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发展研究主要学术争论解析与研究展望

方 劲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发展研究”①直到“二战”以后才作为一个术语出现在相关文献中，因此，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就更加年轻。主流观点认为，发展研究诞生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蓬勃发展的非殖民化运动时期，是新独立的国家为了在经济上“追赶”工业化国家而寻求政策“处方”的产物。发展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此前的“殖民研究”（Harriss，2005），因此，发展研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印记。如同“发展”是一个在理论和政治上富有争议的概念一样（Thomas，2004），“发展研究”亦是一个充满学术争论的研究领域。自1960年代以来，发展研究经历了许多重大转向，包括“发展”概念的转变、交叉学科方法的运用和研究目的的演化等方面（Summer和Tribe，2008），这一切往往都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论，发展研究就是这样在学术争论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当代发展研究的学术争论主要体现在本质特征、学科属性、学术伦理、研究范式、学术前景等五个方面。

一、发展研究的本质之争

Summer（2006）指出，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现在探讨发展研究的本质恰逢其时：第一，过去一个时期不同层次的发展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第二，近些年来发展研究一直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导致发展中国家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第三，为了确定自身最典型的特征，发展研究应该进行自我反思，以确定自己的典型特征，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批评，也是为了区别于“区域研究”②等其他研究领域。总体而言，关于发展研究的本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发展研究具有行动与政策导向的“工具观”，另一种是把发展研究视为一个多维整体的“整体观”。

（一）工具观：注重实效的行动和政策导向型研究

1980年代中期，有学者呼吁发展研究应该为解决实际问题建言献策，而不应该一味高谈阔论（Edwards，1989）。于是，发展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转向，许多学者投身于发展研究都是出于对社会正义、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关心，他们更希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实践的政策。从那时起，发展研究就呈现出一种更具工具性的倾向：通过研究来提供更加直接的政策、实践与行动建议，而不是强调宏大理论。于是，发展研究开始质疑以往的研究对发展参与者和穷人关注不够，并且呼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进入新千年以来，关于发展研究本质的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具体而言，Molteberg和Bergstrom（2000）研究指出，发展研究是政治性和反思性研究，指向一些介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问题，因此必须解决不同本体状态相互关联的问题。Court和Maxwell（2005）虽然没有Molteberg 和Bergstrom 走得那么远，但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发展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政策和实际问题。不过，也有学者对发展研究的实用主义取向表示了担忧，Corbridge（2005）就是其中的一个。他（2005）明确指出：近些年来，发展研究一直被指责为不可救药的进化论，带有明显的殖民意图和男权主义色彩，常被作为国家权力延伸的媒介，被认为是导致第三世界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格外慎重。总体而言，在工具观看来，知识生产本身并不是目的，发展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上，因此，这种研究应当是注重实效的行动与政策导向型研究。

（二）整体观：“三位一体”的多维研究

与把发展研究作为发展实践工具的观点不同，整体观认为发展研究应该是一个集研究议题、方法和目的于一体的三维整体。具体而言，研究议题、方法和目的这三个维度各有三个要素组成，从而构成一个3×3×3的立方体（参见图1）。图1中的立方体包含27个单元，它们共同构成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研究。

图1 “三位一体”的发展研究

首先，发展研究是关于“发展”的研究，“发展”可以细分为：（1）作为变迁过程的发展；（2）作为政策或者实践评价结果的发展；（3）作为主导话语的发展。这三方面的发展可被视为一个“价值连续统”，一端是价值无涉的作为变迁过程的发展，而另一端则是有着明确价值负载的作为政策或实践评价结果的发展。其次，发展研究表现出一定交叉学科的方法取向，旨在寻求交叉学科的解释力，尽管并不总能令人满意。作为交叉学科的发展研究也可用一个从多学科到跨学科再到超学科的方法连续统来表示，从多学科到跨学科再到超学科意味着不同学科间的整合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最后，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应用研究或者工具性研究。发展研究往往对知识生产本身不是特别感兴趣，但却格外关注现实问题，更多地是为了寻求研究的应用价值或曰工具性价值。因此，发展研究共同体中的许多成员都希望能对社会实践“有所作为”（Mehta，2006）。这样，发展研究又可用一个以有限工具性研究（理论或抽象研究）为一端并以高度工具性研究（关注政策、实践或者行动的研究）为另一端的“目的连续统”来表示。

