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本源视角下的经济区运行效率探究

邓晰隆 叶子荣

（1.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0031；2.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730050）

一、引 言

人类在数千年的经济活动中形成了宝贵的经济学理论，并以此实践创造出如今丰富的物质财富。随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系统科学，其理论变得越发复杂和抽象，各种经济指标也变得难以被普通人理解，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归宿彻底被指标化和抽象化了。然而，当我们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专业的时候，就应该停下来对所谓的专业知识进行返璞归真。近百余年中的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金融衍生品的专业性将我们渐行渐远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初衷。同样，中国的经济区划也正经历着专业化和指标化的洗礼。中国经济区发展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布局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特区建设的发展历程，到如今经济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生态形式。各地方政府都在争取有利于本区域发展的经济区划方式，以寻求在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但是要采取怎样的区划方式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导致经济区的发展逃脱不了指标化的命运，各地方政府为了迎合这套标准甚至不惜采取行政手段强势干预经济区的运行。例如，为了迎合总体GDP的指标，西安市政府2012年组织200家企业搬迁以保GDP增长。这些刻意迎合指标的直接结果就是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挑战，居民生活环境恶化，生活满意度下降，贫富差距拉大等。这些现象让普通老百姓越来越费解：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并非不够努力，老百姓也并非不勤劳，经济总量也并非没有提高，生活品质也并非没有提升，但是为何生活满意度却在下降？若仅限于经济原因，本文认为经济总量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都是指标化的结果，而生活满意度却是人们对经济发展原始需求的解读，人们享受更多物质财富的满意度被安全感丧失等不良因素过分冲抵。例如，人们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每月可消费的猪肉量增加了数倍，但是进入人们身体的瘦肉精等激素却增加得更多。这都是指标化经济渐行渐远于人们对经济发展的原始追求的结果。然而，对经济发展进行指标评价并没有错，甚至指标评价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指标评价就无法进行对比，就无法使经济发展保持在不断增长的轨道，只不过当我们的指标变得越来越专业和抽象的时候，就必须返璞归真人类对经济发展的原始追求，使经济指标体系的价值取向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原始追求保持一致。

为了更好地说明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对于现已指标化了的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意义，本文将在第二节对经济发展的本源进行探究，基于经济发展本源对经济区运行效率进行科学界定是文章第三节的内容；最后，为了使经济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第四节将以经济发展本源的价值观为基础，探讨经济区运行效率的实现逻辑，以促使经济区域健康发展。

二、经济发展的本源探究

（一）最大化商品和劳务的产出

物质文明是最明显的人类文明的载体之一，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批判它的古典经济学还是再后来的现代经济学，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视为自己研究的核心主题。重商主义将一国的经济增长与贸易顺差所增加的贵金属货币积累混为一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更加关注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更加富裕；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公认资源是稀缺的，他们更关注在资源稀缺程度给定的情况下如何组织经济活动以获取最大效用。尽管它们进行研究的假定条件有所差别，但是，生产出“最大数量的商品和劳务”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和夙愿。欲望是人类进化的原动力，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以资源稀缺性为经济增长的研究起点，是因为人类的欲望总是非线性增加的，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欲望，我们必须获得更多!现实中，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产品，除了战争掠夺这样的极端手段，人们更加关注通过分工、技术进步等对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组织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这期间涌现出例如索洛、拉姆齐等经济增长模型，它们都在试图探究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和增长规律，使人类享受到最大数量的商品和劳务服务。

（二）最长时间持续的经济发展

人类对物质文明的追求绝对不是限于一时的欢愉，从人类的发展历程看，为了能够继续生存而努力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命题。为了持续生存与发展，这个世界有了侵略者和反抗者，侵略者为了获得更多资源维持更长时间的生存与发展，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侵略行为；反抗者则不惜牺牲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生命，以换取子孙后代更长时间的自由平等的持续生存与发展空间。为了持续生存与发展，人类有了卓越的技术进步，试图不断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以及不断寻找资源替代品。工业革命带来了爆炸式的技术进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使我们享受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物质文明，但让人忧虑的是分工所带来的“经济水平效应”加速了人类对资源的消耗，以石油和煤炭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为例，近200年间人类对它们的消耗量几乎是以大爆炸的速度在增长，高速增长的资源消耗量与其不可再生性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着人类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受到了人类高度关注，然而，在我们悲观地关注近200年间人类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以爆炸性速度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安慰地看到近200年中人类的新发明和技术进步也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只不过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这两者中哪个的增长速度更快，因为那将直接影响我们的持续性发展。

