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期间甘肃方言专著四种＊

莫 超

（兰州城市学院西北方言研究中心 甘肃兰州 730070）

“方言”指与“正言”（雅言）相对的“五方之音”，也称“方语”、“俗语”、“乡音”或“乡谈”等，是共同语的地域分支。古籍当中很早就记载了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道出了方言的空间性。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这道出了方言有历时的变化，又有共时的差异。西汉杨雄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专著，他称的“方言”是跟“通语”相对而言的，其著作中“通语”指不受方言区域限制的词汇，“方言”则是有地域性的称谓。

方言作为历史的化石，既能存古，又能征古，折射社会演变、发展的方方面面。明代学者杨慎在其《丹铅续录》卷三“阿堵”条下云：“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不尔不得也。”近代学者章太炎先生也曾强调其价值“宝贵过于天球九鼎”。西北学人也很重视方言的价值。民国后期，陕西关中范紫东先生在其《关西方言钩沉》卷二中说：“凡研究古音，不能不通关西语。”卷四中又云：“关西语音，多能为古音之证。研究古音学者，不可不知也。”他认为关西是“语音策源地”，“多能为古音之证”。只有通关西语，才能研究古音，将方言作为研究古音的重要凭据。

清代及民国期间，专门研究甘肃方言的专著，有清代后期张澍的《秦音》，民国中前期李鼎超的《陇右方言》、民国后期李恭的《陇右方言发微》、慕寿祺的《甘宁青恒言录》四种。

一 张澍的《秦音》

张澍，字介侯，甘肃武威县人。嘉庆己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新、陕西武功等县知县。张澍博学强记，精考据，有《续黔书》、《二酉堂丛书》、《姓氏寻源录》、《辨误》、《说文引经考证》、《秦音》等二十多种书刊行于世。《秦音》，见于《明清未刊稿汇编初辑》中，屈万里、刘兆佑主编之《张介侯所著书》第十七册。另，南京图书馆藏有清末《秦音》之影印本。

《秦音》体例是先举“初见”之书，再记方言条目及含义，大多加“桉”（即“按语”），比较与他书所记之异同。例如：

《说文》：秦人谓相谒而食麦曰。桉：《方言》注:今关西人呼食欲饱曰。

徐锴《说文系传》云:相谒相见后设麦饭以为常礼,犹今人相见饮茶也。

《通俗文》：矜求，谓之蚑蛷也，关西呼蛷溲为蚑蛷。桉:《声类》云：多足虫也。

《秦音》共计8500 余字，词条342 条。涉及专著53 部/册，其中语言文字类著作13 部。这些著作是：《说文》42条、《方言》165 条、《尔雅》 注12 条、《释名》3 条、《广韵》4条、《广雅》3 条、《纂文》4 条，《字林》2 条、《仓颉篇》2 条。只引用1 条的有《集韵》等四种著作，这里从略。涉及史书及相关注疏10 余部，包括《汉书》注17 条、《史记》注5条、《吕氏春秋》注3 条、其余各书录1--2 条不等。书的最后部分辑录了陕西《临潼县志》、《延绥县志》等志书中的方言词语。

《秦音》是迄今所见甘肃学者的第一本方言专著，开了研究甘肃方言的先河。但据笔者研究，《秦音》的价值似可大打折扣。张澍云：“予于长夏无事，刺取群书，为秦陇人口吻者札记之，为一编目，曰‘秦音’”（见《小序》），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张澍的《秦音》基本上是在别人辑录之基础上作了部分修订，增加了少许条目，其大多数并非原创。刘于义修、沈青崖纂的《陕西通志》当是《秦音》之蓝本。《陕西通志》是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 年)刊本，而《秦音》是道光期间的抄本，早了100 余年。《秦音》从《方言》中辑录的语词，实际是《陕西通志》从《方言》中辑录的。只有几处胪列词语的顺序不一样，如在“擢，拔也，自关而西或曰拔，或曰擢。”及“沓，及也，关之东西曰沓，或曰及。”两条之间,《秦音》将《陕西通志·方言》列在稍后的34 条词语加了进来，其余语词及胪列顺序基本一致。我们认为并非张澍的辑录与《陕西通志》的《方言》巧合。因为张澍尝修屏山、大足、泸溪各县志，《陕西通志》是全国通志的范本，张澍不可能没见到。本书辑录了《临潼县志》、《延绥县志》等志书中的方言，并注明来自《临潼县志》和《延绥县志》，而这正是《陕西通志·方言》的最后部分，足以说明《秦音》与雍正本《陕西通志》的渊源关系。

