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霈先生（外一篇）

● 陈永平

县委大院，名副其实是个大院子。

大院沿中轴线分两部分。东部为办公区，正襟危坐，板板六十四；西部是生活区，鸡飞狗吠，屎尿一笼统。

生活区都是民国时的建筑，是几个大户人家的宅邸。四周围墙围着，套着诸多小院，有两进的，也有四合院，院与院相通，院外的孩子来捉迷藏，经常转得头晕。后来干部渐多，大院空地上建起新房，红砖大瓦挨着青砖黛瓦，狗尾续貂，显得极不般配。

我家的院子是两进的，住着四户人家。西面是院门，东面一堵花墙。翻过花墙，是县委小花园，除了杂树杂草，另有几株枇杷树，一株香橼树，荒凉而生动，吸引人的程度不亚迅哥儿的百草园。我们这个院里住过一位县委书记，一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位银行行长和几位局长。这里的住户，包括我，再低调，也有一丝优越感。

到上世纪80年代，本院住户住不踏实了。隔壁行长一家急急找房子，“腾笼换鸟”，给一位老“右派”、“劳改犯”落实政策。其他住户先住着，俟条件成熟再搬。我们希望住新房，但这样搬，等于被挤走，心里觉得不舒服。后来听说，这是人家的祖屋，他在这里出生，对他而言，我们是外来户。

我终于见到了真神。王霈，一位谦和的老者。扁壳脸，见人不见人都笑眯眯的，稀疏的眉毛因此上扬；驼背，年轻时应当是高个儿，应当较魁梧。

初次见面，他送我一坛加饭酒，这让我们没了距离。只两三顿，一坛酒就光了，现已记不清这坛酒让我“加饭”没“加饭”。

我吃饭，王霈先生喜欢坐在一边，跟我聊天。他是学农的，解放前、解放后，都在新疆从事农业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他作为新疆代表，出席全国性的农业工作会议，受到毛主席接见。他被打入炼狱，仍很崇拜毛主席，谈及那次接见，他很兴奋，很满足。

2.1分析上述患者护理前后MUIS评分情况,护理前,两组患者的数据均较高,但是护理后,数据明显降低,而研究组患者的数据明显比对照组低,p<0.05,见表1.

平反以后，工资补发，有9000元。那时刚有“万元户”，他腰缠9000元，什么概念！他想去农业部门工作，可他已面临退休，谁要？“关系”就一直挂在民政局。

他最后一份工作跟农业相距甚远。他告诉我上班第一天的经历，像讲故事。那天，民政局的人请他上车，带他上班。问去哪个单位，回答是民政系统。他满心欢喜。汽车一路颠簸前行，他昏昏欲睡；汽车下一个坡，他猛地睁开眼，什么没看见，就盯着三个字：殡仪馆。他吓一大跳，血压上升，脑子一时糊涂，以为自己死了。在确认还活着以后，他质问带他来的人，为何拖他到这里，回答是来上班，看大门。这么着，他看了两年殡仪馆大门，然后退休。

殡仪馆看门人，这已经是恐怖小说的题材了。

坐牢没有摧垮他的身体，但毕竟年纪大了，需人照顾。于是，院里住户见到了他的妻子。

王霈先生的妻子叫董苓湘。夫妇俩与汪曾祺先生是同学，俩人的名字我后来在汪先生小说《小姨娘》里见到了。小姨娘章叔芳和“包打听”的儿子宗毓琳“画地图”，就在王霈家的花园方厅里。王霈家的花园，就是我家花墙东面的花园！我相信《小姨娘》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作为小说，当然有敷衍成分，董苓湘的姓被改了，改姓童，童苓湘。董奶奶形象气质跟她的先生不同，她是按高知的模子刻的，随便在哪家高校里走，学生都会叫她教授。

因为命运弄人，他们的婚姻受到冲击。董奶奶远走武汉，在那里定居，抚养两个儿子。王霈先生出狱以后，辗转得知妻儿下落，然而很长时间里，他不敢贸然联系，他不知道他的出现，是否会搅乱妻儿平静的生活，他们是否接纳他。他度日如年，思念之情不降反升，越积越深厚。终于有一天，他修书一封，告知妻儿，他将溯江而上，于某年月日到达武汉，若相认，请届时出现在码头，若不相认，他脚不离船，原路返回故乡。

我听他叙说至此，不禁心旌摇荡，不能自持。我想起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绢》，想象武汉码头的画面，船上，王霈先生已变身高仓健，他忐忑不安，不敢遥看人群，可又不能不看，但见树上、屋上，一方方幸福的黄手绢在风中摇曳……我简直感动得要流泪了。

