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磐

● 张 晶

借与送的故事

老家的上个世纪，“借”是一个很普通和普遍的现象。借木锨、铁锹等小玩意，也借自行车、板车等大家伙，甚至借衣服等最不应该借的东西。这一方面是证明了那个时代的贫穷，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那时农村的质朴与厚道。你借我的，我借你的。谁家没有个临时的难处。这家常便饭式的借还之间，邻里乡情，便油然而生。

当然，借得最多的，一定是家里条件最不好的。我一个堂叔家里条件很是不好，因为家里有病人，本来就缺劳力又要支付医药费，连维持正常生活的办法都没有。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大婶只好到我家来借粮食，十斤、二十斤地借。我母亲知道人家开口不容易，就每次多给一些。其实，我母亲知道，借出去的粮食哪有归还的那一天啊。所以，所谓借，其实就是给了。堂叔一大家子人口，这二十斤又能吃上几天呐。于是过了几天之后，我母亲就主动给婶子再送去十来斤面粉。这十来斤，当然不多。可是，大婶见到母亲裹着小脚，自己走路已是困难，再一走一拐地拎着十来斤面粉，送上门来，早已是泪流满面。大婶常常哭诉：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啊！我有时回到农村看望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大婶时，她每次都要述说的就是这个最珍贵的镜头，随后伴随着大婶常常的一个叹息：要是你母亲还健在，该是多享福啊!

另一位大婶也是常客。她向我母亲最常借的是衣服。我家在农村的条件要好些。因为大姐、大哥在外工作，所以，常常给家里一些贴补，也常常给母亲买些做衣服的布料。布料做成衣服后，母亲也不常穿。母亲的理由是，一个农村的妇女，又不出门、不会客的，穿这么好干吗？所以，母亲的衣服，就成为邻居婶子、大娘常借的衣服。有一次，一个大婶回娘家参加侄儿的婚礼，回来归还衣服。只见我母亲一次都没有舍得穿的那件最中意的海蓝长襟衣服，几乎变成了一件遍布油渍的抹布。那位婶子说，是他们不在意，在上菜的时候，整个地浇了我一身。我那次是火了，不仅气急败坏地责怪了那位大婶，还埋怨母亲自己为什么舍不得穿。母亲没有吱声，她只是埋着头用热水、洋碱、洗衣粉洗搓。我知道母亲也舍不得这件衣服。

还有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借”，居然是借点心。农村穷，但是礼数不差。过年过节，都要去看望长辈。中秋节当然是月饼，而春节时，我们那里最常带的礼，就是点心，如京果、蜜三刀、羊角蜜等。我们那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看长辈的点心要“回”的。所谓的“回”就是长辈对客人的点心不全部留下，而是留下一半。通常走亲戚要带四份点心，而“回”的，就是两份。有点相当于现在的“回扣”。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回扣，而是长幼之间的那种亲情。有些邻居家里实在太穷了，尽管一日三餐还吃不饱，也要再挤出一点点钱来买月饼、买点心。可是，他们会尽可能地不多买，而是要去掉回扣中可以节省下来的部分。于是，在走最后那一家的亲戚时，就要借两份点心来凑数。而后，等着走过亲戚之后，再把“回”的两份点心送还主人。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最后就会出现那种“借”来的点心与“回”的点心不一致的问题。主家也不会当回事。大家哈哈一笑，这事就圆满了。

吃的故事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是，在经济困难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黑得油光发亮的窝窝头，可是一日三餐的主打食品。而这样的主食，也不是每家每户都可以享受的待遇。与窝窝头相“搭配”的是玉米糊稀饭，喝到嘴里，像浆糊，让人喝得绝望。用一句当地的土话来说，那是喝得够够够够的!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总是可以吃饱了。

其实，在喝玉米糊涂、红芋糊涂、红芋干糊涂之外，在六十年代中期，还喝过一种叫做“苦浆糊涂”的糊涂。苦浆糊涂是我们老家制作山芋粉丝的下脚料。制作粉丝前，必须先制作淀粉；而淀粉的制作是必须将已经打成浆糊状的山芋放到大土缸里上面的筛子里过滤，通过过滤使淀粉漏到缸里。在缸里沉淀差不多一天时间，第二天一大早，就可以分离苦浆了。所谓苦浆，其实就是那些还没有全部沉淀而漂浮在淀粉之上的浮浆。当然，越是底层，苦浆就越是浓稠。

打红芋粉的粉场，是每天早上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七点多钟的时候，排队打苦浆的老人和孩子都拎着水桶、端着盆子，自觉地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他们领过了苦浆，就急急地赶回家，因为，这是早饭的稀饭里，必需的一种原料。

对于我们这些半大不大的孩子来说，最乐趣的事是吃料斗子。料斗子，其实是给生产队的牲畜准备的草料中，拣出来的已经炒熟的黄豆粒子。

按理说，炒熟的黄豆有什么好吃的。可是，对于那时肚子里没有任何油水的孩子们来说，料斗子却是最好的点心呢。尤其是在由大麦占有全部草料90%而黄豆仅有10%的混合草料里，能拣出黄豆，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唯其不容易，才显出珍贵啊。那时的孩子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习惯：舍不得一次吃下去，而是放到身上的口袋里，好比松鼠储存松子。这种与牲畜争食的行为，只能是孩子的行为。所以，大人们也是见惯不怪的。