二 李鼎超的《陇右方言》

李鼎超，字酝班，甘肃武威人，生于1894 年，卒于1931 年，早年在山东求学时，对中西学问皆有涉猎，20 岁开始专注于国学研究，于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无所不观，尤长于文字学。曾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兰州中山大学讲师等。1921 年，李鼎超受父托，编纂《武威县志》，先后编成《人物志》、《艺文志》、《金石志》、《方言志》，先生对《方言志》用力尤勤，先后花费10 年时间方编纂完成，后更名为《陇右方言》。《陇右方言》之抄稿曾得到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的称赏。1988 年，《陇右方言》由其胞弟李鼎文教授校点，作为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陇右文献丛书”之一，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陇右方言》一书保存了大量的甘肃方言尤其是武威方言资料，对该地区的方言词语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描述解释，对陇右地区方言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陇右方言》约十余万字。该书分释词（第一）、释言（第二）、释亲属（第三）、释形体（第四）、释器（第五）、释宫（第六）、释天（第七）、释地（第八）、释动物（第九）、释植物（第十）十部分，体例一依章太炎的《新方言》。

《陇右方言》描述方言词语的体例大致有两种：一是先列书证及词条，再描述相应的方言说法；二是先记录方言说法，再列举书证。前者如：

《庄子·列御寇篇》：“袛三年而缓为儒。”《释文》：“袛，适也。”今亦谓“适”为“袛”，俗书“只”或“止”。

《书》：“皋陶曰：‘都！’”“都”为叹美之辞。今人而诺之曰“都”，读如“者”。（音近“寨”。）

后者如：

今谓此次曰“这一陌”，彼此曰“那一陌”。“陌”，古人作“百”。《墨子·公孟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陈焕谓：“‘百’读为‘陌’，‘陌’犹通也。”（见《诗毛氏传疏·郑风·子衿疏》。）

《陇右方言》最大的特点是广泛征引各类文献资料来对方言词语释义推源，可见作者学识之博及用力之勤。

据笔者统计，《陇右方言》 征引各类文献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字书、韵书：《说文解字》及其注本（773 次）《释文》（61 次）、《尔雅》及其注本（58 次）、《一切经音义》（58 次）、《方言》（47 次）、《玉篇》（23 次）、《广韵》（19 次）、《广雅》（17 次）、《释名》（7 次）、《集韵》（4 次）、《通俗文》（2次）。

第二类是史书：《汉书》及其注本（237 次）、《史记》及其注本（115 次）、《战国策》及其注本（12 次）、《后汉书》（9次）、《国语》（9 次）、《资治通鉴》（2 次）、《新唐书》（2 次）、《魏书》（2 次）、《三国志》（2 次）、《北史》（2 次）、《北齐书》（2 次）。

第三类是经书：《诗经》及其注本（269 次）、《礼记》及其注本（93 次）、《孟子》及其注本（65 次）、《周礼》及其注本46 次、《左传》（55 次）、《尚书》（29 次）、《公羊传》 及其注本（12 次）、《韩诗》（10 次）、《易》（9 次）、《谷梁传》（2次）。

第四类是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在引用时重复的情况不多，除了《文选》被征引7 次，《楚辞》被征引3 次外，其余各书征引均在1-2 次之间, 从略。

第五类是其他文献：《庄子》（69 次）、《淮南子》及其注本（18 次）、《列子》及其注本（18 次）、《考工记》及其注本（15 次）、《吕氏春秋》（14 次）、《韩非子》（13 次）、《荀子》（13 次）、《水经注》（8 次）、《金匮要略》（5 次）、《管子》（5次）、《墨子》（4 次）、《世说新语》（4 次）、《老子》（4 次）、《逸周书》及其注本（4 次）、《法言》及其注本（3 次）、《太玄》（3次）、《素问》（2 次）、《夏小正》（2 次）、《鬼谷子》（2 次）。只引用一次的有《齐民要术》等24 种文献，从略。