（三）经济发展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人类对经济发展的原始追求包括了“最大化商品和劳务的产出”和“最长时间持续的经济发展”两个方面，但考虑到不可再生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述两种原始追求就成为人类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两难冲突，处理好这个两难冲突涉及经济伦理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则是以经济发展本源为逻辑起点，尽量避免宗教伦理价值观的影响，更多地站在客观立场来处理“最大化商品和劳务的产出”和“最长时间持续的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冲突，这样，“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会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1.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回顾

需求层次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43）在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中首创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人的行为受需求影响，但只有当需求未满足时才能影响其行为，已满足的需求不能充当激励工具；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存在一个自然排序，即从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需求到复杂的（如自我实现）需求。只有当人的某一级需求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如此逐级上升，成为推动其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该理论认为，人受到多种需求的激励，这些需求由低到高可归结为五类：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2.经济发展历程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划分

回顾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这一历程同样具有解释力，人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样经历着从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层次递进过程。在原始社会阶段，不断获取生存所必须的食物和过冬的御寒之物是人类最经常性的活动，为了满足这一最基础的生理需求，人们开始了分工协作、贸易，甚至有了冲突和战争，最终进入奴隶社会，这属于经济发展的生理需求阶段。当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初期，人类开始通过正常与非正常手段不断积累自己的财富，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提供安全保障，这属于经济发展的安全需求阶段。在近代，各国政治体制呈现出多样性，贫富差距明显，各国对经济发展需求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例如，以非洲为代表的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停留在生理需求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正为着安全而努力，不惜以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另一方面又不时地对贫穷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可见它们处于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的复合阶段；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高科技投入和高经济收益的良性循环阶段，它们也对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但同时也不断推行经济强权，因此它们表现出对安全、社交和尊重的复合需求。至于经济发展的最高层次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还需要人类更长时间的努力，按照马斯洛的解释，自我实现需求要求人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所期望的人物，这是一种对创造的需求。有自我实现需求的人都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这在经济发展中则表现为所有人都是充分、忘我地去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供全人类共同享用，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马克思（Marx，1848）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阶段。

3.经济发展本源的马斯洛需求层次启示

对经济发展进行马斯洛需求层次划分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经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是以人类智慧进步为基础的，不同阶段的人类智慧有着对经济发展不同层次的需求，当人类智慧不断进步，满足且超越了当下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出现，并将对人类进一步提升智慧形成激励。因此，智慧孕育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并不断追赶着去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样周而复始地推动着经济不断发展，这是一个空间不断扩展和时间不断延续的过程。空间不断扩展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时点都要全力以赴地争取“最大化商品和劳务的产出”来满足略高于此时点上的需求水平；时间不断延续意味着我们不能过度透支资源，而是需要不断依靠技术进步使经济发展能够“最长时间的持续”。现实中，每一个技术平台就对应着一个既定的经济发展需求层次，既定的需求层次也就对应着相应的经济效率要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每一个技术平台上，竭尽所能让经济效率与该技术平台相匹配，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本源性界定。

三、经济区运行效率的本源性界定

“最大化商品和劳务的产出”和“最长时间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本源性目标，同时它们也是存在着两难冲突的统一体，而在每一个技术平台上，竭尽所能让经济效率与该技术平台相匹配是解决这个两难冲突的最好办法。因此，如何提高并保持“效率”成为了经济区域发展的重要课题，曼昆（N·Gregory Mankiw，2005）在其经济学教材中给出了“效率”的定义：效率是指当社会能从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或者说经济活动能够利用它所拥有的全部稀缺资源，这种结果就是有效率的。曼昆的效率界定实际上包含了两种形式：第一，“经济活动能够利用它所拥有的全部稀缺资源”表达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第二，“社会能从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表达的是商品的生产技术效率。

（一）经济区的资源配置效率界定

经济发展需要多种要素的共同作用，经济区域内各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是经济区获得高水平经济发展的保证，资源优化配置的程度就是对其配置效率的度量。现实中，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对“资源配置效率”状态的规范解释：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任何资源的重新配置都不可能在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的同时，而不降低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这种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或称帕累托效率状态。所有通过重新配置资源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做法都称为帕累托效率改进。经济区的运行也需要实现这样的效率状态。要实现效率，就要求经济区域内的每个经济体必须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上，使其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由于在既定的技术平台上，各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呈现出递减规律，因此，经济区划的目的就是要重新配置区域内有限的生产要素，使它们能够保持较高的边际回报率。现实中，以相对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分工经济就是最常见的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做法。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恰恰就是按照这一逻辑，利用劳动力要素的相对比较优势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赶超战略”，通过开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务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只是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但是经济发展可以达到年增8%以上的增速，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魅力所在，因为它能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带来巨大的 “经济水平效应”实现经济增长，这也正好迎合了经济发展本源需求对“最大化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要求。

