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对立与互用
——“十七年”经典锡剧的叙事策略及其意义

■王永春

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对立与互用
——“十七年”经典锡剧的叙事策略及其意义

■王永春

锡剧，又称“常锡剧”，被誉为“太湖一枝梅”，与越剧、黄梅戏同为华东地区三大地方剧种。发源于江苏无锡、常州一带，由两地滩簧演变而来，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流行于苏南地区，在江、浙、沪一带有广泛的影响。百余年来，锡剧逐步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田间走向剧场，从民间小戏演变为体系化的戏曲剧种。

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是锡剧发展的黄金年代。其时，锡剧等剧种都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锡剧各剧团废除“幕表制”，建立“剧本制”，强化“导演制”，并在舞台、音乐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艺术革新。《双推磨》、《拔兰花》、《庵堂相会》等整理改编剧目，《走上新路》、《红花曲》、《农家宝》等现代戏，艺术风格各异，被广为传播，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十七年的文化、宣传与教育背景中，广大民众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比较单一与匮乏。而锡剧等传统戏曲掌握着丰富的民间资源以及表达方式，为建构政治伦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着多种可能性。锡剧等被文化管理部门积极有效地运作起来，经过“改人、改戏、改制”等运动，终于成为文艺战线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在改编剧目与原创现代戏的创作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表达“娱乐人民与教育人民”的重要历史任务，锡剧创作者比较准确把握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要求，以政治伦理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并对传统民间伦理叙事加以改造，从而实现锡剧“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其实，正是在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互相作用下，锡剧表现为明暗两层叙事线索。表层，是以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农业合作化、工业生产等主要题材的政治伦理叙事，是为了教育人民的；底层，多是以寡妇门前是非多、痴情女子负心汉、私奔等为主的传统民间叙事，是为了娱乐人民的。而民众，也正是在对民间伦理叙事的欣赏中，逐渐在政治伦理的规训下成长起来，从而成长为政治伦理所需要的“人民群众”。

一．爱情婚姻类的叙事模式

爱情婚姻是锡剧创作中的重要类型。在表层，政治伦理大多讲述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束缚、压制与摧残，以及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婚姻的追求。在潜层，民间伦理叙事欲言又止、欲说还羞，对“寡妇门前是非多”、“情人幽会”、“私奔”等传统母题进行叙述与品味，而政治伦理则在对民间伦理叙事的借用中完成对传统性的改造与现代性的创造。

《双推磨》由锡剧早期对子戏《磨豆腐》与《小寡妇粜米》改编整理而成，讲述长工何宜度与寡妇苏小娥的故事。作为新中国的改编剧目，创作者明确地看到改编剧目与原剧之间在“爱情与色情”之间的区别，剔除其调情打趣的不健康部分后，提炼出“阶级斗争”及“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政治伦理命题。何宜度的“长工”身份体现着革命血统，也反映着农民对地主阶级压迫的反抗，“恨东家良心好像乌煤样，拿我工钱都赖光”；而苏小娥埋怨“寡妇命乖克丈夫，寡妇命薄该吃苦”，则是为了表达“封建礼教吃人”的政治伦理；“你我都是苦根生”，阶级属性的确定，奠定了二人“应该互相来帮助”的合法性与进步性。

正是在政治伦理的合法外衣下，民间伦理才可能更充分地实现其叙事。苏小娥的“寡妇”身份，才是底层民众对“寡妇门前是非多”的阅读期待。二人不打不相识，相遇后一见如故。于是，美艳的小寡妇发出“叔叔呀，你为啥自己还不了”的爱情询问，饥渴的老光棍则发出“我哪里来的浑身劲”的爱情诉求，干柴烈火，一拍即合，一夜生情。次日清晨，“树头上，喜鹊叫，喜气洋洋”。在此，政治伦理对于“爱情自由”的正面叙事与民间伦理对于“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反面叙事不谋而合，互为运用。

