渟涵无际 瑰辩洪音——评陈蒲清《陶澍传》

张文初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4)

读陈蒲清先生新著《陶澍传》，不时会想到两个问题:陶澍的魅力何在?《陶澍传》的魅力何在?

不管陶澍是否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克里斯马式”的人物，陶澍之具有魅力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皇帝还是同僚，官场还是民间，正史还是传说，也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文艺作品中，是过去的叙述还是今天的研究，人们一直在把陶澍作为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加以铭记。陈先生的《陶澍传》虽也谈到陶澍的历史局限，但从开篇到结尾，30 多万字，一路写来，赞声不断:在陈先生心中，陶澍的形象是高大的，伟岸的，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有“耀眼光辉”。就如读者的我，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也许是因为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类情绪的熏陶，素来有不恭心态，但读了陈先生的《陶澍传》，也不由对这位湖南同乡心生膜拜。

陶澍魅力何来?中国民间以富贵寿乐之类的人生指标衡量一个人的值得羡慕之处。陶澍是贵，但未必称得上富，别说无法同今天腰缠亿万怀抱明星名车斗艳豪宅争奇的达官新贵相比，就是在他生活的时代，也不属于富绅。只活了62 岁，谈不上高寿。至于其一生的心境感受，按友人的叙述他一生在忧患之中。较之今日娱乐至死，乐活一生的人士，陶澍的一生无快乐可言。

中国古人说人生的目标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依中国古人的观念，陶澍是实现了这一目标的。由此，他在古代士子的心中拥有魅力自不待言。但在今天看来，这所谓三不朽未必还让人欣赏。可陶澍拥有的又不只是让古人欣羡的魅力，他同样有让今人向往的地方。是什么呢?

陈先生说陶澍“是”“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是”“经世派的领袖”、“洋务派的先声”;“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崛起的先导”。陈先生的三个“是”是陈先生评叙陶澍的纲领，《陶澍传》全书就是以这三个“是”组建起来的。不知熟悉陶澍和其时代历史的专家们如何看待陈先生的三个“是”，对于陶澍生平懵然无知、因而只能仅仅就文本的逻辑叙述来感受和认知的读者，我对于陈先生的评说是认同的。认同的原因是:在我看来，书中的观点建立在详细丰富的史料依据、高屋建瓴的评价标准、谨严细密的逻辑言说的基础之上。

陈先生的评说成立，陶澍的历史地位得以肯定，陶澍的魅力自然随之生成。不过，读陈先生的《陶澍传》，我觉得，陶澍的魅力不完全是在陈先生以之为立传纲领的三个“是”上。陈先生的具体叙述实际上还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而在我看来也许还是更重要的、透视陶澍魅力的视角。

可以讨论书中实际已经喻示出来的蕴含在陶澍身上的“三个统一”:品德与才能的统一;主观期待与客观效果的统一;自我成功与历史认同的统一。

陶澍是德才兼备的历史人物。《陶澍传》从很多方面展示了陶澍的才能:除了古今罕见的管理与改革国家经济的能力之外，陶澍还有政治、文艺、学术才能。陶澍是历史上难得的全才、通才。与之相应，陶澍宅心仁厚，品格高尚。按中国古代的德行标准，他忠孝双全，仁义兼具，胞民物我，善善恶恶，诚良恭敬，勤廉信美，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修身楷模。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陶澍爱民、廉政、守法、公正、尊重人才，关爱亲人，也依然是值得仿效的官员、学子、公民。特别重要的是，从古代到今日，尽管中国精英文化努力提倡德才兼具，但事实上真正才德齐备的人极少。翻开中国历史，人们看惯了有能耐的暴君、奸臣、奸商，也看到了很多“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委琐儒生。要德即无能，有能即无德:这就是中国历史的人才史。在今日中国那些置身官场、商场的“能人”、“庸人”身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从历史延续下来的分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的读者不能不景仰《陶澍传》中的、也是历史上的陶澍。

