梦死的。前者如朱先生，后者如白孝文。更进一步说，追求崇高的白嘉轩，人性中也可能有某些阴暗的方面，而追求眼前的鹿子霖，也可能有其关怀此在的合理性。从这一点来看，《白鹿原》中包含的人生与艺术意蕴更繁复，也更耐人寻味。

尼采曾提出过一种永恒轮回观念，即人生是一个不断重演昨天和今天的生活，毫无新意的过程，人生的路无限延伸，一条向前通向永恒，一条向后通向永恒，它们在“此刻”交接，从此刻向前后延伸。回望过去，一切都曾出现过;展望未来，一切都是重演。《白鹿原》正好印证了尼采的这一说法。白鹿原上的生存者，几乎全都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都有一段无法摆脱的过去，都让自身的现在重演过去。入迷的读者都觉得这里的历史，似乎是在朝后看中运动的。原上人都把自己的过去——祖先的人生神化。而神化自己的祖先，就是神化自己的前身，神话自己的创生者，其目的就是要表明自己的前身曾是光彩非凡的创生者。自身作为这光彩非凡的前身的遗体或再生者，本身就带有值得为之自豪的光彩非凡的遗传基因。此生此世必然光彩非凡，再生再世乃至永生永世，都将会重演这种光彩非凡。这种惯于沉浸在过去美好臆想中的生存书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白鹿原现实生活的平凡暗淡，白鹿原人现实人生的空乏无力、平庸无能。按说，这差强人意的现状应该促使白鹿原人走上一条共同的追求光彩非凡的人生道路。然而，由于各人心中有着不同的光彩非凡的榜样，所以，重演光彩非凡的人生道路也就各不相同。

正是由于白鹿原所代表的乡土社会的这种独特生存史观，决定了原上人每日的生活都在重演历史的过程，而重演历史的过程，也就是白鹿原人不同人生观相互冲突的过程。各人为了自家的烟囱先冒烟，都盼别人家的烟囱别冒烟;或者在暗中做手脚，捣鼓得别人家的烟囱有烟冒不出。或暗用强权抽掉别人家的薪火。于是，人人自危，人人自卫。人人都有刺头都有牙口。为了伸张自己，进行针尖对麦芒般的战斗，大家都反对方之道而行。乐其所痛，怒其所幸;扬其所短，抑其所长;你揭我的皮，我尿你的脸;你看我的笑话，我捣你的蛋。于是，祭祖的祠堂，庆贺节日的戏楼等，均成了你烙我、我烤你的鏊子。鹿子霖怀念和追求的，是一种由勺勺爷创立的、实利的、无人格操守的过去，他将这种过去神化为“卧薪尝胆”的英雄业绩。他用勺勺爷的精神，在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与人争高低、比脸面、争田产、比地位。用自己的整个人生来重演它，使这种英雄业绩在自己的人生中再生。白嘉轩怀念和追求的，是“克勤”、“修身”爷创立的乡土君子的德性化的人生观，并用自己的毕生精力重演这一光荣的过去，让德性化的人生在自己身上复活。他用祖传的德性，与鹿家争好地、比声望、争功德、比子孙。而白鹿原上那些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姓们，则怀念和追求自己祖先创立的自欺欺人的人生，随大流、去个性。既诵各种圣人之言，又实际参与各种迷信活动。既不想在崇拜圣贤方面落于人后，也不想在迷信鬼神方面与别人持不同意见。既不想害人，也不想助人。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过程，是一个由祖先设计的不贤不愚、不善不恶的“不”化了的过去。他们就在这种“不”字中重演自己的前身，浑噩此生此身。

正因为原上人都抱着自己认定的那种完美的历史和过去不放，他们都把这种过去当作已经失去的黄金世界来追求。为了这一黄金世界的复活，他们宁愿付出自己今生今世的全部生命活力，甚至不惜以后辈儿孙的未来作抵押。他们相信历史运动是循环往复的，人生道路都是圆圈，开端与结尾是紧密相连的，前进的道路也就是回归的道路。因为日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环最明显地证明着这个道路。