与工具观相比，整体观更具伸缩性和包容性，发展研究的不同取向都能够在其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工具观本身也能在整体观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从发展研究的学术现状来看，整体观似乎更能适应目前发展研究的多元化倾向和争论性现实。

二、发展研究的学科属性之争

“二战”以来，发展研究能否成为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有学者指出，学术刊物可以作为衡量学科独立性的一个指标。1950～1970年代，涌现了大量的发展研究学术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52）、《发展》（Development，1957）、《发展研究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65）、《发展与变迁》（Development and Change，1970）、《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973）等。少数学者据此认为，这些学术刊物的创刊应可视为发展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不再仅是作为一个术语的标志。不过，另一个判断学科独立性的重要指标——大学课程，在这一时期却并未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大学一般只开设发展研究硕士课程，而很少开设本科课程。1990 年代以来，发展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观点越来越占据上风，特别是在一些第三世界和拥有殖民历史的国家（发展研究的发源地），但相关争论也从未因此而间断过。时至今日，学术界关于发展研究是否属于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

事实上，从事发展研究的大多数学者并不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己所属的“母体学科”（home discipline），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于是，有学者指出，发展研究更像是一把研究领域的“伞”，它覆盖了所有“构成学科”的范畴，但本身却并不是一门学科。对于发展研究而言，更加适用的概念可能是英文“subject”，而不是“discipline”，尽管两者都有“学科”之意（Summer和Tribe，2008）。因为，在英语语境中，“discipline”有“subject”的一个分科（branch of subject）的意思。Haynes（2008）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发展研究作为一个“subject area”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是“二战”结束后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寻求更加系统和持续性地研究贫困和“欠发达”问题的产物，主要关注脱贫和改善人类发展。Canning（2005）对“subject”与“discipline”之间的差别做出了更加形象的说明，“虽然两者经常交替使用，但仍有区别：‘subject’是知识库（knowledge base），而‘discipline’是‘部落’（tribe）、文化（culture）与‘协会’（guild）”。

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Kanbur（2002）认为当代发展研究应被视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人文地理学等多门社会科学可能再加上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某种“学科组合”。而Hulme和Toye（2006）有关“知识共同体”的阐述则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这里的知识共同体可定义为由对某类知识问题具有共同兴趣并接受共同的知识创造活动评价标准的专家结成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网络（Hulme和Toye，2006）。对于知识共同体来说，重要的不是所有成员都相互认识或者彼此沟通，而是他们拥有共同的知识兴趣和学术目标，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共同理解与彼此接纳，这样才能成功地创造某方面的知识。总的来说，发展研究被许多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看待，同时又吸收了其他知识共同体的营养，其中包括社会政策研究、环境研究、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

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坚持“发展研究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观点，Albrow（2001）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Albrow（2001）指出，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研究正面临的问题不是全球现代性，而是受到了全球性贫困、剥削、人权侵犯以及全球人口管理、跨国公司权力和全球城市问题的挑战，发展研究面对的不再是“三个世界”或者“两个世界”，而是“众多世界”赖以生存的正危在旦夕的地球。不过，从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发展研究的参与者其实都没有把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己所属的“母体学科”，他们往往站在母体学科的立场上，采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发展问题。大多数研究者更加喜欢用“subject”而不是“discipline”来指代发展研究，倾向于把从事发展研究的群体视为知识共同体。当然，许多研究者正在为发展研究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而努力，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这注定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学术旅程。

三、发展研究的学术伦理之争

伦理问题涉及行为的公正性和正当性，伦理研究关注诸如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之类的问题。当学术研究论及如何根据对与错而不是效率或利益标准来决定行动方向时，那么就涉及学术伦理问题。无论对于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发展研究都有一个工具性伦理出发点，即寻求“做好”。首先，研究者要冒误解复杂情境的风险，因为他们有可能获得完全不同于自己原先设想的结果，或者在没有理解研究对象的目的和价值体系的情况下就干预他者的生活。其次，发展研究必然要涉及诸多敏感问题，如贫困、环境、性别、不平等、战争、腐败、艾滋病等。关于这些敏感问题，在目标追求、价值判断和观点阐述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野。最后，发展研究的交叉学科和跨文化的本质属性本身就蕴含着不同伦理体系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例如，平衡地方性伦理原则和普适性伦理原则就是一个两难问题。