陶澍自幼时起就有内圣外王的人生期许。《陶澍传》说，陶澍成年后追述父亲的教诲:“……澍自幼跬步弗离，府君每语以古贤可敬可畏之事，以感发其志气。”修身和治国，心性高标和事功显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人生目标。但在历史上，很少有人能真正将这样的目标付之于实践。陶澍实现了。陶澍是幸运的。《陶澍传》以突出的方式叙述了陶澍的幸运:他赈灾抚民、兴修水利、改革漕运、办理盐政，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陶澍传》第八章和第九章还以不小的篇幅分析了陶澍幸运的原因。中国古代士人的“不幸”有多种形态: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是一种不幸;李商隐笔下的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是一种不幸;王安石同样咏贾谊的诗中所说的“爵位尽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也是一种不幸。陶澍幸运，历史上普遍存在的诸种不幸都没有在他身上应验。风云际会，心想事成，陶澍的魅力包含这种幸运。

陶澍是成功的。成功者让人羡慕。成功有多种类型。个人目的的实现是一种成功。在中国文化的独特语境中，个人目的常常同社会、历史的进程、民族和大众的需要相悖。真正的成功应该是个人目标和群体需求的同一;个人的成功应该获得历史的认同，能够真正彪炳史册、万古流芳。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人们不难看到有些所谓的伟大人物，他们的成功就是那种不管死后洪水滔天的成功。他们要的只是个人的胜利。他们不惜以民族的牺牲、大众的血泪来成就自己的狂想，或者实现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独裁。这样的成功最终会遭受历史的诅咒。有些历史人物主观上并不自知个人成功与历史认同的背离，他们忠诚地信守自己的理想、原则，他们为了心目中的权威和高贵奋不顾身、舍生忘死，但结果是他们的理想和原则同他们开了玩笑，粉碎了他们青史留名的期待。这种分裂是普遍出现的情形。像和陶澍有关的历史人物曾国藩等就未必没有这样的悲剧。当曾氏举起屠刀向太平天国的战士们大开杀戒的时候，历史给他留下的“曾剃头”的大名未必是他认同的。陶澍的成功从总体上、从主导面来说超越了这样的层次。陶澍的经济改革虽然并不从根本上变动专制皇朝的经济基础，只是在流通等领域里实行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的调整，但这种调整毕竟不仅在当时惠及了百姓，也为后来者的思想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启示。《陶澍传》前面七章写陶澍的生平，在叙述陶澍一生事迹的同时，从国势分析、民众需求、朝廷嘉许、民众拥戴等多种角度凸显了陶澍所获得的历史认同，第七章到第十章的有关探讨、比如其中特别谈到的陶澍改革对魏源思想的触发，则从身后影响的层面揭示了陶澍所获得的历史认同的深刻性。

传主的魅力意味着传记的魅力。但在我看来，《陶澍传》的魅力不只是来自于传主陶澍，同时来自于传记本身，来自于陈先生对陶澍的研究和书写。陈先生的治学与书写搜罗宏富又见解透辟，弥纶群言又独辟蹊径，稽核翔实兼衢路通观，运思平实又风华内蕴。苏轼赞陶渊明的诗歌有著名的八个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陈先生的文章亦当得上这样的评价。用传统汉语思维的简化方式言之，陈先生的思与言可以用“富”、“透”、“腴”三字描述。从早年的《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到后来的寓言史研究、方言文字研究、箕子研究，陈先生的著述一直保留和发展着“富”、“透”、“腴”的独特风格。这次的《陶澍传》亦是如此。

