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那些怪异的教授们

2013-11-29 07:55任宪宝
教师博览 2013年3期
关键词:狸猫定性美国大学

任宪宝

美国大学的教授形形色色,有讲课的教授、做研究的教授、写书的教授,还有荣誉教授等等。

像著名的思想家、让学生痴迷的“名嘴”爱默生就是讲课的教授,劳伦斯和吉尔伯特就是做研究的,他们捣鼓出了原子弹,发现了DNA。

我做访问教授主要是写书。美国大学很重视著述,不论是哪类教授,如果没有新著述都做不下去。因为你就是讲课也不能按前人的旧章照本宣科,必须有新的创建和思考,通过著述成为思想的结晶积累,外加后人能踩蹬到的前进的垫脚石。

荣誉教授有的是有所成就,有的是做了捐赠。可是要做哈佛等名校的荣誉教授光有钱不行,还得有名有学问。里根很有名了,总统图书馆不光意味着一大笔钱,也是研究里根时代遗产的珍贵史料,包括里根政府的所有机密文件。但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拒绝里根成为本校的荣誉教授,因为他有钱有名没学问。

那个请我做客的教授叫理查,是教人类学的——我定性他为“学者型教授”。他家在西雅图海湾旁的山上,落地窗外的后院连接着山林。屋前的树上挂着喂蜂鸟的食筒,理查还把食物丢在后院,喂每天按时来就餐的野狸猫,并且一一叫出他给每只狸猫起的名字。

后来院长秘书告诉我,理查和他太太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国际学生周末常去聚餐的教堂的主要赞助人。在每个感恩节他们都会请家不在本地的教授去家里做客。

吃饭前,我们站在他家能俯瞰海湾大桥的阳台上,欣赏落日余晖下宁静的海湾美景。我用老愤青时代和军旅经历养成的习惯性思维开玩笑地说:“要是在这里架一门炮,就能控制下面的大桥。”

理查太太呆呆地看着我倒抽冷气,用典型的教徒的慈悲口吻说:“先生,您哪来的这种邪恶的念头?”

我们一面吃饭一面闲聊,聊到中美人口对比时我惊讶地发现,理查和其他几个在座的教授面面相觑,都说不出美国人口有多少,倒是我这个外国人把数字说出来了。

这是一个大区别,我们国家的教授可以对专业学问钻研不深,国事政治却不能怠慢。他们的教授只关注自己的学科,对国家大事不了解并不觉得丢脸。

在座的另一位是我定性的“官员型教授”。他不知道美国确切的人口数,但是一提起联邦政府的内部运作,就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他本来是学者,后来去老布什政府做了几年官,卸任后应聘来讲政府关系。那也不像是咱国家这样的“安排”,也是合同关系。美国大学里有不少前政府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因为政府喜欢用学者,所以学院也喜欢有“实战”经验的官员型学者。

在座的还有两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是文学院的教授,因为大家谈论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针对政府的激烈评论,我定性他为“刺头教授”。另一位是来自北爱尔兰的历史学教授,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脸型,典型的欧洲人的白皮肤,寡言而忧郁。理查告诉我,那位爱尔兰教授因为反对英国政府,同情爱尔兰共和军,从而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我把他定性为“持不同政见的教授”。

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大学在我们看来很奇怪:它是英国的坚定盟友,但是庇护受英国迫害的政客教授。派兵辛苦地打阿富汗,又请阿富汗的教授上课,天天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我开始认为这是他们为了坚持自由理念而不得不承受的纯自我牺牲,后来才意识到,这样做其实很实惠:

首先,美国及其大学作为思想自由的最后庇护所,吸引了全世界大量的人才,连爱因斯坦都是这样逃来美国的;其次,这些刺头和不同政见者带来了尽管激烈,但毕竟不同的思维,谁又敢说这不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呢?

那一天我意识到,我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兼顽固“邪恶”的无神论者,也是端给学生的“大拼盘”上的“一道菜”。

(风清摘自《活在路上》)

责编:徐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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