自1970年代以来，以人类学为母体学科的发展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发展”和“发展研究”的伦理问题，并持续展开了相关的讨论与反思（Brown，2004）。这方面的讨论和反思通常具有较强的后现代主义或后发展主义倾向，认为发展研究通常都有将自身的理念（主要是西方的）强加给研究和书写对象——“他者”——的嫌疑。研究者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他者则是被研究的“穷人”，研究者一般不会或不愿承认贫困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Kothari（2005）就不无批评地指出，尽管发展研究最初萌发于殖民研究，但却很少承认其殖民根源，而是我行我素地采用不同的方式生产关于他者的知识。当研究者指手画脚地告诉他者“应该如何做”的时候，很可能是从他们自身的立场出发在思考问题，这样的“应该如何做”往往被研究者自身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所形塑。因此，在研究“发展”问题时，研究者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监督和批判性反思。

Sumner（2007）根据整体观的发展研究本质，深入分析了发展研究在议题、方法和目的三个方面可能面临的伦理挑战，展现了其基于整体观的严谨学术风格。首先，在研究议题方面，发展研究必须关注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人类福祉”这个核心议题，并致力于解决由谁决定发展的内容、由谁决定研究的优先顺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发展研究具有交叉学科方法的背景，常有多种伦理标准可供选择，因此，必须注意应用于发展研究的不同学科的方法会发生多大的冲突、采用哪个学科的伦理标准比较合适，妥善处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伦理标准的不同以及采取普适性还是地方性伦理标准等问题。最后，在研究目的方面，如果承认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注重实效的行动和政策导向型研究，那么，对于发展研究来说，伦理必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方面，发展研究一般不会明确论及谁应该对政策和决策负责这个问题，从而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关系上面临伦理问题；另一方面，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可能牵涉到伦理问题。具体而言，发展研究会涉及如何开展与变迁和改革相关的研究、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研究者应该如何构建与研究对象的非等级关系（non－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并认识到发展参与者在权力方面的非对称性、哪些因素会把“局外人”卷入发展研究并著书立说、发展研究会对非参与者产生什么影响等伦理问题。

如何处理发展研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实际上就是按照什么伦理标准来开展发展研究。Sumner虽然指出了发展研究者必然会遇到诸多伦理问题，但却没有交代具体的解决方法。幸好，英国的欠发达地区研究小组（DARG，2003）归纳总结了一个所谓的“发展研究伦理指南”③，从而使得发展研究伦理问题的解决具有了一定可操作性。

此外，学者们还围绕伦理标准的作用问题展开了更进一步的讨论。有学者（如Summer和Tribe，2008）指出，发展研究伦理标准的主要作用在于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开辟一个“伦理安全区”，从而使研究过程能够被认为是客观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彼此分离），而不是主观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界限模糊）。依循这个逻辑，就有必要对基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非分离性”假设的参与式行动研究规定一个更加清晰的“伦理安全区”。不过，也有学者（如David和Sutton，2004；Gardner和Lewis，2008）认为，发展研究的客观性问题其实是个虚假命题，所谓的“伦理安全区”根本不可能存在，发展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伦理模糊性的研究领域。可见，发展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道德实践场域”（Summer，2007），围绕学术伦理的争论已经成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发展研究的研究范式之争

研究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研究的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信念和技术（Kuhn，1962）。尽管关于发展研究是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仍存有争议，但从事发展研究的群体并不是“一盘散沙”，许多学者之间有相近甚至相同的研究取向、观察视角、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发展研究的基本研究范式大致可概括为“结构－制度”、“批判－解构”和“行动主体”三种。这三种基本研究范式在产生背景、学术来源、关注重点和研究进展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侧重，从而引发了发展研究的研究范式之争。