另外，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又有着共同的诉求和叙事要求。“磨豆腐”就提供了劳动的情景，政治伦理自然是讲究“劳动光荣”的，而“劳动致富”也是民间伦理的核心诉求。由此，“劳动人民怎样在劳动中产生爱情，并进一步冲破封建制度的樊笼，争取婚姻幸福”的革命主题得以充分展现；而“双推磨”的一个“双”字，更在单纯的“磨豆腐”劳动情景上加入“琴瑟相合”的爱情主题。剧中，青年男女“推呀拉呀转又转，磨儿转得圆又圆”；剧外，潜伏在底层的民间伦理也为民众提供了一场美妙的视听盛宴。

关于爱情婚姻题材的锡剧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贫苦男子与富家小姐恋爱时，小姐大多能够坚持爱情婚姻的自由选择，毅然与阻挠势力决裂；当富家公子向贫苦女子求爱时，则受到女子的嘲讽与拒绝。

电影版《庵堂相会》，1956年出品，由吴白匋等根据王嘉大、过昭容原稿整理。建国初，改编要是服务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宣传婚姻爱情自由等反封建、反迷信等现实政治目的。此剧之所以受到民众的喜爱，更多是基于民间伦理对“嫌贫爱富”观念的厌嫌与对知书达理、美丽的大家小姐的艳羡。甬剧《双玉蝉》发表于1961年，锡剧版由此改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婚姻的基本模式。处于此模式下的大家小姐即使面对未成年的“小丈夫”，也只能默然接受，否则就违背了封建礼法。然而，大家小姐对婚姻的不离不弃，却更多不是从爱情婚姻自由地角度来考量，而是基于传统民间伦理中的婚姻观念。政治伦理合法性的阐释，在面对长期接受民间伦理的底层民众时，显然陷入一个两难的困境。本欲打破民间伦理的旧秩序，建立政治伦理的新秩序；却又不得不利用民间伦理旧秩序的群众基础与基本法则。

对子戏《秋香送茶》，俞介君编剧。张财主家的二相公，看上丫鬟秋香，欲讨作房小。百般调戏、软硬兼施，却被刁蛮伶俐的丫头不卑不亢地巧妙拒绝。其中“卖四方”一节，更是将二人的斗智斗勇表现出来。秋香的“外面地方苦是苦，我就是硬树扁担不弯腰”，就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硬骨头”，不愿做纨绔子弟嘴里的“肥羊肉”。“苦与甜”，“软与硬”，则是政治伦理叙事的需要。《摘石榴》如出一辙，也是贫贱少女戏耍富家少爷的故事。门里门外，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生志向与审美情趣。门里门外，也把“美与丑”分开来，也把“人与狗”分开来。以“狗”作喻，即把地主老财比作“恶煞狗”，心如毒狼，又把他们耍作可笑的“哈巴狗”。因了“阶级成分”，赵自茂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大包草”，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其作为地主阶级的本性也由此展现，不种泥田好吃米，不养花蚕穿丝绸。而“革命妇女”的刘金秀，作为劳动人民的代表，对于地主的所谓“恩宠”，自然是不屑一顾的，“绫罗绸缎”、“鱼翅海参”、“丫鬟侍奉”、“厅堂大高楼”皆是浮云；其对地主阶级的嘲讽，则几近嬉笑怒骂之能事。当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相结合（仇富、男女斗嘴）后，才能获得满足“人民”的期待并与其共鸣。

寒酸书生追求到了千金小姐，而刁蛮丫头却拒绝了纨绔子弟。其实，地方戏曲多是在民间流传中获得资源与修改（又多由落魄文人完成），“女子”在其中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完全无法实现自主的选择，而上述模式也就成了落魄文人与底层民众对爱情婚姻的一种“消费”与“意淫”。建国后的改编中，政治伦理则借助民间伦理对爱情婚姻的此种想象，来展现二元对立的人民与地主不同本质，以实现政治伦理的叙事需要。

二.革命现代戏的叙事模式

与单纯的爱情婚姻类题材相比，革命现代戏中，政治伦理叙事大行其道，对民间资源的利用上更加纯净，对民间伦理叙事的借用上也更加隐晦。当时的主要剧目有《红花曲》、《红色的种子》、《农家宝》、《走上新路》等，主要指向农业合作化及工业生产等题材。

