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诸形态统一的哲学研究

2013-12-26 01:54宋铁毅
学理论·上 2013年11期
关键词:中国梦马克思实践

摘 要: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是中国梦在不同视域下的具体形态,三者的统一并非是简单的加总或量上的叠加。因此,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出发,在马克思对于人、历史以及实践等问题的论述中找寻其理论基础,才能够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刻理解三者统一的核心、基础以及途径。

关键词:中国梦;马克思;实践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77-02

中国梦是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在哲学层面“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因此也就必须从哲学层面深入研究和剖析三者统一的机制,即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三者统一于中国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深刻批判了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打破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局面,消灭了思辨哲学,以其历史观在整个哲学领域引起了全新的变革,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只有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出发,才能够正确地理解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作为中国梦在不同维度的具体形态的根源以及统一基础。

一、以人为本是中国梦“三位一体”统一的核心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实践人道主义的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了本质上区分,认为对于宗教的反抗所形成的人道主义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人道主义,而对于私有制的扬弃才能使理论的人道主义成为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1]。资产阶级所宣扬的理论人道主义传统可以追述到中世纪末期的人文复兴运动。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与反抗拉开了近代哲学的帷幕,以“杀死上帝”为旨归的近代哲学凭借着科学技术的力量为人类的启蒙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中,对于主体性的张扬成了一个辉煌时代的主题,宗教神学的铁幕终于被历史的洪流所摧毁,致力于以理性光辉照亮世界的伟大科学家与思想家层出不穷。但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却没有能够完成它赋予自身的历史使命,无论在面对自然还是在面对自我时,人一直都被异化的阴霾所笼罩。于是,神话的消除成了对神话的创造,坚信能够确证自身力量的人却始终在确证着他的异化形式——人的逻辑被以资本为代表的物的逻辑所掩盖。

与理论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的实践人道主义并没有从异化的世界、从物的逻辑,而是从历史的逻辑、从真正的人的逻辑出发,从而恢复了人类的实践本质,“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1]。

因此,任何梦想都必须从现实的人、从人的实践、从主体的角度出发,才能够明晰其内在基础与未来可能性维度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中国梦同样如此。可以说,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期的必然历史归宿,同时也彰显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特点所在。由于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人始终处于异化了的状态,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所谓的人权或人道主义,但是仍然不能脱离理论人道主义的弊端,致使任何对于人的理解都沦为了抽象的、空洞的以及非历史的概念。一旦脱离了历史,人与人民、民族不但不可能达成统一,而且甚至会使它们对立起来。

在实践人道主义看来,单一的个体形式并不是独立地存在着,通过实践这一否定性的确证活动,人总是不断扬弃自身有限的特殊性以适应群体的普遍性,因此实践的个体必将在历史中实现他的总体化,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个人势必以人民以及民族的总体形式出现。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当作为人民或民族的个体以整体利益为自身价值时,个人、人民以及民族就达成了“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尤其是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立场的贯彻,不仅为中国梦的提出奠定了理论与方法论的前提,更使得中国梦在本质上与“美国梦”、“德国梦”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梦想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唯有在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基础上,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才能够切实地统一在一个国家的梦想之中。

二、历史是中国梦“三位一体”统一的基础

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之间“三位一体”的哲学统一是一种内涵统一而非单纯形式上的一致,因此只有在历史的视域中才能够被真正理解。在黑格尔之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无法充分理解主客体的统一。所以,自近代哲学以来,由笛卡尔奠定的形而上学基础一直面临着挑战,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不能够僭越它经验的有限性,进而统摄人文科学。休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开辟了道路。康德虽然开启了哲学的哥白尼革命,但是形式逻辑的绝对同一却因为悬设了物自体而无法解决现象界与物自体之间的统一。黑格尔打破了康德形式逻辑的窠臼,正如他对康德所做出的批判一样,思维彼岸的物自体根本就不存在,思维的对象是绝对精神的异化的结果,因此与绝对精神在历史中得到了统一。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视域,只不过后者的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而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人类实践的结果。