（一）结构－制度范式

发展研究早期的结构－制度范式通常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中汲取营养（Long，2001），关注宏观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趋势，将发展变迁看作是事先规划、由外部干预决定的线性发展过程，表现出较强的决定论色彩（Hobart，1993）。结构－制度范式下的发展研究以“关注结构变化，提出干预建议”为主要目标（Preston，1996）。1980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如Frobel和Heinrichs，1980；Ohmae，1990；Robertson，1992）试图重建结构－制度范式，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他们深入剖析了全球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特征，结果发现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相互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Preston（1996）将这些学者分为三类，认为他们的研究最终成就了三派不同的理论：一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知识为基础、以全球性消费和生活方式为观察视角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二是解释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和经济政治权力集团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三是主张运用新的结构分析和解释不同群体特定生活细节，从而确定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全球相互依存理论。尽管结构－制度范式在解释社会异质性来源和动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但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采纳。正如Long（2001）指出的那样，结构－制度范式没有给予转型社会非主流行动主体及其利益多样性问题应有的关注，也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没有权力的行动主体”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极大地改变事件的进程。尽管结构－制度范式一直都在尝试转变分析策略，但依然引来如潮的批评。

（二）批判－解构范式

随着“技术－现代化”普遍主义和线性思维逻辑在现实的发展中遭遇了尴尬，并且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学术界围绕发展主义和现代化展开了激烈、持久的争论，并且形成了批判－解构范式。这个研究范式自1990 年代以来日臻成熟。Wallerstein（1991）提出的“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问题现已成为该范式研究的经典命题。在批判－解构范式下，“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词语”，通常都与“用来解构的引号一起使用”（Gardner和Lewis，2008）。批判－解构范式下的发展研究主要包含前后相继的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发展”的话语批判和解构；二是“后发展”构想。对“发展”的话语批判试图把“发展”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实践来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质疑，主张跳出“发展”本身，把“发展”当作社会事实来考察。“解构”通常被看作话语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旨在颠覆所谓的“真理主张”（truth claim）（Mohan，1997）。通过话语批判和解构，能够发现发展中潜藏的权力关系，并且向人们揭示蕴含欧洲中心论的家长式发展规训（Escobar，1995）。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不少经典之作，如Sachs（1992）对与“发展”相关的诸多重要概念的话语分析、Ferguson（1990）对世界银行在莱索托王国实施的发展项目进行的跟踪研究、Escobar（1995）对“二战”以来的发展规划、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干预进行的解构，等等。这些堪称经典之作的研究都对“发展”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同时也为“后发展”构想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正是基于对发展的话语批判和解构以及所谓“欠发达”国家针对发展干预行动效果所表示的诸多不满，学者们提出了“后发展”理念，并且试图构想一个“后发展时代”。走在后发展研究最前列的当属Escobar，他（2008）对后发展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后发展时代是一个不再把发展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组织原则的时代，转而强调多元模式和混杂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将失去存在的价值，“混杂现代性”（hybrid modernity）将成为理想的选择。

（三）行动主体范式

结构－制度范式的宏观分析视野难以捕捉到发展实践中不同行动主体对发展进程的形塑过程以及它们的利益多样性表征；批判－解构范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发展本身的质疑，因而没有为发展实践提供具体解决方案的意愿和行动；而行动主体范式则试图通过关注发展场域不同社会行动主体对干预活动的重塑与对策略性行动的再造（Long和Long，1992），来展现多元化的发展图景与现代性形态。行动主体分析方法最早兴起于1960年代，随后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对社会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学便是运用行动主体分析法的典型代表。早期的行动主体分析法被认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些人类学家为了应对文化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对社会变迁的线性认知，跌入了唯意志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Long，2001）。1990年代以来，经荷兰发展学家Long等学者的极力倡导与长期实践，行动主体范式逐渐得到了复兴（Preston，1996）。在长期实地研究的基础上，Long于2001年出版了《行动主体视角的发展社会学》一书。该书着重论述了行动主体取向的理论和方法基础，秉持了与结构分析、制度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不同的社会建构主义理念，旨在通过经验研究来展示行动主体分析方法的实用性。在Long的系统改造下，行动主体范式不仅吸取了传统结构主义的教训，而且借鉴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有益元素，不再局限于唯意志主义的心理学分析或数理推导，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