在这样一个生命轮回的历史观中，白鹿原上的生存者虽也都各有自己面向未来的新生情节，但他们的新生不是柳青笔下蛤蟆滩的政治化的新生，而是肉身化的新生。在他们看来，历史的未来不是以新制度的建立，而是以新肉身的诞生体现出来的。他们最珍惜的是自己尘世的肉身形象与活力，能够在子孙身上永远保持下来。他们都愿通过自己后代的肉身，在这个世界继续生存下去。鹿子霖心灰，是因为自己的儿子一个死了、一个不见踪影不知死活。他重振精神，是因为那不掺一点假的鹿家种系的孙孙回到家中。他为自己在原上有许多俊眉俊眼的“干儿”而高兴，又为不能取掉那一个“干”字而心中不悦。白嘉轩做事的标准就是光明正大，以德服人，一生最忌做事没有廉耻。但为了他的三儿孝义不至于绝后，竟然安排了没廉没耻的“借子”活动;普通的原上人因忌怕断子绝孙而兴起了一个方便简捷向人“借子”的“棒槌会”;圣人朱先生声言自己死后要借孙子的眼睛看世事。生存在白鹿原上的人们，共同表现着同一种肉身化的新生情结。

虽然在这里，所有生存者都有一种肉身化的面向未来的新生观，但各个肉身生存者在自己的新生或新身中，却寄托了不同的精神愿望和理想。鹿子霖家从勺勺爷起就希望自家的新生之身，能够成为让别人侍候的上等生存者;白嘉轩则希望自家后生的新身能够克勤克俭，挺直腰杆做人;朱先生则希望自身的新生命能够怀仁怀义，良知之光常照。至于一般百姓如鹿三之辈，则大抵只有安分守己的新生要求，没有多么宏大的实利或精神奢望。总之，在《白鹿原》所反映的乡土社会各阶层中，人们的新生愿望全都是由祖先那儿承传下来的历史的愿望，很少变异革新。陈忠实就这样把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乡土社会各种各样相互有别、矛盾冲突的新生情节，用文学话语传达出来，写成一部宏伟壮丽的乡土史诗，奏出了一曲让人惊心动魄的乡土交响乐。它荡人心魄，发人深思，唤人从这循环不息的噩梦中惊醒。

二

柳青认为，作家不是生活的收购员，而是“热情的革命活动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求作家的生活道路是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相结合，要求创造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刻性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昂扬气概相结合，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无产阶级战斗风格。’”柳青以自己的小说把解放初期中国当代人生的各种途程和复杂关系聚集于一体之中。在此有机整体中，诞生与衰亡、前进与徘徊、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都获得了作为人类存在的命运形态。由于维系艺术世界的是各种不同生存观之间的冲撞与抗争，使对立各方在强烈的冲撞中显示出各自的本色，使各具特色的敌对者之间产生一种无法分拆的依存关系:面向未来的新力量，若缺少了面向过去的旧力量及徘徊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中间力量的对立与掣肘，将无法成就其英雄本色。它需要其余两方来磨炼自己的意志，试练自己的胆识，激发自己的战斗力。面向过去的旧力量，若没有奔向未来的新力量及彷徨不定的中间力量存在，则其怀旧复辟走回头路的生活实践也就失去了动力与意趣，失去了其存在的个性依据。而彷徨者也正因为前面有两条极端对立的生存之路，有两种强大的势力在争夺自己，在艰难而反复的利害考虑和得失权衡中，它成就了自己务实自私的特色。因而冲撞的三方在《创业史》中，是一种既互相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任何一方都缺少不得。