梦想的实现所关涉的恰恰就是历史问题。正如如果丧失了历史的视域,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统一将无法理解一样,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之间的统一也必须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加以考察。但是,历史的统一或者总体性也并非是理论上的一种先验的悬设,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所揭示出来的,乃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的。换句话说,尽管历史为民族梦、人民梦以及个人梦提供了统一的基础,然而,如果从先验的历史目的与总体出发,这样的统一就会倒退到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水平。所以,以上三者的统一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过程,简言之,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在中国梦中“三位一体”的统一既不是简单的加总,也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同一,而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过程。

这是因为中国梦本身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相一致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种实体,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因此,中国梦一直在不断的生成之中。所以,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的统一也并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终极目标与终点,而是同样处于不断的生成之中。一言以蔽之,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三位一体”的统一在逻辑上来说是从差别同一上升到历史总体的过程,这一进程符合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原则,即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结构在现实中就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自我完善,不断走向深入的光辉进程。

由此可见,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三位一体”的统一只有在历史的视域中才能够被真正把握。不仅如此,民族梦、人民梦、个人梦甚至是中国梦自身都是过程的结果,它们各自以及彼此之间的统一关系也同样是一种过程。所以,毋宁说历史作为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相统一的基础在本质上根源于马克思哲学所揭示出的从实体性思维向过程思维或者历史思维转变的革命性特征。

三、实践是中国梦“三位一体”统一的途径

既然,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的统一需要以历史的视域与过程的思维加以把握,不能够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预设的历史中的实体,那么如何避免使其陷入绝对精神式的历史终结与归宿,就需要以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为基础,揭示出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之间的统一机制。

从差别同一上升到历史的总体性,在现实中体现为历史的进程,而在理论层面则关涉实践问题,即人类的历史如何从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问题。每个人在历史中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这些价值追求最终得以上升为一种历史的普遍性,即历史的合力论,在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个体与整体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但是,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目的与结果并不是简单的理论预设,而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的实践作为历史的中介,成了从个体的特殊性上升为历史的总体性的途径。进而,实践也就成了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三者从具体的特殊性上升到历史总体性的中国梦这一高度统一的途径。

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将以精神助产术的方式来通过自我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对于“至善”的认识,自此,有限的特殊性如何上升到历史的总体性这一哲学问题,在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以及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理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4]。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之前,这一问题并没有能够真正地解决,尽管康德与黑格尔都距离正确的理解仅仅一步之遥。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总体性的生成的关键在于实践。首先,实践是人类的本质与存在方式。对于人类来说,并不存在业已存在以适应其生存的自然物,因此,人类的生存必须以改造世界为前提,通过实践活动,自在自然不断地转化为人化自然,而人类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于自然的认识,以更加适应自然,因此,实践将人与自然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持续推进的辩证关系中,推动了人与自然界的共同发展。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不仅仅是具体操作层面的现实活动,同时也关涉人类的自我确证,“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但是,这种自我确证却是通过自我否定的形式来实现的。无论是对于对象世界的创造,还是对于无机界的改造,其本身都是人类自我否定的过程。在实践的过程中,人类的个体自觉地放弃了自身的特殊性,否定个性,以适应自然以及群体的文化、传统,乃至道德上的约束,因此,个体的价值追求也就得以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地上升为历史的总体性,即特定历史时期,群体的普遍性价值追求。个体在实践这一持续的否定性的自我确证中,确证了自身的自由,以及他的社会属性,所以,在实践过程中,个体的自由,即其特殊性与历史的总体性达到了统一。

民族梦、人民梦与个人梦的统一途径也正在于此。任何个体追求自身目标与实现梦想的实践活动,都是对于自身现状的一种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同时也是一种肯定,因为社会个体的否定活动都无法跳出当下的历史环境,也就是说否定的标准与依据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普遍性,亦即一个群体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习俗等规范。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无数建设者们追求自身价值与梦想的同时,也在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生成了他们的个人梦、人民梦与民族梦,使三者统一在自己的现实活动中,进而不断生成着在历史总体层面上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9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4]宋铁毅.人、历史与自我实现——马尔科维奇人道主义辩证法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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