三 李恭的《陇右方言发微》

李恭（1901—1970），字行之，甘谷人，早年就学于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从系主任吴承仕先生，研习文字训诂声韵之学。1935 年到苏州国学大师章太炎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学习，与李鼎超同为章氏的私淑弟子。1936 年章太炎病殁，回甘于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讲授音韵学与训诂学。李恭先生治学严谨，著述颇丰，于小学、文献学、史学无不留意，尤勤力于语言文字之学，其对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研究尤为世人所称，著有 《陇右方言发微》、《斯文异诂》、《文史别记》等。其中《陇右方言发微》最为著名，也是李恭先生用力最勤的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说 “予属意于《陇右方言》之作，十七年于兹。毎循览载籍，遇有一名一义与陇语有关者，辄随笔疏记。”该书后经李鼎文、钮国平两先生整理，1988 年被列为《陇右文献丛书》中的一种，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陇右方言发微》分《释言》、《释训》二卷，计有567 条方言语词，皆为“隐微不显之言”，一一予以阐发。比较明白浅易的语词，则次于卷末，共154 条，作为《附编》。其体例是先列出被释词，然后罗列书证，再以今西北方言证之（一般加“案”，重在说明其语音上的嬗变与相通之处）。例如：

参参：《陈风·宛上》“值其鹭羽”，《疏》 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白鹭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恭案：“毵”之本字为“参”，张衡《思玄赋》：“修初服之娑婆兮，长余佩之参参。”《汉书·文帝记》：“八年夏，有长星出于东方。”文颖曰：“孛、彗、长三星，其占略同。彗星光芒长，参参如埽彗。”（陇右名为“埽星”），皆为“参参”形容长之证。陇南至今犹以“参参”为长之形况词，惟音读“沙”耳。（“参”、“沙”声相近）或声转而读作“那”，如云“某人躯干长那那”是也。（《左襄七年》：“参和为仁。”《释文》：“参，七南反，或音三。”今庆阳人俗读“三”音近“南”，而“南”为“那含切”。方音之变，或以叠韵，或因双声。是犹“火尾”，“火尾反”，而有重读“火”声别作“毁”者，齐语是也；读重“尾”音名“火”为“火尾”者，吴语是也。楚语谓“火”为“火果”，则与今音读“火”为呼果切者近矣。）

《陇右方言发微》为了准确释义，广泛征引各类文献资料对方言词语释义推源，文献主要涉及古代和近代语言文字学、史学、经学和文学著作等，大致也分五类。现将该书资料的引征情况统计如下：

第一类是字书、 韵书：《说文解字》（564 次）、《经典释文》（104 次）、《尔雅》（94 次）、《说文解字注》（90 次）、《广韵》（50 次）、《方言》（47 次）、《释名》（43 次）、《玉篇》（29次）、《广雅》（25 次）、《一切经音义》（11 次）、《通俗文》（10次）、《集韵》（10 次）、《小尔雅》（9 次）、《声类》（8 次）、《字林》（7 次）、《十驾斋养新录》（6 次）、《急就篇》及其注本（4次）、《三仓》（4 次）、《说文系传》（3 次）、《正字通》（3 次）、《广雅疏证》（3 次）、《新方言》（3 次）、《古书疑义举例》（2次）、《字苑》（2 次）、《读书杂志》（2 次）、《五经文字》（2次）、 《关西方言今释》（2 次）。引用1 次的有《揅经室一集》等12 种文献，从略。

第二类是史书：《汉书》（69 次）、《史记》（49 次）、《后汉书》（13 次）、《国语》（11 次）、《资治通鉴》 及其注本（5次）、《三国志》及其注本（4 次）、《战国策》（2 次）、《南史》（2 次）、《新唐书》（2 次）、《晋书》（2 次）。引用1 次的有《宋书》等5 种文献，从略。

第三类是经书：《诗经》及其注本（203 次）、《左传》及其注本（87 次）、《周礼》及其注本（66 次）、《礼记》（52 次）、《仪礼》（30 次）、《尚书》（22 次）、《周易》（16 次）、《论语》及其注本 （15 次）、《孟子》（14 次）、《乐记》（4 次）、《中庸》（3次）、《公羊传》（3 次）、《仪礼》（2 次）。

第四类是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在引用时重复的情况不多，除了《文选》及其注本（27 次）、屈原（19 次）、司马相如（6 次）、班固诗赋（4 次）以外，其余各书征引均在1-2次之间，从略。

第五类是其他文献：《管子》（11 次）、《荀子》 及其注本 （12 次）、《颜氏家训》（10 次）、《老子》（7 次）、《淮南子》（7 次）、《墨子》（6 次）、《吕氏春秋》（6 次）、《列子》 及其注本 （4 次）、《司马法》（4 次）、《白虎通》（4 次）、《博物志》（3次）、《韩非子》（3 次）、《初学记》（3 次）、《鹖冠子》（2 次）、《本草纲目》（2 次）、《穆天子传》及其注本（2 次）、《晏子》（2 次）、《逸周书》（2 次）、《太玄》（2 次）、《法言》（2 次）、《国故论衡》（2 次）、《齐民要术》（2 次）、《穆天子传》及其注本（2 次）、《庄子》（2 次）。引用1 次的有《华阳国志》等17 种文献，从略。