（二）经济区的生产技术效率界定

最早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生产技术效率概念的是Farrell（1957），他认为技术效率强调的是生产要素自身在生产活动中转换成产品成果的转换能力，与产品价格和市场供求状况无关，是一个单纯的生产供给层面的概念。因此，技术效率的度量可以通过如下两种途径得以实现：一是基于“要素投入”的技术效率，即在既定的产品产出下，用要素组合的理论最小投入量与其实际投入量的比值来度量其技术效率，这个比值介于0~1之间，其值越大（或越接近于1）则说明技术效率越高，反之则反；二是基于“产品产出”的技术效率，即在既定的要素组合投入下，用产品的实际产出量与理论最大产出量的比值来度量其技术效率，该比值介于0~1之间，其值越大（或越接近于1）则说明技术效率越高，反之则反。现实中，影响投入产出比的因素很多，例如管理制度、科技水平等，其中，类似于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因素都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在保证资源配置效率完全的情况下，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劳动者自身的生产技巧和能力的增强，因此生产技术效率的改进在于生产环境的改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等一系列科技进步活动，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既定产品产量的要求条件下，消耗尽可能少的资源。技术改进程度越高，消耗资源的减少程度也就越大，这对于一个经济区域而言，资源消耗量越少就意味着“最长时间持续的经济发展”越能得以实现。因此，生产技术效率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效应”。

（三）两种效率的关系

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效率更多地表现为经济合作的分工效率，它与技术效率属于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它们既区别又相互联系。其区别在于资源配置效率带来的是“经济水平效应”，生产技术效率带来的是“经济增长效应”；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带来的“经济水平效应”能够创造出更大数量的物质产出，其中包括提升技术效率所必需的科技资源要素。因此，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促使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当技术效率提高后，它又将反过来对资源配置效率提出更高要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更多的科技要素投入是经济发展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经济行为，当技术效率维持在科技瓶颈平台上时，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所引起的“水平效应”恰好可以为技术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必要的科技资源。这一观点早在斯密（Smith，1776）对分工好处的论述中就有所体现，他认为分工的好处表现为单个工人劳动技巧的提升，减少了从一种生产劳动转向另一种生产劳动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有助于机器的发明。斯密的这一思想在为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促进技术效率的辩护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后期的黑格尔、尤利深入研究的结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简化了每个专家的工作，使他们能更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工作，带来熟能生巧的效果以提高生产技术效率；二是巴比奇信奉的分工可以避免重复学习和训练从而达到节省固定学习成本以提高生产技术效率的目的。另一方面，当技术效率改进后，经济发展将置身于更高的技术平台，同等水平的资源配置效率将能引起更高的“经济水平效应”。这个逻辑并不复杂，当专业化生产实现了熟能生巧、简化工作、机器发明等技术效率进步时，专业化生产的空间就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分工变得更加精细。对此马克思（Marx，1867）有较深入的分析，“机器生产使用相对较少的工人所生产出的工具和半成品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机器生产同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得采用了机器生产所属行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无比巨大的提高”。同时马克思也同意斯密的观点，即生产分工是先于产业机械化的，这恰好印证了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促使技术效率的提高，技术效率提高后又反过来对资源配置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的论点。

四、经济区运行效率的实现逻辑

经济区域发展的本源性目标是以满足区域内人们的经济需求为目的的，实现“最大化商品和劳务的产出”和“最长时间持续的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区域发展的本源性要求，而这种本源性要求的达成则受制于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双重制约，因此，同时实现这两种效率并使其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就是一个直接和易懂的逻辑。

（一）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逻辑

进行经济区划的初衷就是对经济区域内的资源通过分工和专业化的方式进行重新配置，以实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经济产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有两种途径，即完全垄断和不计交易成本的市场配置方式。现实中，完全垄断的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着实质性操作难度。因此，提高经济区域内的市场化程度是更具操作性有效方法，但这对于经济区划的发起者（政府）而言，存在着悖论：即提高市场化程度就意味着政府应该在资源配置方面让位于市场，只有当市场出现局部失灵时，政府才应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但政府又是经济区划的发起者，很明显，政府是经济区划中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主导者。这样的悖论使得政府在经济区划过程中难以准确定位职能，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实现。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区划要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必须把握住以下两个关键阶段的职能定位。