当前，以上三种发展研究范式形成了相互竞争与彼此补充的格局，尽管不排除某种范式难免有独霸发展研究领域的意愿，但迄今还没有哪种范式展现出这样的能力与趋势。结构－制度范式是最传统的发展研究范式，拥有大量的追随者，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底蕴，虽然它已经丧失早期的垄断地位，而且不得不转变研究策略（Preston，1996），但它那稳固的根基其实并没有真正动摇，依然是许多学科进行发展研究的基本范式。批判－解构范式旨在对现代化逻辑和发展概念本身进行深刻反思，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批判性，但颠覆之后所构想的“后发展时代”似乎又成为另一种乌托邦，对现实世界的实际意义远未达到它原先设想的程度。行动主体范式体现出更多的折中性和实用性，对前两种范式都有所吸收借鉴，这是该范式的长处，但同时也容易成为它的弱点，因为过度的折中往往难以形成自己的特点，同时又要避免被卷入唯意志主义的漩涡。行动主体范式要想与前两种范式分庭抗礼，还需要更加系统的理论积淀和方法更新。

五、发展研究的学术前景之争

随着发展实践遭遇日趋严峻的现实尴尬，加之如影随形的伦理危机，学术界对于发展研究的合法性和学术前景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因此，关于发展研究的未来和前景的争论愈演愈烈。Apthorpe（1999）在千年之交就提出了“发展研究还有未来吗”的疑问；几年后，Mehta（2006）等学者依然在苦苦探寻类似问题的答案。发展研究的学术前景争论基本形成了悲观终结和谨慎改进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悲观终结论

20世纪末，随着冷战的结束，有人甚至宣称发展概念已经死亡，并预测发展研究总体上终将消亡，部分原因在于第三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范畴必将消失，发展研究也将失去存在的现实价值（Gardner和Lewis，2008）。Sachs（1992）就曾感叹道：发展并不管用，发展这座灯塔已经出现裂缝并开始倒塌，发展时代正在触底，为它起草悼文的时候正在来临，发展思想如今已成为学术风景线上的一个废墟，错觉与悲观、失败与危害始终与发展及发展研究紧密相连。Summer 和Tribe（2008）看到了学术界的这种悲观情绪，指出批评者认为发展研究最好的结果是不用为未能实现其改善人类生活的目标承担责任，而最坏的情况则是通过声称“了解他者”并知道什么对他者有利，把新殖民主义或西方的东西强加给他者。影响学术界认识发展研究前景的另一焦点问题是发展干预的效率问题。虽然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确实已经展现出某种积极的转型，但悲观论者（如Apthorpe，1999）认为，当人们注意到一些国家成功发展的故事（如印度和越南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发展指数提升）的时候，许多国家自发展研究1950年代兴起以来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更加关键的问题是，发展研究是否对成功的故事做出过一定程度的贡献，或者是否应该对失败的案例承担一定的责任。换言之，不管哪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或取得了什么进步，我们都很难评估作为学术研究的发展研究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或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进步并不能成为发展研究继续存在的直接依据。

