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鸟”张奚若

□王开林

牵着张奚若的“终身牛绹”

张奚若出生于己丑年(1889年)，生肖属牛。他为人机警，谁想用绳索穿他的“牛鼻子”可不容易。留学之前，张奚若结识了陕西籍的革命志士于右任、杨西堂（他未来的岳父）、井勿幕等，加入了同盟会。张奚若曾亲聆孙中山的演说，这一回他倒是乐得承认：“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凡是牛鼻子，总得有人给它穿上长绹才行。张奚若终身崇尚民主政治，被这根牛绹穿了鼻子，他是心甘情愿的。

24岁那年，他泛洋赴美，进哥伦比亚大学，原打算专修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先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所以权衡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到1925年，张奚若在美国和欧洲求学，度过了12个春秋，结识了金岳霖、徐志摩、傅斯年等多位同好，对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充分的研究与观察。天天下笨工夫，日日做真学问，勤勉朝夕，终于积跬步而成千里。

很少有学生敢修张奚若的课

1949年陈毅前排（右二）与张奚若（持帽者）等人合影

1932年，张奚若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代表教授会致词：现在诸位要踏上社会的旅途了，我就本着临别赠言的意思，向诸位说几句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第一点是奋斗。社会是浑浊的、黑暗的、复杂的，诸位在学校里得到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足以应付自如的，将来势必会遇到许多压迫和阻碍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屈服迁就，虽然在小节上也不妨姑且从权，可是我们的宗旨，正义所在的地方，都万万不能迁就，不能屈服。我们必须要奋斗抵抗。否则那就有负我们在校时的修养了！第二点是续学。学问无止境。我们在校时，尽管成绩很好，但是一到了社会上运用起来，立时就会感觉到自己学问的不足。而且学术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若不继续求学，即使从前所学的，没有抛荒，也要落伍的。第三点是耐劳……金岳霖打趣张奚若是“三点之教者”，应该不算冤枉他。

在西南联大，张奚若的课素以严格著称。拾人牙慧、想走捷径者很难过关，而那些独立思考的学生，哪怕与张奚若的观点并不吻合，甚至正相反对，只要言之有物，自圆其说，就能如愿以偿地拿到学分。1936年秋，清华全校只有八位“敢吃河豚”的学生选修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结果四人不及格。

抨击当局“独裁专断”，蒋提醒他“别太刻薄”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抨击当局“独裁专断”，“腐败无能”。蒋介石颇感难堪，按铃提醒，语气平和地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公道地说，蒋的表现很有雅量，他并未当众发飙，大骂“娘希匹”，张的表现则显得过火，有失绅士风度。等到下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不念旧嫌，仍给张奚若寄发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当时教育部刚性规定各大学系主任一律加入国民党，张奚若是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系主任，他公开反对，拒绝填表，也并未因此落职。

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发表演讲，听众多达六七千人。一开口，他就毫不留情地抨击当局：“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个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张奚若给国民党政权下的评语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此前提下做到四点：一是蒋介石下台，二是组织联合政府，三是惩办反动分子，四是召集宪法会议。这位政治学家振臂疾呼：“假若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论言词之犀利、观点之鲜明、感情之丰沛和影响之深远，张奚若的这次演讲与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相比毫不逊色。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邀功请赏而妄自主张，偏转枪口，将暗杀的目标锁定为闻一多，而不是张奚若，原因只有一个：张奚若是同盟会老会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闻一多则是单纯的大学教授。张奚若说“无政可议”，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实为“免死金牌”。

“反右”与“文革”受到周恩来的强力保护

在西南联大时，他说过“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1956年上半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依然强调“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1957年5月，全国整风运动如火如荼，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张奚若放了一炮，他提出了十六字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道：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有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扫除。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高速发展的。这一回，张奚若突破了以往的“三点之教”，升格为四条。

张奚若居然没有被打成极右派，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照常参加外事活动。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漏网”是奇迹，是运气特别好，实则他得益于周恩来的强力保护。“文革”时期，张奚若再度被周恩来列入12位应予特别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因此少受了许多冲击。

五年教育部长任内建树无多

1952年11月，张奚若出任教育部部长。个人的良知良能作用终归有限，张奚若担任了五年多的教育部部长，很难说他有什么能令后世铭记称道的建树。与同时代学者相比，他的著述不算宏富，但这无妨他成为公认的大学者。建国后，由于事务缠身，他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谠言直论竟只有区区一篇《批评工作中的“四大偏差”》——怎么会少到这等“极度歉收”的程度？也许是他敏锐的观察力帮助了他，因而在言行方面收敛了许多。对此结论笔者把握不大，有心人不妨循此路径研究下去，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