与《陇右方言》比较，《陇右方言发微》有三个明显的优点：

第一，《陇右方言发微》（下称“发微”）在释词方面比《陇右方言》简明、清晰，体例一贯。首先列出被释词，然后罗列书证，再以今西北方言证之。“案”的说明也不絮烦，重在说明其语音上的嬗变与相通之处，三言两语，令人信服。而《陇右方言》在释词体例上显得不太严整，有先说方言称谓再引书证者，有先列书证再陈方言者，有的只解释了某字当作某字，未列方言说法，或只陈述某个语词在不同文献中出现的情况，未予评述。在这一点上，《发微》胜过《陇右方言》。

第二，《发微》描述的西北方言比《陇右方言》词条多，指出的方言点比后者面宽而且具体，几乎遍及甘肃全省。而《陇右方言》一般只列举凉州话（即如作者所说“就武威方言次第笔之”）或通语（概称“今言”），可见《发微》作者李恭比《陇右方言》作者李鼎超更熟悉西北方言，对西北方言具有更多的感性认识。

第三，《发微》除了以现实口头方言征古外，还引用民俗、生活中的语言材料来证明语词的引申演变情况。如对“耦合”一词的解释就涉及婚姻、戏曲、棋牌中的语词运用情况。而《陇右方言》因囿于文献，虽显专业但境界不开，倒不如《发微》雅俗相济。

四 慕寿祺的《甘宁青方言录》

慕少堂（1871—1947），名寿祺，字子介，甘肃省镇原县人，晚晴举人，早年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甘肃省议会议长，是陇上著名文史学者、教育家，也是甘肃方言、曲艺、戏曲、民间艺术研究者，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治学严谨，一生计有专著四十余部。代表作品有《读经笔记》、《甘宁青方言录》、《中国小说考》、《敦煌艺文志》、《音韵学源流考》等。

《甘宁青方言录》包括张掖县方言、皋兰县方言、临夏县（即古河州）方言、陇西各县方言、陇东各县方言、镇原县方言、河西各县方言、永登县即故平番县方言、民勤县故镇番县方言、隆德县方言、西固县方言等大小十一地域的方言，计五万余字。体例自谓“仿《畿辅通志》例，粗言大概，间附案语于各条后”。这里以全书第一部分《张掖县方言》之第一条为例，以管窥其豹：

平仄不分者（字无复音，平音如乖斋开歪腮，仄声如买揣改矮歹，绝不相混，张掖则不然）：

中钟种众宫（概读宫）；春冲重空（概读空）；窗床穿川筐（概读筐）……

有与古韵通者：

沙门之“沙”读“桑”（古无六麻韵，东乐人读桑，东乐分县。）祖宗之“宗”读“尊”（古帝尊卢氏一作“宗卢”，“宗”、“尊”古通用。）天窗之“窗”读“筐”（“江”、“阳”古韵通）学官之“官”读“馆”（古“官”、“馆”通）

《甘宁青方言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方言描写中同时注重相关的民俗记载，扩展了研究领域，也增加了著作的可读性（即趣味性）。如《皋兰县方言》之“铁柱开花”条：

铁柱开花，谓永远监禁者之开释无期也。

案： 吴湘见有俗谚，见事难成则云 “须铁柱开花”。《杨升庵集》谓“余在广西殷指挥家，见一树高可三四尺，干叶皆紫黑色，叶小类石榴，质理细厚。问之，曰“此铁树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一开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气。”兰州南府街江西会馆颜其额曰“铁柱宫”，内奉许旌阳先生。相传旌阳降伏水怪，以铁柱锁于井中。水怪能人言，问“何时开释？”旌阳曰“铁柱开花，放尔还家。”比铁树开花为尤难。毫无疑问，慕寿祺的《甘宁青方言录》不仅具有方言学价值，也据有民俗学价值。

［1］郭康 松.清代考据学 的启蒙［DB/OL］.［2013-04-09］.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wh.htm.

［2］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论汉字统一会［M］.浙江图书馆校勘本.

［3］范紫东.胡孔哲校订.关西方言钩沉［M］.西安:西安克兴印书馆,1947.

［4］刘于义，沈青崖.陕西通志［M］.清雍正十三年刊本，甘肃省图书馆藏.

［5］张克非.也论河西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J］.甘肃社会科学，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