（二）谨慎改进论

与悲观终结论的消极性相比，谨慎改进论对发展研究的学术前景持较为积极的看法。Sum－mer（2006）认为，发展研究的前景“似乎是好的”。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有关发展的国际政策研究、有关发展的教学与研究、发展研究文献发表数量以及攻读发展课程的学生数量等一直没有减少，反而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其次，全球范围内都十分关注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2005 年甚至被确定为“发展年”。在Summer（2006）看来，发展研究的未来取决于发展实践，印度和中国在脱贫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的部分实现似乎向人们展现了发展研究的光明前景。不过，全球脱贫行动可能会收到完全相反的效果，从而否定前面的预测，一切还要等到2015年以后才能见分晓。Haynes（2008）也认为，发展研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领域，其重要程度不能因富国与穷国之间看似不断扩大的差距而被低估。Mehta等（2006）在讨论发展研究学术前景方面更迈进了一步，他们专门提出了详细的改进方案，认为发展研究应该重塑自我，以解决日益增强的南北互动、本地与全球的关系、社会变迁和交叉学科属性等问题。在 Mehta 等（2006）看来，发展研究可以避免类似于殖民研究的命运，成为富国与穷国学习解决有关发展和排斥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构建南、北方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平等关系以及淡化研究过程的权力影响开始。持谨慎改进论的学者们希望在未来40年里，发展研究不但探讨社会变迁过程，还要争取成为社会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发展研究前景的争论，Preston（2011）不无感慨地指出：“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应该感到悲观，毕竟，发展研究已经问世并且经历了近60年的风风雨雨。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相关的经验、教训和理论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立足当前，让发展思想和实践发展得更好。”在我们看来，应当辩证地看待发展研究的学术前景，一方面应该深刻反思发展研究的参与者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要持续关注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学习、权力干预和社会变迁等问题。这样一来，回答“发展研究是否有未来”这个问题，显然应该由简单地用“是”或者“否”改为用更加复杂的“有未来，但……”或者“没有未来，但……”（Summer和Tribe，2008）。这才是更加严谨且负责任的回答，盲目悲观或者盲目乐观都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六、发展研究争论动因探析

综上所述，发展研究的发展历史堪称一部“学术争论史”，它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有关发展研究的争论自1990年代以来高潮迭起。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引发了如此广泛、持久的发展研究争论呢？显而易见，其中的原因应该是极其复杂的。不过，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外因：作为发展研究核心议题的发展实践遭遇了尴尬

“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逻辑在初始阶段凭借规划者的信心和人们对发展工作的乐观态度，确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也遭遇了一些重大挫折，而且产生了诸如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文化冲突、分配不公等的负面效应（Escobar，1995）。面对这种局面，旨在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研究必然要做出回应。其实，发展研究的伦理、范式和前景之争与发展实践的尴尬遭遇密切相关。首先，发展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工具取向的研究，必然涉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研究者要么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直接干预研究对象的生活，要么通过影响政策间接与研究对象发生关系。不管干预效果如何，发展实践始终存在着伦理问题，因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伦理道德实践，而当发展因干预失误而导致负面效果时，关于伦理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变得更加激烈。其次，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学术界普遍信奉现代化普适论和二元对立逻辑，深信人类世界的发展道路只有现代化一条，因此，发展研究的主要任务便是分析结构变化并提出干预建议。由于此后的发展实践不断受阻，批判－解构范式和行动主体范式的出现与复兴打破了结构－制度范式的一元垄断地位。最后，发展研究的前景之争可以说与发展主义的式微直接相关。发展研究发轫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赶超”实践，1990 年代以前，虽然已经出现了有关发展研究学术前景的争论，但并没有表现出眼下这般浓烈的悲观情绪。随着发展实践在现实中不断受阻，学术界越来越关心发展研究的命运，这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因关爱自己的研究领域而做出的合理反应。

（二）内因：构成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尚不完备

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Losee，1997）。有关发展研究本质和学科属性的争论，实际上与这些基本要素的不完备密切相关。首先，本质之争，从表面上看是不同学者就如何界定发展研究展开的学术辩论，而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发展研究的对象发展这个本身就极富争议的概念的“不知所措”。因此，发展研究要想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还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更加精细的界定和拓展。不管是工具观还是整体观，都试图进一步澄清发展研究的本质属性，这是发展研究学科化与专业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其次，关于发展研究是不是独立学科的争论，显然是学科化努力的更直接反映。经济学常因“学科导向”而非“问题导向”而受到诟病，因为经济学家更加注重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与技术来进行纯粹的知识训练，而不是着重把知识用于解决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Fine，2002）。与经济学不同的是，发展研究更倾向于问题导向，理论与方法建构还有待深入。在不具备自身理论体系与方法的情况下，以交叉学科的名义开展问题导向型研究，应当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发展研究的学术争论成因肯定不能用如此简单的内、外因分析来概括，这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而采用的一种简化方法。一方面，内因与外因肯定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有关发展研究的各种争论很难归因于某个单一因素，而肯定是由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引发的；另一方面，用内、外二分法来概括错综复杂的导致发展研究争论的因素必然要冒武断的风险，肯定还有其他更加合理的原因分析方法，这就好比有关发展研究的学术争论一样，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七、总结与展望