“富”在《陶澍传》中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充分显示。其一，学科知识和研究视角的丰富。《陶澍传》是对陶澍的全方位研究。在陈先生的《陶澍传》撰写之前，已有关于陶澍的传记问世。陈先生在治学选题上长于创榛劈莽，另开新境;此次陈先生有所破例地沿袭旧题;撰写冲动之一当是:突破以往研究角度较为单一的格局，全面地多角度地展示陶澍的生平成就。《陶澍传》从陶澍的生平说到他的著作;从其个人的成就，谈到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冲突;从他的经世实践说到他的诗歌创作、学术研究;从正史对他的记载，说到民间关于他的传说;从中国古代的科举、官职制度，说到当代世界学术前沿的思想观念:书中关于陶澍的研究涉及古人所说的经学、史学、实学、小学、义理、词章、考据多个领域和今人所说的经济、政治、历史、伦理、军事、地理、教育、科学、文艺、民俗、考古、学术史、地方志等多个学科，多种领域。其二，征引材料的丰富。以博闻强记的独特禀赋占有浩繁翔实的历史资料是陈先生治学的一贯特点。还在早年刚出道撰写《文言文基础知识问答》时，陈先生占有材料之富就曾赢得著名学者如吕叔湘先生等的赞扬。笔者也曾听到许多治文史的当代湖湘学者对陈先生熟谙中国传统文史知识的赞誉。陈先生的著作对材料的征引出入经史、熔铸百科、包容雅俗、笼罩古今，其密度之大和视野之宽，独具慧眼和精细严谨，在中共建国以后成长的学者的著述中极为突出。《陶澍传》延续这一特征。翻读书中的每一页都可以看到很多征引的文献。比如第21 页述陶澍的仕进之路，涉及的就有司马相如《子虚赋》、嘉庆七年会试的考题、《大学》、《论语》、《孟子》、陆机《文赋》、《四库全书》、陶澍《纪晓岚师双瓦砚歌》、陶澍《纪文达师九十九砚斋第九十九砚歌》、陶澍《祭协揆河间师文》、况周颐《惠风簃随笔》、传说中纪晓岚“儒生上进，路仅存斯，拭目挑拣，澍可为梁”的题词等12 条材料。

“透”是陈先生治学和《陶澍传》写作的另一面。陈先生的“透”含多个层面。从纷繁多样的历史文献中挑选最具说服力和最具可接受性的材料，以形成对基本观点的扎实支撑，是一种“透”。此“透”可谓之古人所说的“透脱”。《陶澍传》“引言”撇开近200 年来朝野纷起的万千赞词，独挑张之洞和张佩纶对陶澍的赞扬以引领全篇;在材料的选择上显示出的灵活、精当就可以“透脱”言之。从语境来说，引言不是文章核心，不需要端出全书的基本观点，只需要对全书的叙说起引领作用。从言说者来说，二张是重要历史人物，又相对熟悉陶澍，评语具有权威性。就说词内容言，“人才”为古今之重;“道光”体现了对时代的限定，“第一”充分说明了地位之高。二张赞词既言说简省，又高屋建瓴，劈空而下，择其为引领性语料实在是别具慧心。突破矛盾重重、歧义百出、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抓住其中的基本线索和各自特征，形成纲举目张泾渭分明的有序布局，是陈先生的第二种“透”，此可名为“透明”。“透明”遍布全书。以三个“是”定位陶澍，规划全书，是全书最“大”的“透明”。书中的二级标题把陶澍生平思想人格学识以异常清晰的风貌呈现出来，是相对细化的“透明”。陈先生行文喜“条陈”，也极善“条陈”:把纷乱复杂的东西加以条分缕析的叙说。此方式在《陶澍传》中随处可见。第十章第一节概述清朝中晚期湖南政治军事人才群体状况的“四条”，第九章第三节以陶澍回王垣夫的信分析陶澍的思想性格的“三条”，等等都是如此。“条陈”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特别的文体。本文所谓“条陈”不尽与古代同义。条陈不是抒情叙事，也不是演绎推理，而更类似于“说明”。其好处是杂叙议于一体，理纷繁于清晰。陈先生善条陈，笔者知道与他长年担任成人教学课程、善于体会学生心理有关。但是不是也源于古代策士文体和奏疏文体的影响?愿以此求教陈先生。披沙拣金、穿透现象的表层，揭示出其深层性的内在规定;在含混模糊隐显互织的现象形态中，离析出被言说事物和对象的区别性，可看做陈先生的第三种“透”，此可称为“透彻”。第九章以“文化三层面说”为依据分析清中叶开始的湖南政治变革的四个阶段，第七章第六节分析道光皇帝的思想性格，第八章阐释中国传统经世思想的核心和渊源等等，都是言说透彻的佳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的“透彻”常见于只三言两语就把玄奥莫名、言意模糊的事物、现象、文本说得异常清楚的功力上，比如284 页解说杜诗的沉郁顿挫，333 页对陶澍《靖节先生集注》、《靖节先生年谱》的《例言》的分析。陈先生在全录《例言》之后，对《例言》所说明的问题作了六个方面的归纳。读者直接读陶澍的《例言》，未必没有模糊之感，陈先生的归纳则使模糊的言说变得特别清晰。