电影版《红花曲》，1965年出品。主要表述无产阶级工业战线上的“比学赶超”，不仅要“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比思想”。为了凸显“革命思想”的重要性，从政治伦理的立场出发，设置了两组人物：先进人物（黎玉贞）与落后人物（萧桂英），通过她俩在生产中的行为来说明“思想”的重要意义。先进人物因为谦虚学习更加先进，落后人物因为骄傲自满而固步自封。不过，“在党支部和黎玉贞的教育帮助下，萧桂英终于认识了自己固步自封的危害性，改变了骄傲自大的态度，与黎玉贞一起到新新厂去学习。”

《走上新路》与《农家宝》，都是指向农业题材的。以题材分门别类，本身就是政治伦理进行文艺生产与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走上新路，即走上合作化的集体之路。“饮水思源不忘本，听党话跟党走，忠心耿耿为集体，不断革命永远再前进。”“继续革命”的时代已然到来，政治伦理处于全知全能的位置，掌控着包括地方戏曲在内各种文艺战线。其实，李瑞珍、姚根娣与李双双、银环等女模范一样，都是是被政治伦理建构的革命新人。她们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多是“舍小家顾大家”，一颗红心献给集体。然而，她们的家人，大伯张伯文与丈夫赵日升等，有多是保守的，老成持重，不思进取。革命现代戏中，革命的政治伦理选择了女性，把她们作为“革命新人”加以塑造，她们也因此被建构与被想象。由此，女性形象抛却了爱情与家庭，走向了革命与政治。

劳动本是政治伦理的基本主题之一。“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在为谁劳动的问题上，政治伦理还是做出了评判。“你们不晓得，我家小红爷有些地方蛮好，勤俭持家，劳动头挑，经验丰富，也肯传教。就是有时候呀……自私自利思想还丢勿掉。”为集体的，还是为个体的，是政治伦理评判劳动是否光荣的一个基本标准。女性形象为集体，自然光荣；男性形象为个体，必然落后。然而，在民间伦理中，“耕读传家久，诗书礼义长”，劳动与文化一起经常成为对人的评判标准。那些看似固步自封的中年男性角色，才是民间伦理中最具劳动者本质的。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差距越来越大，二者在叙事上也难以找到更多的共同路向。“赋予民间卫生化、秩序化的标准，负责执行民间卫生化、秩序化的，正是延安政治权力”，劳动的集体化被定义为合法与进步，藏污纳垢的民间伦理叙事被卫生化与秩序化，政治伦理秩序的全知全能角色进一步确定。

不过，在通过劳动来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上，二者却又是基本一致的。《农家宝》中，夫妻拌嘴似的一男一女之间的唱和，才构成了新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才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也是政治伦理所需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吧。

建国后，为了更好地来管理、教育人民，党和国家对革命合法性与进步性的叙事需要有效的展开，而文学艺术正是这种正当性构建的重要方式与内容。“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发现与强调。而领袖对于创作“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的要求，更是直接串起了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让二者产生互用的可能。由此，“民间伦理显而易见是政权建立之初构建自身正当性的重要的资源。当政治的理想、秩序被解释为与根深蒂固的民间的理想、秩序吻合一致时，这种政治的合法性终于获得情感和理智的强大支撑，变得不可质询，无法动摇。”

在对爱情婚姻的叙事上，锡剧等传统民间文艺表现方式找到了与政治伦理一致之处，积极参与到政治伦理秩序的建构之中。当革命继续发展，政治伦理对国家的有效控制以后，在指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民间伦理的藏污纳垢行为就被逐渐的卫生化，民间伦理的基本理念与规则受到政治伦理的规训而逐渐淡出。但是，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民间伦理却不会被政治伦理所祛除，还是在坚韧的存在着，并影响着民众的基本生活。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参看文献：

1《双推磨·前记》，《华东戏曲地方丛刊》（第三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5年第1版，第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总纲第16条。

3郭玉琼：《新秧歌剧：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双重演示》，《粤海风》，2007年第5期。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805页。

5郭玉琼：《新秧歌剧：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双重演示》，《粤海风》，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