学术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发展研究的显著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争论并不意味着发展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处于混乱或无序状态，而且本身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意蕴：一方面，争论展现了发展研究的学术潜力。争论各方都紧紧围绕发展研究这个议题展开学术对话和讨论，争论的表象之下实际蕴含着巨大的学术张力，学者们在发展研究这块充满生机的学术沃土上耕耘不辍，最终必将发掘出潜藏在这块沃土中的各种学术可能性。另一方面，争论昭示着发展研究的学术活力。争论的主体是来自于不同学科或同一学科不同流派的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争论各方虽秉持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但思想交锋时常会火花四溅，这恰恰说明发展研究具有良好的学术张力与学术包容性。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学术争论也是发展研究现状的真实反映，同时争论本身也存在诸多可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空间。具体而言，第一，逻辑二元性问题。学术争论中普遍存在运用简单化的二元逻辑论证观点的现象，当前发展研究领域的学术争论运用二元逻辑理解与阐释“发展议题”的倾向十分明显，例如学术伦理争论中的“是”与“非”、学术前景争论中的“有”与“无”等等。这种二元对比预设了恰好对立或者恰好一致的两种情形，二元情形有时可能确实存在，但现实中常常并非仅有非此即彼两种状况。何况，真正重要的很可能并不是这两种状况，而是其他可能性。发展研究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基于二元逻辑的简单化理解难以准确把握其基本表征，这种二元对比叙事方式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思想局限性，从而阻碍发展研究的向前发展。

第二，价值取向问题。学术争论中时常出现价值关涉过度从而可能遮蔽事实的情况。发展研究本身是一个无法脱离价值判断的学术领域，关于发展研究的学术伦理争论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直接反映。不过，当学术争论过度充斥价值取向时，往往容易忽略“发展事实”本身的运作逻辑和展开方式，从而有可能沦为极端的伦理和道德交锋，用道德标准来评判社会现实，从而违背了学术争论的本质意涵。例如，透过发展研究不同范式之间的争论便隐约可见价值关涉过度的问题，有时会不自觉地抛开范式本身的知识立场，改用道德标准来进行相互评判。采用这种争论方式，很难开展实质性的学术对话，也不利于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借鉴与融合。

第三，学科分割问题。发展研究的各门学理来源学科尚未形成推进发展研究学术发展的复合机制。虽然学科的交叉性与融合性问题是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议题，但是，极力倡导交叉学科取向的发展研究由于受到体制障碍和知识壁垒等因素的影响而始终步履维艰，理想追求与现实境遇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总体上看，当前发展研究尽管试图寻求多学科的视野，但并没能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Summer和Tribe，2008）。因此，虽然许多学科都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但参与发展研究学术争论的主体往往受过不同的专业训练和具有迥异的学术背景，基本都站在自己所属母体学科的立场上，并基于母体学科的基本假设来看待问题，学科分割性明显，因此难以形成畅通的对话机制，学术争论通常也表现为“隔空喊话”，很少有观点的直接交锋。

第四，学术建设问题。学术争论是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科繁荣的重要途径，也是判别真理与谬论的基本手段。在发展研究中，学术争论更多地扮演了学科发展助推器的角色，能够激发和释放发展研究的学术活力。就本质而言，学术争论应当是批判性与建设性相互辉映，通过反思与批判进而寻求可能的解决路径。不过，在发展研究争论中，各种学术思潮的交锋有时会忽视批判与建设之间的平衡，时常出现批判性与建设性相分离的情形，甚至不乏“唯批判而批判”的现象，还比较缺乏从整体上思考如何推进发展研究学术建设的宏观努力，促进学术进步的正向合力尚显不足。

针对上述有待深入发掘的学术空间，未来的相关研究可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倡导研究视野的多元性。当代发展研究内部各种理论流派、“发展事实”的观察视角以及分析方法等都处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之中，没有哪个流派显示出能够支配其他流派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优势，这就决定了国际发展研究似乎有可能接受这种多种科学规范、不同理论观点并存的多元性学术样态。只是从学术争论的现状来看，还有不少流派或理论试图排斥或拒绝承认其他流派或理论观点的合理性，武断地秉持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这显然违背了发展研究复杂性和广泛性的学术特点。因此，发展研究的学术争论应当摆脱简单化的二元逻辑的束缚，秉持多元化逻辑，把分歧和差异视为发展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这样才能够发现新的问题进而形成新的思想。