在柳青眼中，社会历史中的矛盾冲突，归根结蒂不过是新旧力量之间的冲撞与斗争。新的方面一定具有旺盛生命，旧的方面一定衰朽没落。因此，新一定战胜旧，这既是历史规律，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对历史新事业充满了信心，在其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与向往;对历史新道路坚定不移，在其中寄托了自己全部的理想与希望;对历史新景观击节赞赏，认为它已经绘出了还将继续绘出光彩照人的篇章。因而，新事业的创建者，新道路的开拓者，新历史的撰写者，往往都是在历史冲撞中逐渐放射光彩，完善自我人格，完成光辉任务的优秀分子。所以，在《创业史》中，梁生宝十一岁时给富农家看桃园，把主家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卖桃钱，如数交给主家。穷娃的这一崇高品质，惊得富农脸色蜡黄。高增福的父亲，人穷却有志气，从不到财东家门口去讨饭。他告诉儿子:“人家瞧不起穷人，咱没志气，人家就更瞧不起了。”高增福继承了这种骨气:“他不管光景过得怎样凄惶，精神上总是像汤河岸上的白杨树一般正直、白净，高出其他的榆树、柳树和刺槐，树梢扫着轻柔的白云。”这些人不仅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人的尊严，还能以无私无畏的精神，主动引导普通群众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柳青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发展的最一般的辩证规律之一。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事物向前发展的根源。只要我们一开始从事物、现象的相互联系，从事物、现象运动、发展和变化中去观察事物，我们立刻就进入矛盾的领域了。自然界和社会中，总有新生的东西和衰亡的东西。新与旧的斗争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他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不同生活观历史观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撞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历史运动中的艰难与曲折。但描写生活斗争，挖掘不同阶级之间的分裂，表现人生与艺术的张力，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和塑造底层涌现出来的英雄——农民英雄。在《美学笔记》中，他专门谈到农民英雄的塑造问题:“在革命的实际斗争过程中，从一个农民反抗者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的全部过程，就是英雄形象艺术典型化的过程。”改造旧的蛤蟆滩，创造历史新局面，也必然要经过斗争的磨炼。也只有在斗争中，新生力量才能发展壮大起来。面向未来的人也必须具有战士的情怀，心中只能流淌崇高的血液。他向往战斗，更向往通过战斗从默默无闻的人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理想和新的人格的化身。他不畏艰难，不避危险，带着充分的思考，从事自己的战斗生活。而他的各种战斗与历险，又是为了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未来而进行的，是为哈蟆滩人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尊严进行的。这样的战士，其精神风貌是乐观向上的，他鄙视一切单纯的金钱大脑和低俗的自利主义，瞧不起任何软骨病患者和缩头乌龟的作派。这样的战士之所以乐观，是因为他相信未来是属于自己的。他勇于冒生存之险，于是，个体和群众的无限可能性都朝他敞开。因而他可以避免其他人生老路，也不会重演其他人生悲剧，从而为自身也为群体开拓全新的人生旅程，使广大群众的人生，在面向未来的战斗中，谱写出壮丽辉煌的诗篇。

柳青把自己所有的鄙视、仇恨之情，全都倾注到历史舞台上的旧势力一方。揭露和批判旧势力的没落性和旧事业的腐朽性，成为他创作的又一项重要使命。所有旧观念的持有者，旧事业的参与者，以及新事业的怀疑、反对者们，在柳青笔下其品行都低劣下作，令人鄙视。柳青在作品中，直接称呼高增荣和王二杠是谷苗里头的莠草、稻秧里头的稗子。因为，他俩信任落后势力的代表郭世富和姚士杰，而不相信新生力量的代表梁生宝。他指责世富老大家有一段不光彩的发家史，而姚士杰从他爹起就是恶人，姚家的发家史比世富老大的家史更见不得人。柳青极力刻画这些人物丑恶、阴暗的心理，呼唤人们的厌弃、鄙视之情。生活在今天的读者，可以说他的历史观中有简单化、理性化的缺陷。然而，他以笔代枪，把语词当作上了膛的子弹，把写小说当作战场上瞄准目标的射击，这一做法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起到了巨大的现实作用，他为自己所支持拥护和参与的事业，负起了一个作家所能担负的全部责任，他把人民群众及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当作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的创作构思，启发了后继者们不竭的思考。

《白鹿原》不同于《创业史》，它不仅奏鸣着不同的过去，不同的未来，更奏鸣着过去与未来尖锐冲突的巨响。原上人的矛盾冲突也不像蛤蟆滩那样壁垒森严，没有表现为阵线分明的政治斗争与阶级冲突，而是表现为家族之中父子、母女及兄弟之间的亲情冲突。基于这种亲情特点，陈忠实并没有把过去与未来分隔开来，而是让新生者都有意无意地倾听其前身的声音指令，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其前身的行为规范，在前身前声的规约和指导下生存。他们都在重演着前身的作为，重奏前身的乐章。即使奏出各种对比与变奏，最终又都向过去的基音回归。白灵亡魂带泪示父，孝文、黑娃出村后又要求返回白鹿村，即是证明。

基于白鹿原上冲突双方的父子兄弟的亲情性质，陈忠实不赞成争凶斗狠，更不赞成以一方的血泪为另一方做勋章，而是提倡用一种博大的同情心，面对各种形态的冲撞与斗争。他不愿对父子兄弟间的争凶斗狠，表示欢乐与兴奋，更无意从中发掘什么英雄主义精神。他只为这种争斗表现出更多的遗憾和惋惜之情。他认为这种争凶斗狠，是持不同生存观念的人们囿于狭隘的个我意识，缺乏宽广的人类自由联合意识，太多仇怨，太少爱意的表现。举凡兆鹏斗父，嘉轩囚女赶儿，鹿三杀儿媳，都是出于一时意气，不能真正割断至近的亲情。原因有两个:一是别人不信，二是自己不忍。别人不信者如国民党滋水县令岳维山，并不因为兆鹏斗过鹿子霖，就认为两人已无父子亲情，照样押子霖于大牢之中，代其做共产党员的儿子遭受两年牢狱之灾;共产党并不因为白嘉轩曾阻拦女儿参加革命，而放弃给白家挂一个革命烈属的门牌;田小娥也不因鹿三把自己和黑娃赶出家门而否认他是她大。自己不忍者如白嘉轩听到女儿死讯时，自责是自己把女儿咒死的;鹿三杀了小娥之后，便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懊悔之中;鹿兆鹏始终也没有与反动的父亲割断过关系。这就是乡土社会的历史实情，是白鹿村乃至白鹿原秘史中的重要内容。

