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的“改革难”

● 古 耜

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改革之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观念层面而言，许多人习惯于按部就班，墨守成规，不愿认同、更不愿参与改革；二是从社会现象来看，许多领域的改革常常多曲折，每驳杂，易反复，爱走回头路。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和国人精神亟待改革。然而，历史告诉人们的却是，在中国进行改革一向困难多多，阻力重重，殊为不易。正如鲁迅所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娜拉走后怎样》）

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改革之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观念层面而言，许多人习惯于按部就班，墨守成规，不愿认同、更不愿参与改革。即所谓“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摩罗诗力说》）二是从社会现象来看，许多领域的改革常常多曲折，每驳杂，易反复，爱走回头路。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的话说就是：“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恢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

中国的改革何以如此关隘重重，步履蹒跚？对此，鲁迅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过深入剖解与辟透揭示，其中除了严肃指出社会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极力阻挠和多方破坏，即所谓：“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等。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独具只眼，很值得人们充分关注和仔细体味：

一是弱国子民的心态影响了“拿来”的自信和借鉴的勇气。中国的改革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拿来主义”，离不开“别求新声于异邦”，只是这“拿来”和“别求”的主体，却每因自身境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此，鲁迅的《看镜有感》有精彩描述：“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接下来，鲁迅做了进一步引申和概括：“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不幸的是，当年中国的“拿来”和“别求”恰恰发生在自身“衰病陵夷之际”。值此背景之下，国人对于汲取和借鉴，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乃至寻找理由，固守残缺，自然符合心理和事物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改革则因为怠于引进，畏于创新以致显得行程艰难，成效缓慢，亦乃势在必然。

二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抑制了改革的观念与行为。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中庸是儒家思想体系重要的观念范畴与思维方式。从全部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来看，中庸思想与思维或许不无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但具体到改革的情境和维度，它的消极因素显而易见。对此，鲁迅有着敏锐的省察和清醒的认识。他在《无声的中国》里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的这一观点一直保持到晚年。1935年4月10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又一次明言：“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是在覗机想把它塞起来。”执此对照中国由来已久的国民性和国人相沿至今的心理结构，特别是用它来检视中国历朝历代变革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鲁迅观点的精辟和正确，它确实道出了中国改革之所以艰难沉滞的深层原因——中庸让改革锐气尽失，大打折扣。这时，我们庶几真正读懂了鲁迅笔下那句意味深长的以问代答：“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

三是缺乏坚定的、真正的改革者。近代中国的改革是在“西风东渐”而又列强临门的严重情势下，被动乃至被迫展开的。这意味着当年的改革，不仅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即使参与其事的队伍也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用鲁迅的话说：他们的“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有的人打出改革的旗号，仅仅是凭着一种热情、一种想象、一种感觉，甚至是为了寻求一种畅快、一种刺激。亦如鲁迅所写：有的革命者其实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这时，鲁迅举例说：“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同上）而这样的改革者在当时的中国亦比较普遍和常见。为此，鲁迅指出：“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论新文字》）因为“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论毛笔之类》）鲁迅甚至提醒友人：“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致姚克，1934年4月12日）改革者既然不具备起码的真诚和相应的素质，那么，改革事业的屡屡受挫或停滞不前，也就不足为奇。

四是掌权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最终反对改革。近代中国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封建集权与专制政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施任何社会变革，都离不开掌权者的认可和参与。只是掌权者同时又大都是既得利益者，而从某种意义讲，改革则意味着利益的调整与变更。这便决定了某些掌权者常常从个人利益得失出发，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改革。在鲁迅看来，“权力者”未必一定反对改革乃至革命。因为他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一定是赞成的。”（《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然而，一旦发现改革需要自己做出让步乃至牺牲，即革命使得“遗产被革去了”，甚至“连性命都革去”（《通信》）时，他们便开始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加以阻挠和反对。于是，原先主张改革的权力者，“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改革偃旗息鼓，一切恢复原状——“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小杂感》）这显然是改革的又一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