第二，注重研究的事实性。强调发展研究的事实性，并不是要否定其价值关联性，而是要承认“事实”与“价值”之间相互依存、影响的关系。在当前的发展研究学术争论中，已经出现由于价值关涉过度进而遮蔽事实的现象。应当承认，发展研究并不是价值无涉的纯客观性研究，它本身是一种社会行为，要在文化共同体内部进行，当然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问题，但发展研究的研究对象之发展首先是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的，价值关涉应以“发展事实”为基本前提。据此，未来应当努力寻找价值关联与事实关涉的平衡点，警惕把发展研究的学术争论引向单纯的价值争论。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事实性，以事实为依据探讨发展研究领域的争议性问题，避免出现价值“绑架”事实的异化性争论。

第三，促进学科融合。提倡发展研究不同母体学科之间的融合，并不是要消除学术争论，而是要设法把当前不同学科彼此分割、影响发展研究发展的阻力转化为推动发展研究发展的学术合力。因此，如何推进交叉学科取向的发展研究，依然是学术界必须正视的现实难题（Kanbur，2002）。目前，发展研究的交叉学科实践，基本上还处于由多学科向跨学科过渡的状态，与学术界最初设想的超学科理想状态还相去甚远，因此，发展研究的学科融合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要实现发展研究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首先必须突破知识壁垒、体制障碍和主观阻隔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具体可从组建融通性知识联盟、构建平行式学科体制、培育合作性学术共同体等方面着手。

第四，提升争论的建设性。学术争论应当批判与建设并举，我们既不赞同“批判一切”的颠覆性或破坏性的变味思维，也不认同“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或跟风。在学术争论中，如果缺乏批判精神，就不能破旧立新，面向未来；而如果没有建设性思想，就会只破不立，走向极端。发展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同时又付出了显而易见的社会代价。伴随着发展实践带给人类社会的这种混杂效应，发展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敏感的学术转折期，其间学术争论必定十分活跃。发展研究的学术争论不能停留于单纯的颠覆性解构，而应该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实事求是地分析现实中复杂的发展问题，在批判性地审视发展实践和学术观点的同时，更多地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改进意见和解决方案，做到辩证的破立结合，以促进发展研究的良性健康发展。

注释：

①在国外，“发展”又被称为“国际发展”、“第三世界发展”、“世界发展”等，而“发展研究”也被称为“国际发展研究”、“第三世界研究”等。为了保持一致，本文统一使用“发展”和“发展研究”。

②“区域研究”与“发展研究”确有某些共同点，如都运用交叉学科方法，都集中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议题。但区别也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研究注重语言、文化和历史研究，而发展研究则重点关注“发展”议题。第二，区域研究侧重于特定国家和全球不同地区的研究，不看重国际比较研究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相关关系；发展研究也关注国际发展，但并不仅仅专注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另外，同区域研究相比，发展研究更具政策相关性和工具性的特点。第三，虽然发展研究的理论建构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还缺乏较为精细的考虑，理论建构尚存在明显缺陷，但与区域研究相比，发展研究的理论建构仍略胜一筹。参见Martinussen J.Society，State and Market：A Guide to Competing Theories of Development.London：Zed Books，1997：346。

③DARG（2003）的伦理指南由宽泛准则（broad principle）和具体指南（specific guidance）两部分构成。宽泛准则包括诚实、正直、敏感性、平等、互惠、自反性、道德、情境性、非歧视性、公平性、意识性、开放性、利他主义、正义、信任、尊重、承诺等；而具体指南则包括许可权限；进入权、信息披露、准许；风险率；保密性、匿名；意识性；情境性；互惠与伙伴关系；非歧视性与非剥削性；警惕送礼、贿赂与腐败；诚信与现实主义；权力与责任；利他主义与优先性；立场；成效；可靠性；所有权关系；咨询服务；良好的组织；警惕支配关系；专业声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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