基于白鹿原上冲突各方亲情关系造成的割分不开的特点，陈忠实把冲突各方外在的姓氏名号放到次要位置上，而着重发掘其内在品性。由此，他发现冲突各方无论姓甚名谁，无论打什么旗号，也无论其行动方式、追求目标有什么不同的名目，内在品性只有两种——鹿性和狼性。他把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的各种冲突，归结为白鹿与白狼的冲突，以及鹿性与狼性的冲突。白鹿生性柔顺善良，能赐人以福利，是人们渴求的对象;白狼凶残好斗，以吃人为乐，是人们惧怕和躲避的对象。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的人，大都希望外在的白鹿出现在自家的田地或院落之中，赐给自己健康、安宁和丰收。很少有人想做个自觉为他人的安乐而献身的白鹿。准确地说，白鹿原上有许多用情感划成的圈圈，各人都生存在适合自己情性的圈子里，即在特定的情感圈里做人，甚至做白鹿。一旦看到圈外人士就睁狼眼，张狼口。对那些在情感方面与自己亲近的人，可以做到你缺袜子我连鞋都送给你的慷慨程度;对那些与自己情感淡薄乃至伤了自己情的人，则是“你不仁我不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白嘉轩给鹿三送衣送粮，却把伤透自己心的孝文逼向绝境;鹿三对嘉轩忠心不二，却亲手杀了不合自己做人准则的儿媳;王家杂货店的人害死了芒儿的情人，芒儿反手一刀捅死了自己的仇家，并抢了他的妻子来享受;黑娃在白鹿村戏台上批斗田福贤，田福贤反过来又把黑娃的兄弟当猴耍……人与人之间这种狼性的冲撞只能引起狼性的报复，不可能为人们带来和平、幸福与欢笑。狼性使人将爱心关闭悬置，并且以历史和未来的名义，用铡刀和礅刑欣赏把玩血泪与仇怨。

陈忠实之所以要写一段带血的秘史，就因为它那斑斑的血迹，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时时引起疼痛，让人难以忘怀。还因为历史曾庄严允诺过幸福的生活，而连续不断的斗争，把幸福的允诺一直遮蔽在阴影之中。人们能够体验和记忆的只有血泪。陈忠实并不反战，他知道新中国只能在战斗中建立，故而，对打击倭寇的侵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让兆海在剃取鬼子毛发的活动中升华其人格，让朱先生在主动请求与入侵者拼命的行动中，完成他最后的人生壮举。但是，他坚决反对内耗，反对手足相残，故而让鹿三在杀死儿媳后失去了往日的精神，并在一种说不出的愧悔之中告别人世。

陈忠实话语世界中的原上人，虽然大都具有双重性——鹿性和狼性。不过有些人鹿性占主导地位，有些人狼性占主导地位;有些人此时鹿性占主导地位，彼时狼性占主导地位。因而原上人的生活史，就成了既向外盼望白鹿反对白狼，又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白狼的历史，又是每个人自我内部鹿性与狼性相互冲撞的历史。陈忠实以感人的诗意画面，批判和谴责原上人盼自己屋里热闹兴旺，盼别人家冷清死寂的思想;批判和谴责各种形式的窝里斗。他不但借朱先生、白嘉轩、白灵等白鹿精灵之口表达了恶乱思治、恶斗思和的思想，更让鹿子霖这种好凑热闹，爱与人争高低比长短的角色，在经过一场大灾大难之后，猛然醒悟到整天把精力用在与人争斗方面是十分可笑的。他冷峻地谴责了鹿子霖不能听从内心呼唤，经受不起外界名利的诱惑，在经过短暂的清醒之后，又一次糊涂地陷入了与人争斗的错误之中，并让鹿子霖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以惊醒世人，呼唤世人追求和平与安宁，激发世人创建人人和睦相处的新历史的动力，劝导人们用白鹿精神主宰自己的灵魂。白鹿原的历史是一部争凶斗狠史、手足相残史。作品以历史的名义呼唤和平，呼唤爱。但是，作家明白，要改造人心中的狼性，使人成为纯粹的白鹿，这需要走一段非常遥远的路。