结局是圆满的。尽管没有我想象中的浪漫，相见却如预料中的激动人心。他的妻子，儿子，孙儿孙女，全家人都来码头迎候。

老夫妇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在武汉。夏天武汉热，他们相偕回老家歇夏。王霈先生光个膀子，穿个裤衩子，摇一把芭蕉扇，见到熟人就聊天（我怀疑他当“右派”，就坏在嘴上）。有时到点吃饭了，他聊兴未减，人家不能让他饿着，便邀他一道吃，他就不客气。夫妇俩非常节俭，这一行为一度让我认为老两口吝啬。后来他不止一次跟我唠，想把那笔9000元拿出来，建立基金，资助大学生。我没太当真。他舍得？

这事在我搬离县委大院前真办成了，之所以迟迟未办，是因他嫌钱少，要再攒点退休工资。当他攒到12000元时，举行了第一次资助活动，新华社为此发了新闻。他资助的学生，需第一志愿报考农学院。他领过一个孩子回来，请孩子吃饭，请我作陪。这位未来的农大学生青涩、腼腆，问一句，答一句。看得出，孩子有一点尴尬。最兴奋的是王霈，这个“话篓子”，嘴不停。

若干年后，因为基金利息大降，他请高邮中学一次性发给报考农业院校的几名学生。

在人们看来，王霈先生晚年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曾经失去的，家庭、房子(部分)、钱，都有了，只一样，他钟爱的事业，失去了永不再回。“沉舟侧畔千帆过”，他不甘心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设立基金，为孩子，为农业，也为自己。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幸福的。

人们啊，做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吧。

蔡包子

蔡仁源住在我们院子西南角，推开大门向右，第一扇门就是他家。

这里没人叫他名字，叫老蔡，叫蔡包子。他是县农业局水产技术员。机关干部；长得也不像包子，是个标准美男子，皮肤白皙，眼大嘴阔，口中牙齿排列整齐，笑起来亮闪闪的。叫他包子，只因为他姓蔡。一位帅哥，顶着个不雅的绰号，我猜与他率性宽厚的性格有关。这一绰号没有恶意，不敬是显而易见的，他却将它视为昵称。即使小孩这样叫，他也只是象征性瞪一眼，笑嗔：“小巨豆。”他老家苏州，“小巨豆”据说是苏州方言，意思跟“小鬼头”相近。

他是个快乐的人；直到今天，我没见过有谁比他更快乐。他表达快乐最常见、最直接的方式是唱歌，自娱自乐，自得其乐。在那个年代，在这座城市，敢于旁若无人高声歌唱的，似乎仅此一人。也只有他高声歌唱，人们才接受、容忍——不是欣赏，是接受，或容忍。

他在两处地方唱歌令人意想不到，印象深刻。从县委大院后门出来，沿鸡窝巷（熙和巷谐称，曾更名卫东街）向南150米，转向西100米，过了中市口就是菜场，他提个网兜一路唱去，唱进菜场，面对一个个菜摊子，时而唱歌，时而询价。正唱着，突然打住，夸张地惊呼：“这么贵，杀人哪！哈哈……”然后拾起没唱完的旋律继续唱下去。别的男人买菜都躲着人，他却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在浴室唱歌。浴室空旷的构造，使得声音能够产生奇妙的共鸣，不仅听着浑厚圆润，还有助打开嗓子唱出高音。他当然不会放弃唱高音的机会，一边搓澡，一边放声歌唱，歌声绕过肉林，撞向浴室的墙壁，发出奇妙的共鸣。我与他在浴池里不期而遇，忍不住恶作剧地想，他就是一条唱歌的鱼。

除了唱，他还吹口哨，这是他表达快乐的另一种方式。他会吹两种口哨，一种是传统技法，嘴部似嘬口，《桂河大桥》里英军士兵吹的那种；另一种没有明显嘴部动作，乐音从舌的后部发出，细长而富于变化。第一种我学会了，第二种怎么都不得要领，吹出的声音像给小孩儿把尿。

应该是童心未泯吧，他喜欢跟我们厮混。我们院子里，王霈先生之前住着银行行长，再往前是一位县领导。县领导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小承，女的小琳，跟我年龄相仿。老蔡用英语“先生”、“小姐”称呼兄妹俩：密斯特承、密斯琳；有时快活得不行，又改口叫密斯特老大、密斯老二。我那时刚进城，一身土气，两袖乡风，担心融不进去，没想到老蔡和兄妹俩都接纳我。老蔡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平四太郎。最见水准是后三个字，我排行老四，男孩儿。

有一天回家，没进门就听到院内喧闹的声音。他们看了印度电影《流浪者》，正在讨论外国人名儿，见到我，老蔡撇下小承、小琳，问：“拉兹爸爸的名字高邮话怎么说？”小琳向我摇手，我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拉、贡、纳、特。”“纳”和“特”高邮方言是入声字，与外国人名强行嫁接，土气毕现，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几个人包括我忍不住大笑。作为回报，我要求老蔡用苏州话讲一遍，他忸怩半天，突然用家乡话怪叫：“拉—贡—纳—特！”话音未落，我不管是否滑稽可笑，张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

