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冰茹
2006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大热。作为书商营销的方式之一,封底罗列的众多词语格外吸引读者的眼球:激情、贫乏、热诚、反叛、理想主义、启蒙、饥渴……这些词透着一种单纯和紧迫,成为“八十年代”的标签;相对而言,现实、利益、信息、世故、时尚、身体、喧嚣、边缘、多远、失落……等等,则对应着九十年代直至当下的社会状况,显出些许势利和无奈。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时代语境的变迁。的确,在当下这个浮躁喧嚣、为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所裹挟的场域中,充满激情与梦想,执著于理想与爱情的青春记忆被沉重的现实所掩埋。当我们读到了太多或油腔滑调、自我陶醉,或冷嘲热讽、斤斤计较的小说时,我们也不难理解有学者发出“城市文学无青春”的感慨。然而,当我们表述作为命题的“城市文学无青春”,或者在更为学理的层面来讨论这一现象时,我们有必要首先厘清“城市文学”和文学场域中“青春”的概念。
仔细考究,“城市文学”本身应该是一个意旨含混、内容驳杂的概念。在现代文学史上,与之概念相近的大概是“都市文学”,并且是以“上海”作为都市的形象代言的。从1920年代末新感觉派的刘纳鸥、穆时英、施蛰存到19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作家们呈现出一个或光怪陆离、奢靡颓废,或精刮算计、务实重利的都市形象。但是如果我们把“城市文学”定义为“以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为表现对象的文学”,那么京派作家,比如林徽因、凌淑华以及不属于京派,但写北京人、北京故事的张恨水、老舍,他们笔下淳朴舒缓的城市故事和文学风格就与海派完全不同。