“富”与“透”有一定的矛盾。“富”离开“透”，会导致混乱、纠结。俗语“满山荆棘叫樵夫不知从何下手”，说的就是“富而不透”。同样，“透”离开了“富”会走向简单、生硬、干枯、空洞。陈先生的“富”与“透”融汇在一起，交相辉映。对历史情形、文献资料、学科知识的丰富把握，在陈先生这里是“富”，也是他的“透”得以成就的基本条件。前面说到的《陶澍传》对经世思想核心和渊源的透彻分析，就得益于陈先生对箕子的深入研究。治中国古代文史的学者容易耽于对史实、材料的偏爱，以既有学术资料的丰富占有而自得，见解偏隘、思想简单，识见浅陋。学界对这样的人易生“两脚书柜”之讥。陈先生有不惮繁难占有材料的兴趣，也有博闻强记的能力，但他从不泥于、耽于单纯的材料占有。在他这里，材料都是鲜活的，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思想发生效应。在《陶澍传》中，陈先生“富”“透”交融的秘密可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陈先生的富不只是“具体材料的富”，而是与“学科知识的富”结合在一起。学科知识同具体的文本材料、历史文献不同，它提供的是视野、视角。视野、视角与具体文献材料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思想的发生、创新性见解的出现。其二，陈先生喜欢也善于作旁通中外连贯古今的、超越有限时空的思考。比如81 页评道光皇帝时说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这里就隐含了对西方文明的体认。

“富透融合”最终成就了《陶澍传》和陈先生许多著述的特有魅力:一种由学识与才情、知识承接和思想创新融会而成的雍容;由旁征博引、思绪通透、言说畅达而构成的富丽;建立在平淡朴实精当简省基础上的有如闲花淡淡春的疏雅。这些也就是本文试图用“腴”来概说的内涵。不过，要强调指出的是，《陶澍传》的此种“腴”一定不能离开它的对立面而加以理解。“腴”的对立面是“癯”。“癯”者，瘦、贫乏、平淡、简易。《陶澍传》的运思平实显豁，语言平淡如口语;没有高深曲折的思路，没有尖新谲异的意向，没有华丽瑰美的言辞。就其表层而言，“癯”态明显。但就在它的平实、平淡中，会心的读者不难体会到它内蕴的风华。此种风华的构成和显现可以从多种层面分析。说胡林翼的著作时谈到蔡锷、蒋介石用其作军事教材，说左宗棠林则徐长沙夜话，提到“今长沙潇湘大道牌楼口江边，有林左‘湘江夜话’塑像”，这种似与主题游移的闲笔，以其时空的跳接突然开辟了一个宏阔的历史时空，意味丰盈，是“腴”的表现。谈左宗棠70 岁高龄戎马新疆，抬着棺材出征，人们会不会想到同是湖南人的当代政治家出任总理时用100 口棺材反腐、其中预备自己一口的宣言呢?陈先生写作时未必有此种暗喻现实之意，但历史真实自身具有的相似性可以让人有联想。这也构成了“腴”。除了这些细节上的、直接行文显现出来的“腴”，《陶澍传》和陈先生一贯行文的“腴”更重要之处在于它总是建立在况周颐所说的“拙”、“重”、“大”的运思意向上，其具体内涵就是选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厚文化内蕴的现象进行思考与言说。《陶澍传》中特别突出的关于陶澍人品和其才能得为时用的机运的书写就是这样的情形。第七章诸节所说“博学爱民”、“廉洁自律”、“勤奋尽职”、“坚毅沉着”、“知人善任”、“和而不同”，都属于陶澍人品的内涵。这类品格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为民众所重，陈先生对于陶澍的具体言说，自然能触发读者对中国官场的深厚联想。陶澍生前才为世用，死后遍享哀荣，风云际会，襟抱全开。读陈先生的叙述，今天的读者不能不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逆淘汰而慨叹。这些能够引发的慨叹和联想构成了《陶澍传》平淡、平实背后的丰腴、富丽。

魏源以“洪音瑰辩”称陶澍，林则徐对陶澍有“渟涵无际”的赞扬。笔者认为，这样的赞词表述的也正是《陶澍传》富、透、腴的风格内涵。本文以“渟涵无际瑰辩洪音”为标题，试图双关对陶澍魅力和《陶澍传》魅力的解读。读者其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