院里其他成年人常被他的快活劲儿弄得啼笑皆非，不明白他们口中的“蔡包子”喜从何来。我父亲说：“这么喜欢孩子，找个女人结婚，自己生嘛。”父亲这么说，我才意识到，老蔡老大的人，还是孤家寡人一个。问为什么，父亲撇撇嘴告诉我，他结过婚，妻子是他老乡；他完全没有长相英俊的人常见的自恋，很懒很邋遢，碗堆水池，袜子穿到置于地上不倒。他妻子来，从人到屋都要狠狠收拾一番，然后身心俱疲回苏州。后来人家不玩了，就离了。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女人不要他，他竟笑得出来。不过那是人家的“前世”，“今生”除了比有家室的人更快乐外，没有不正常。

好像为了回应我父亲，他不久再婚，娶了三垛镇的一名女工，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生儿育女。跟县领导家一样，他得了一儿一女。他叫他们“心肝儿”、“宝贝儿”，叫声响亮，充盈万般父爱温情。那时人们把对子女的爱藏着掖着，从不公开表露；反过来认为老蔡“西化”，甜得发腻，太过溺爱孩子。

老蔡妻子在镇上上班，孩子跟着母亲好照顾，多数时候，他仍是一个人在屋檐下行走。他也邀请我们出门玩儿。有一次高邮师范放电影，他带小承和我去，一出院门就攥住我胳膊，让我跟在他后面；这样走路很别扭，我想挣脱，他不容商量紧握着。电影散场，我的胳膊再次被他攥住，一直到家。我猜他认为我是乡下孩子，街上有车（自行车），别不懂规矩被车撞上。反观小承，他则享受到充分的自由，大摇大摆，悠哉游哉。

小承的妈妈来自一座中等城市，下嫁高邮，她经常对人颐指气使。她在院门与老蔡家之间栽了一棵泡桐树，树生长迅速，没留神已在院墙上撑起一柄大伞，巨大的树根伸向老蔡家，将窗户下的墙面挤出一条裂缝。我到老蔡家玩，发现树根粗暴地拱翻了青砖，更放肆的是，树根上竟抽出一根枝条，放出宽大的叶子。屋内已没有一小块平整的地面，餐桌的桌腿只好拿东西垫上。一家人原本在兴高采烈地吃饭，看到我惊讶的神色，都一起沉默了。

我们所住是王霈先生家的老宅，民国建筑，很老了，阴沟壅塞，小承妈将污水倒在我家一侧，靠近我父亲卧室的门，时间久了，倒污水的地方凹进去，污物淤积在上面。父亲向小承妈表达不满，她装没听见；母亲进城探亲，见此情况，借来一把大扫帚，直接将污物扫到小承家餐厅前。小承妈傻眼了，梗着脖子吵几句，看着不是对手，只好闭嘴。

母亲探亲期间，小承妈一反常态，主动与我母亲搭话，还让小承、小琳送过一回西瓜。母亲走后的一天中午，小承妈猛地“炸”起来，声称家中被盗，请院内院外的人帮她破案。弄半天大伙儿才明白，她放在泡桐树下的脸盆不见了。这只脸盆我见过，应该已有砂眼，一般人家会用它栽点葱蒜，备炒菜时救急。小承妈坚称脸盆让人偷了，她跑到老蔡家，作势望了一眼，大声说：“蔡包子家我看过了，没有！我要看看是哪家偷的。”我问父亲：“她是要上咱们家搜吗？”父亲转身进屋，撂下一句：“想都别想。”重重地把门关上了。我很想知道戏怎样收场，拿眼睛的余光瞄着小承妈。很明显她乱了方寸，屋里屋外踏着碎步，手在胸前不停摆动，我不能确定是否发抖。这时，老蔡已吃过午饭，右手拿一把火钳，左手拎着煤炉到屋外，准备封炉门。小承妈急向他招手，把他让进屋，叽叽咕咕说着什么。老蔡突然高声嚷起来：“这不行，你开玩笑！”一边嚷一边往家走；小承妈跟在后面，陪着小心：“老蔡……你这样就不对了嘛。”“咣当”一声，老蔡把火钳扔地上。“我不对！你这样就对了？把我当什么人！”小承妈从没见过一个愤怒的蔡包子，敷衍几句，找个理由出门去了。

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小承妈要求他什么，让他如此动怒，可以肯定，事情与我们家有关。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发火，而且是针对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很快他们搬家了，以后在街上见着，仍然是一张热情洋溢的脸。两年前，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他居然不补，任嘴上门洞大开。这样也好，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