1.政府在经济区设立阶段的职能定位

经济区的设立方式直接决定了政府在该区域内的经济职能模式，因为它决定了区域内资源重新配置的工作量大小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当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区设立方式被选择时，就意味着政府要对每一份额资源的重新配置施加外力，政府的经济职能则表现为“全能的资源配置者”。然而现实中，无论政府是否在某一区域设立经济区，在物理空间上，该区域内实际都存在着某种固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其效率的高低是由该区域内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在经济实践中，资源按照一定比例组合在一起实现经济增长，这一过程中，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相应的交易成本，不同的资源禀赋对应着不同的交易成本，也就形成了不同区域内原始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经济区划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变该区域内资源的原始配置效率，其改进方法就是不断降低该区域内各种经济资源相互组合的交易成本。因此，在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基础上顺势而为，通过统筹各种资源不断降低交易成本就成为经济区设立固有的原则和逻辑。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设立经济区必须以区域内的自然资源禀赋结构为前提，坚持按照资源自由度由低到高的排序原则确定区域内的中心要素，因为重新配置低自由度资源就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政府应尽量选择能够最大程度固化低自由度资源的重置方式，在圈定区域的物理空间时，也应尽可能多地圈定更多低自由度资源的区域作为区划空间。

2.政府在经济区运行阶段的职能定位

政府是经济区划的发起者，它可以依靠行政手段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用完全垄断的方式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政府也可以退出竞争性市场，只当场地维护员而不当运动员，把资源配置任务完全交给市场。但正如前文论述的那样，完全垄断存在着实质性操作难度，人们更倾向于市场手段。然而，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也同样会因为“经济外部性”而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纠正这种“经济外部性”，让市场机制保持着健康状态，这就是政府作为场地维护员的角色定位。另外，市场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总是存在着差异，其原因除了“市场失灵”之外，还表现在市场机制存在高昂的市场试错成本，这是由市场中人们的自利决策机制诱发的。现实中，试错成本与市场中信息完全的程度呈现出正比例关系。例如，商品的出售者需要将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经过一次市场配置就能完成交易；如果信息滞后严重，该商品可能会经过多次转手才能到达出价最高的人手中。但在对市场机制的理论分析中，商品无论经过多少次交易，最终总会到达出价最高的人手中。新古典经济模型往往就是这样抽离了时间变量，也就抽离了模型中的市场试错成本，所以理论模型分析的结果就是：市场机制是除完全垄断之外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而现实中，这类理论模型却很难解释在同样的市场化程度条件下，不同经济区的运行效率不尽相同的现象，由此可见，市场机制存在“试错成本”的现象恰好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区划方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基于此，本文认为，在经济区运行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要表现为当好场地维护员，而且还要当好场地建设者，努力提升经济区域内的信息完全程度，向市场提供更多关于经济交往的公共产品以降低市场机制的试错成本。

（二）技术效率的实现逻辑

技术效率的概念界定是简单直接的，即用最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化的产出，实现技术效率的逻辑就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科技水平。但这个逻辑实现的具体手段却是复杂和困难的。目前我国的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是以国家投入为主，主要由公立科研院所具体承担，由于体制原因，国家科技投入和产出的效率不高，成果转化率也较低，导致了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中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缓慢。本文认为快速提升生产技术效率首先需改变政府单一投资的科技投入模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企业涉足科技创新领域。目前民间资本和企业不愿涉足科技创新领域的原因有三，第一，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极强的经济正外部性，而我国又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知识产权法制不够完善，且执法力度低，企业应该得到的专利保护仅仅停留于法律条文层面，挫伤了民间资本和企业涉足科技投入的积极性；第二，我国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生存竞争白热化，而科技创新活动对资金和科研硬件条件的依赖都相对较高，民营企业难以独立完成；第三，我国现行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较为严重，中小民营企业往往被界定成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很难吸引到一流的科研人才。基于上述原因，建议：第一，政府需强化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体现在进一步健全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加强执法力度；第二，加快现有科研机构和院所的改制，实行股份制，并提高民营资本的占股比例；第三，积极鼓励和引导区域性行业协会的建立，以行业协会为中心，由各会员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科研所，实现科技成果按股份共享；第四，统一民营和国有科研院所中科研人员的职称管理和其他福利待遇，建立起科研人员的流动机制，鼓励其合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