对于我们家来说，我们家的优势是，还有两种吃食是别人家所没有的：一是油泥、一是油渣。油泥和油渣，都得益于大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大哥就由部队转业到了当时的徐州食品厂。在贫困的年月里，食品厂工作岗位，可是个肥缺。让人听了就眼红。食品厂每天油炸点心落下来的废料，就是油泥。油泥，当然是有油。那个年代，油是稀缺的东西，而油泥，就可以替代油，成为一个重要的食物。所以，我们家里尽管不富有甚至是比较贫穷，但可以比别人家多吃到一些油。更吸引我的是油泥里常常可以有意外发现：半截长的京果条。京果，是点心了；半截京果，当然也是点心。很可以解解馋!再就是油渣了。油渣是炼制猪油剩下的副产品。现在流行油渣菜包子，就是猪油的油渣做成的。那时，油渣在我们的家里，已经不算稀奇了。油渣烧萝卜、烧白菜、烧可以烧的一切蔬菜，美味无比。

喝的往事

由于我三叔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爷爷就自然成为被乡邻们羡慕的“来元户”。自然，爷爷的生活水平也就高邻一等。

在冬天的午后，在夏天的傍晚，刚刚忙碌过的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幕：一位饱经风霜，又精神矍铄，留着美髯、眼中充满自信的七十岁左右的老人，端坐在门前。只见，这位老人慢慢地端起一只有着年头的碗，眯起那不大但有神的眼睛，轻轻地吮吸着，有时还会发出呴呴的响声。那种感觉很是诱人。那位老人一口一口地像是在品味丰盛的大餐。让我们一边出神看的孩子，馋得不行。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爷爷。

爷爷端着的饭碗里，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大餐，甚至也不是红烧肉、红烧鱼之类的吃食。其实，爷爷的碗里，只是一碗糖精水。按理，这算不上什么。如果以现在的食品安全来审视，糖精水甚至属于有毒食品。可是，在贫穷线上挣扎的农民们，平时有这么一点糖精水就算是奢侈了。

我知道，在爷爷的心思里，他要乡邻爷们知道，他的生活，因三叔而与众不同。爷爷的那种做派，用有点贬义的话说，叫摆乎；用当今时尚的话说，叫“晒幸福”！

那时的糖精是在公社的供销社买的。一般是一毛钱一包，大包的是五毛钱。爷爷一般买大包的，一是省事，二来是爷爷有钱啊。每一次爷爷取糖精，都很仪式化：爷爷事先把小桌子收拾干净，把包糖精的纸按照纸包原有的顺序，用手指一层纸、一层纸地轻轻地、慢慢地展开。大约有四五层纸的样子，终于看到了那神圣之物糖精。

冲泡糖精水，没有什么秘诀，只要取六七粒糖精即可。累计起来，最多就像一粒高粱米的大小。糖精放多了，水会发苦；放少了，当然，水就不甜了。

我偶尔也会沾点小光的。有时爷爷高兴了，也会赏我半碗糖精水。得到爷爷的赏赐，我会在同伴羡慕的眼神里一饮而尽，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糖精水，就早已到了肚里。

对于我来说，比较常见的待遇是油盐茶。

从高中起一直到补习结束，我都是自己带些大米在学校食堂蒸饭，同时带些咸菜。有时候，几个同学在一起混着吃，咸菜就不够了。为此，母亲给我准备了油盐茶，以防不时之需。

我自己也会炒油盐。可是，母亲都是自己亲手做。她怕我做不好，影响口感。母亲做，当然会复杂得多。先是切好适量的香葱、生姜，外加几粒花椒（因为花椒比较贵，所以，也不能多加）。同时，把盐用镦涡子搋碎（那时的盐都是大盐疙瘩，没有现在的细盐）。生火至铁锅大热，放入豆油或者菜籽油适量熬出油烟（如果是棉油，还要用刷子朝热油里喷水少许，让油释放出大烟，才能蹩出棉油的毒素）。然后，放入生姜，再下香葱，最后放花椒，等片刻这些佐料全部炸至泛黄溢出香味，就可以放入盐了。再将盐炒黄，没有了生盐的味道，油盐就算炒好了。

炒油盐，最关键点是掌握好火候。炒过头了，油盐茶就会发苦；炒不透，油盐茶就会有生盐味。我有一次没有将盐炒透，就匆匆收场，冲泡油盐茶时，就有腥味，喝下去后，竟想吐。所以，母亲不让我炒油盐茶。

那时的油盐茶，不是稀有之物，但也不是每个学生都会带的。所以，油盐茶在同学之间，还是属于“畅销”产品。在不多的带油盐茶的同学中，我的油盐茶更是紧俏。

呵呵，现在想来，母亲的油盐茶还是那么的飘香。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