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做义工

易萱

到拉美教汉语，到美国学烹饪，在泰国伺候大象，到澳大利亚生态农庄种地，在缅甸修学校，到德国帮助孤独症患儿，甚至去塞拉利昂做接生婆……近两年，越来越多走在潮流前面的青年人发现，原来还有认识世界的“第三条道路”。

无国界医生

1年前，台湾男生李一辰还按部就班地做着麻醉师。3年前，北京妇产科医生安娜还过着往返于家与医院两点一线的平凡日子。

带着内心最后一丝躁动，他们不约而同放弃了原本安稳的生活，去最艰苦的地方行医，成为“无国界医生”。

“我就像一只井里的青蛙，抬头只能望到那一小块天空。”这是李一辰参加“无国界医生”前的状态。5年医学院本科、2年研究生学习，外加2年毕业实习，李一辰一直按照设定好的轨道奔跑。“我一直生活在台湾，从未看到外边的世界。我一面好奇外边的世界是怎样的，另一面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在一家医院这么老去。”

2012年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李一辰没想到，自己会被派往叙利亚做战地医生。

“我从未看到如此惨烈的状况。”李一辰说，“在叙利亚，一波袭击后，医疗点住满了伤员。有人肠子流出来了，有人头骨破裂，更多病人因爆炸受伤，面临截肢……和平地区的医生很难接触到如此危重的病情，那场面比电影里呈现的可怕得多。”作为唯一的麻醉师，他简直忙晕了。

之前，武装冲突只是电视中一闪而过的30秒新闻，现在这就是他真实而狼狈的工作环境——晴天是叙利亚的“坏天气”，因为能见度高，空袭总会特别多。战机呼啸声、炮弹爆炸的轰隆声仿佛是手术室的背景音，忽大忽小，如影随形。

最艰难的是，战地医生需要时刻面对生命流逝。有位老母亲曾跪在医疗点一个小时，求医生挽救她早已死去的儿子。她绝望的神情，李一辰至今记忆犹新。“很多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已经死亡的家人送来医院，有些逝者甚至头部和身体都分离了。”

叙利亚的项目结束后，李一辰前往土耳其休整。在伊斯坦布尔的酒店里，明亮的房间让他很不适应。“在叙利亚，晚上大家都生活在黑暗中，以防被轰炸，吃饭、洗澡、走路都在一片漆黑中进行。在土耳其的旅馆，我盯着房间里明晃晃的电灯，恍如隔世。”

做国际义工，让李一辰的生活完全变了。原本他觉得世界大得可怕，但随着到不同国家做项目，认识不同朋友，他猛然发现世界变小了。原来被套牢在医院的无力感消失了，眼前的人生一下出现了好几条通路。

安娜同样满怀勇气出走，她到海外做医疗援助时，孩子还未满两岁。从塞拉利昂到巴基斯坦，从索马里到阿富汗，一晃3年，安娜参与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位于亚非4国的5个海外医疗项目。

作为妇产科医生，安娜的工作地点都是世界母婴死亡率极高的区域。在卫生和医疗水平极其落后的地区，她时时要面对不同的风俗与矛盾。

塞拉利昂居民大都对医院心生畏惧，许多孕妇在家难产，最后迫不得已才去医院急救保命。“你会见到各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极端案例。”安娜说，“当地孕妇没有产检，很多严重疾病和并发症都在分娩时才显露出来。病人送到医院时，情况总是一团糟。”

大量子宫破裂的产妇让安娜印象深刻，“一般，病人送院后早就休克了，孩子也胎死腹中。很多产妇因为在家耽误太久导致子宫破裂和严重内出血。最初接手这样的病例，我都情不自禁在心里惊呼：‘哇，太可怕了！”

在巴基斯坦，许多婴儿营养不良。安娜发现，原来按照当地风俗，很多家庭用一种传统甜茶代替母乳喂给新生儿，导致孩子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在索马里，许多医院只是一幢空房子。因为医疗器械和药品资源极度缺乏，很多时候，面对患者，医生和护士只能干着急。

做海外志愿医生，安娜最深的体会就是，同样是产科，不同地区的病人各具特点。作为医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产妇，而是不同国家迥异的社会形态、风俗习惯。“美国、日本、加拿大……很多人都去过，但我们服务过的那些非常艰苦的地方，却是多数人难以抵达、绝少体验的。”总得有人看到，这世界不容忽视的另一面。

到非洲喂猴子，去泰国养大象

与大多数人花钱出国看动物不同，一些人选择花钱出国伺候动物。

2013年3月，广州男孩王博文就参加了纳米比亚的30天动物保护项目。

静静分享屎壳郎滚粪球的喜悦，或者一整个下午观察鳄鱼捕食。“这可不是纪录片里的情节，完全亲眼所见。”一提到自己的非洲生活，王博文整个人都变得神采奕奕。

与普通游客不同的是，他需要做很多“苦劳力”。比如，学习如何用沙土和石灰制作砖头、修建营地，又比如，为了能在雨季多为动物们储存些水，营地还组织志愿者到草原各处挖坑，建人工蓄水池。看似简单的劳动，在接近赤道的高温烈日下都极其耗费体能。王博文回忆：“只一会儿工夫，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男生们纷纷脱去上衣，过后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晒出了一件‘背心，特别搞笑。”

“动物园是人造的假象，围观动物不代表爱护动物，那完全是人类的娱乐。”王博文说。在非洲，他第一次和动物生活在一起，看鳄鱼捕食，研究斑马交错站立，围观猴子吵嘴。多亏这次义工活动，带他走进了动物的世界。

在泰国，保护大象的志愿者项目极具吸引力。从一天体验活动，到持续几周的志愿劳动，时间安排非常灵活。人们不但能够近距离观察大象并了解它的相关知识，更能花几周时间接受培训，做大象饲养员。

2012年，Verian参加了清迈和素林两个大象保护项目。她对大象的感情，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在她看来，为大象清理粪便都是浪漫的事，因为那粪便充满了森林的气味。

在清迈，Verian常一早跟着养象人下田搬食材，然后在厨房为大象清洗要吃的西瓜、南瓜和甘蔗，一箱箱装好，11点准时给大象喂食。她很喜欢看大象吃东西——它用鼻子巧妙地将食物卷进口中，一边咀嚼一边拍打大耳朵，尾巴左摇右摆，同时提起单脚，像跳舞般向前踢。

在素林，Verian见到大象生存的另一面。她发现很多大象整天持续不断地摇头晃脑，踢腿跳舞。直到晚上九十点钟，周围完全没人，一片漆黑的时候，大象还是做着同样的动作，一刻不停。

泰国的义工项目，让Verian感触颇多。回国后，她不遗余力地劝说身边每个计划赴泰旅游的人，千万不要花钱参加“大象娱乐项目”。“在泰国，骑大象的项目总是最受中国人欢迎，但在保护基地，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她落寞地说，“很多人永远不了解，他在泰国骑大象最开心的时光，却是伴随大象一生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