三

小说是一种具有很强认知特性的艺术，它站在特定时代和民族的制高点上，探索此前人类未知的生存方式，为民族和时代寻找独特的生存精神。柳青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就在斗争之中，过去推翻三座大山靠的是斗争，今天创集体富裕的大业还需要斗争。他用《创业史》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英雄人物画像。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他只看到了斗争的积极方面，而忽视了他的消极方面。首先，斗争的确可以表现人的勇敢、坚强、牺牲精神、英雄主义等优秀品质，但斗争不是目的，当一个社会为斗争而斗争，把斗争贯穿在整个历史进程之中，就等于把社会变成为永无休止的战场，把人生变成为永无休止的战斗，社会人生就将永远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集体富裕和个人幸福就将成为一个永恒的神话。其次，斗争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历史的发展，但社会不是直线进步的，历史也不是直线发展的，不断革命未必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有时可能还会干扰生活的正常进程。因为它不打粮，不产钢，干扰科技创造发明，它只适合于战时，而不适合于和平年代，和平年代应该抓紧生产建设。因此，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在对前方的路感到迷茫的时候，停下前行的脚步，做个短暂的休整，对以往的历程作一番回顾反思，可能更有利于前行。在一九八○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柳青当年倡导的斗争式革命英雄主义走向式微，时代生活要求一种可以反思历史、展望未来的全新的历史与生存史观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陈忠实开始了他探索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寻根之旅。通过查阅长安、咸宁、蓝田三县的县志，反思中国历史，他说:“我颇为惊奇，几千年前白鹿原上的先民理想中的美好生活构图，与几千年后包括我在内的信仰不渝的共产主义的人们所憧憬的天堂中的生活图景基本相同，差别仅仅在于，先民把这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而我信奉的共产主义，却一直坚信依靠全民的艰苦奋斗努力创造来实现。”也就是说，先民对于富裕和平的期待，与执政党擎为历史理想的宏大叙事，在逻辑上并无不同。陈忠实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敏锐地把握到这种雷同，并用《白鹿原》的生存与生活场景，形象化地为人们阐释了这种共同性，从而构成一种双声部的生活与历史叙事，成为人们反思历史斗争、镜鉴当下现实生存的艺术指南。这一点，无疑是对柳青《创业史》的超越。

历史的进程中充满迷雾，每个人都在迷雾中摸索前行，都不可能超脱历史而前行，作家也是人，因此也不可能例外。二十世纪中期的历史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处于竞争期，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各自的信仰者，抱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坚定信念，为自己的信仰努力奋斗，甚至流血牺牲。这种崇高精神本身就值得后人敬仰。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对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进行非难指责，否则我们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由此来看，柳青为之付出心血，将那些千千万万个梦想家、实干家用自己全部激情和真诚，投入其中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作为史诗来书写，实际上是对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形象化的记录，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形象化的探索，它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却直接启发了后来的作家，如何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框架下，处理好作品与历史的关系;启发作家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内，使文学更好地贴近人性自我。事实也是，柳青《创业史》的终点，构成了陈忠实《白鹿原》的起点。陈忠实生活在一个斗争哲学的负面效应充分显现，人民群众恶乱思治，整个社会躲避崇高，追求富足与幸福的时代，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思斗争给人民稳定有序的生活所造成的动荡，给延续千年的民族文化所造成的断裂，反思近代以来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所造成的人性的异化，它使某些人为斗争而斗争，忘记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赢得做人的尊严，而不是剥夺他人做人的尊严。所以，近代以来的许多人无目的地将斗争进行到底，把斗争过程变成为一种作孽的过程，它给人生造成了许多本不该有的仇与恨、血和泪。陈忠实的《白鹿原》反对一切把人民当烙饼，把斗争当鏊子，以烙人为乐的斗争活动。他呼唤与人为善的仁义精神，赞美传统文化中“学为好人”的做人方式。

柳青与陈忠实面对现实和历史中的斗争生活，站在不同的历史制高点上，做了两种不同的艺术探索，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前者进行革命叙事，张扬斗争哲学的长处，赞美它所造成的人性的崇高;后者进行生活叙事，昌明了斗争哲学的短处，批判它给人生造成的苦难。两相对照，让我们看到了斗争生活的一体两面，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民族的昨天和今天，也让我们能够更自觉地选择自己的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